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去世后，有人勸他35歲的妻子改嫁，張越霞：那博古孩子怎么辦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下午三點，延安城的雨點細得像針。機場跑道旁，張越霞抱著六歲的秦鐵，目光死死盯著低沉云層。她聽見螺旋槳的轟鳴一陣又一陣，卻始終不見熟悉的機身。又冷又濕，孩子在懷里發抖，她卻紋絲不動。毛主席沒說話，只讓警衛連著去電西安。半小時后，回電一句“該機未返”。四個字像石頭砸進水里，沒有聲響，卻讓所有人心口發涼。

天黑之前，噩耗傳來——飛往延安的飛機撞毀在黑茶山，機上十七人無人生還。張越霞跪倒在泥地，放聲痛哭。哭聲粗糲，連風都帶著嗚咽。有人伸手去扶，她搖頭，像木偶一樣站起，把淚擦干。第二天，她照舊出現在機關，整理博古遺留的文件。短短一夜，嗓子啞得只剩沙沙氣音。

時間倒回十多年。張越霞，一九〇九年出生在江西一戶中農人家。十四歲那年，她因在課堂上朗讀《婦女解放》而被校方開除。她不服氣，干脆去了上海。靠抄寫賬本糊口，白天寫字，晚上讀《向導》《新青年》。一九二八年，她秘密入黨，隨后被安排到交通站做聯絡。那座小閣樓里，油燈昏暗，墻上釘著一張路線圖——從蘇州河到英租界，每一條弄堂都刻在她腦子里。

“張同志，日子難，總不能餓著。”交通站負責人給她塞來一張介紹信，讓她找張紀恩。張紀恩三十一歲，高個，說話慢。張越霞臨別問他：“還有危險嗎？”張紀恩笑：“危險天天都有，看誰先眨眼。”半年后，兩人成了夫妻。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深夜，巡捕房的槍托砸開房門。張紀恩被五花大綁，張越霞也被拖走。審訊室燈泡晃得眼疼，她裝作聽不懂上海話，只不停念叨“鄉下女人，聽不懂”。敵方一籌莫展，把她關了四個月后放出。出獄那天，她得知年幼的女兒死在孤兒院。那晚，她削短了發辮，對張紀恩道別：“組織需要隱蔽，你我暫分。”語氣平靜，像在說天氣。

一九三七年冬，她被營救出南京看守所，隨后被調往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第一次見博古，是在一間堆滿文件的小屋。博古剛從窯洞里趕來，眼圈熬得通紅，仍耐心聽她匯報。張越霞的口音帶著江南軟調，他卻毫不費力地捕捉要點。兩人辦事處里并肩三月，情愫悄然生根。延安窯洞的簡單婚禮，半截蠟燭、一碗小米粥作見證。彼時他們都相信，前途再險，只要并肩，總能闖過去。

延安整風期間，博古在大禮堂念檢討稿，聲線低沉。夜深，他常獨坐油燈前翻譯《蘇聯經濟概論》。張越霞掃完院子，從身后輕喚：“歇會兒吧。”博古抬頭笑，說：“再看一章。”話音落下，她只能端來一碗鹽開水，放到書頁旁。這樣的夜晚，多得數不清。

抗戰勝利后，博古被任命為憲草審議代表，赴渝。臨行前，他攬著張越霞的肩，只說一句：“事情多，顧不上家，你辛苦。”張越霞笑：“顧家是我的陣地，你放心。”平淡對話，如今想起卻滿是刀口。

噩耗之后，張越霞不過三十五歲。機關里的同志勸她改嫁，“你還年輕，生活得繼續”。她聽完，只拋出一句話：“那博古的孩子怎么辦？”聲音依然沙啞。圍觀者一時語塞，再無人開口。

解放后，她向中央遞交申請：尋找并撫養博古所有子女。散落在江西、上海、延安的孩子們陸續來到北京小羊圈胡同那座灰墻舊院。門口總掛一串風鈴，冬天風大，叮當一夜不停。六個孩子，年齡差八歲，口味不同，脾氣各異。張越霞定下規矩：早飯一律高粱米配咸菜，晚飯可以加菜，但每周只能有一次肉。孩子們不懂，她輕輕拍桌：“先吃飽再想別的。”

有人質疑她養不起六個半大娃。她私下把唯一的一條玉鐲賣了，換回一沓糧票。夜里數票根數到手抖，卻從不在人前示弱。秦吉瑪十五歲時叛逆，摔門吼道：“我不認識什么革命家！”張越霞沒追，只在屋里自言：“要是你父親在，該怎么管你？”聲音低，卻被女孩聽得一清二楚，淚水當場決堤。

六個孩子成年后，各有去處。秦鐵參軍，后來在裝甲兵學院做教官；秦吉瑪留校任教，業余寫散文。提到母親，他們口徑出奇一致：“她眼神里總帶股倔勁，像釘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張越霞因心肌梗塞倒在北醫三院急救室門口。意識模糊時，她攥著護士袖口喃喃：“飛機……黑茶山……”隨后再無聲息。送別那天，北京細雨，和三十三年前如出一轍。孩子們把她骨灰盒擺在靈車前座，車窗沒關。風吹過，鈴聲輕響，像有人在低聲說話，卻聽不清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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