1964年深秋,南京紫金山腳下風高葉落。沈醉拉著大衣領子,快步走向一片荒草地。四下無人,他停下腳步,拔開雜草,原本的石碑早已無影,只剩幾塊殘磚。他低聲喃喃:“老戴,我來看你了。”兩分鐘不到,沈醉折身離去,神色如常,同行者竟渾然不知方才發生過什么。就是這一次悄悄的祭拜,讓多年后研究者再度困惑:那個在書里字字血淚控訴軍統暴行的沈醉,為何仍要向昔日“老板”低頭?
1960年3月,被判死刑緩期執行的沈醉成了首批獲特赦的戰犯。消息傳出,臺灣報紙立即發文稱他“必遭清算”,卻沒料到新中國給了他第二次生命。獲釋當晚,他連夜寫下一句話:“余當盡余生之力存史。”次月,他交給公安機關的第一份手稿便是《戴笠其人》。周恩來讀后批注:“直書,不飾。”陳毅只說了一句:“寫真事,別繞彎。”自此,沈醉埋首案前十二載,寫下三百多萬字材料,把軍統的陰影一點點揭開。可每到3月17日——戴笠墜機日,日記里仍會出現一行小字,“今日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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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并非從特赦那天開始,而是早在1932年種下。那年春天,18歲的湖南少年因學潮被逐,輾轉抵達上海法租界。姐夫余樂醒塞給他一張表格:“填了,見見戴處長。”僅僅一個下午,沈醉在杭州警官學校的辦公室里第一次聽到戴笠那句慣用的低聲詢問:“怕不怕死?”少年搖頭。戴笠笑:“好,從今天起你跟我混。”短短幾個月,沈醉從送信跑腿到法租界情報組長,19歲便能自由出入租界巡捕房。飛速晉升伴隨血腥歷練,第一次暗殺,他把竹刀扎進雙面間諜胡繼業體內,事后拿著獎金發愣半宿。一道裂痕就此留在心里,再也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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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午后,重慶陰雨。毛人鳳握著蔣介石親自簽發的電文,滿室焦灼卻無人敢接搜尋任務。三十分鐘的死寂后,沈醉舉手:“我去。”當他在鎮江西郊草坪看到殘骸與尸體時,淋了三天雨的戴笠面目模糊。沈醉守了一夜,把水泥、炭渣倒進墓穴,親手封死棺蓋。他對副官說了一句話:“至少別讓人再戳他。”那一刻,效忠與怨恨糾纏成說不出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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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靠山,沈醉旋即被調往云南。1949年12月在昆明被盧漢扣押時,他仍捧著毛人鳳的新指令準備布置暗殺。審訊記錄里清楚寫著,他對看守嘆道:“一步錯,步步錯。”1956年宣判時,沈醉對控方證據無一否認。他承認自己參與策劃、執行暗殺、屠殺共計二百余件,簽字時只說:“愿以余生贖罪。”在功過簿上,他先寫下了“罪”。八十年代南方某地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展,許多學生第一次看到沈醉用毛筆寫的那段認罪詞:“吾誤國、誤人、誤己,惟望后人以我為鏡。”
那么,那個秋日的偷偷祭拜究竟是什么?沈醉晚年對女兒沈美娟只提過一次:“我是他的刀,他亦是我的造刀人。刀已折,造刀人也該埋土;但刀不能否認那只手曾磨過它。”這句話或可解開部分疑惑。戴笠在他青春時代給了權力、技術與瘋狂,也讓他失去人性。暴露罪行、協助編史是對人民的補償;而那短暫的祭拜,也許只是對自己曾經歲月的一次埋葬。今天再看沈醉留下的幾十本回憶錄,紙頁間仍有血跡般的字句:“人若無信仰,便會拜權力。權力一旦崩塌,剩下的只剩惶恐。”句子并不華麗,卻像冷刃敲擊鐵石,聲音短促而刺耳。
沈醉1979年病逝,享年六十五歲。南京紫金山的那片荒地早已被拓寬的公路覆蓋,來往游人不知道這里曾是軍統魔頭的長眠處,更不知道當年有一位特赦戰犯悄然來過。碑碎、草枯、路新,石塊被碾進黃土。歷史留下的不是石碑,而是無法抹去的檔案紙。沈醉用余生寫下的文字,仍在檔案館靜靜躺著。翻開其中一頁,抬頭寫著時間——“1960年10月”。落款處,他那雋秀的小字透著決絕:“此身已贖,愿天下少生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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