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萬塊,抱一下,概不退款!”平頂山那幾條老街上,這話傳得比廣場舞神曲還快,連賣烤紅薯的大爺都能繪聲繪色地復述一遍。聽著像脫口秀演員編的包袱,自帶荒誕喜劇效果,可對萬先生來說,這是實打實從銀行卡里劃走的“真金白銀”——那天他揣著剛取的現(xiàn)金,手都攥出了汗,換回來的擁抱連三秒鐘都不到,后來婚事黃了想討錢,對方卻翻了臉。法院窗口的工作人員接過他的訴狀,低頭在案由欄里一筆一劃寫“婚約財產糾紛”,字里行間透著公事公辦的嚴肅。可這事兒傳到街坊鄰里耳朵里,立馬變了味,退休大媽們搬著小馬扎在樹蔭下聊,給萬先生起了個“追債新郎”的外號,還得加個括號備注“追三萬塊擁抱費的”。大伙聊的時候都忍不住笑,笑完又皺著眉嘀咕:“現(xiàn)在彩禮都卷到十八萬八了,有的人家還得配車配房,怎么偏偏這萬先生,為三萬塊的‘儀式感’鬧到對簿公堂?”其實沒人知道,萬先生那三萬塊是他跑了一個月滴滴,每天凌晨才回家攢下的辛苦錢。
這撕破臉的戲碼,表面看是為了那三萬塊錢,可往深了扒,根兒上還是“人不夠分”鬧的。豫東的媒人老趙,在這行混了二十年,人稱“撮合界活字典”,誰家有未婚男女,他腦子里都有本賬。他靠一張巧嘴吃飯,撮合成一對新人,就能從彩禮里抽十個點的傭金,用他的話說:“彩禮就是我的業(yè)績KPI,行情越瘋,我錢包越鼓。”有回在茶館里,老趙捧著保溫杯,抿了口里面泡的枸杞,說起彩禮漲價的事兒毫不避諱:“你去村里轉轉就知道,現(xiàn)在是男方多女方少,一家姑娘百家求,門檻都能被踏破。去年有個姑娘剛從東莞打工回來,第二天就有七個小伙子上門相親,有的帶煙酒,有的直接拎著現(xiàn)金,價碼能不往上飄嗎?”他說的不是空話,省統(tǒng)計局那串冷冰冰的數(shù)字——25到34歲男性比女性多89萬——落到具體的村子里,就變成了無比鮮活的場景:村東頭的李家姑娘剛到家,行李還沒 unpack,媒婆就帶著小伙子堵在了門口;村西頭的王家,兒子三十歲還沒對象,老兩口急得頭發(fā)都白了,見人就問“有沒有合適的姑娘介紹”。最經典的要數(shù)丈母娘們的“靈魂拷問”,有回隔壁村的小張去相親,女方媽媽拉著他問彩禮,小張說“十五萬,我爸媽已經湊得差不多了”,對方媽媽立馬沉了臉:“隔壁村老陳家女婿,給了二十萬還加一輛車,你這十五萬,是覺得我閨女不值錢,還是你們家沒誠意?”這話問得小張臉都紅了,半天說不出話。其實誰都清楚,這丈母娘的底氣不是來自女兒多優(yōu)秀——那姑娘初中畢業(yè),沒什么穩(wěn)定工作——純粹是性別稀缺給的“硬氣”,畢竟“物以稀為貴”的道理,在婚姻市場上比在哪兒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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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稀缺這根“導火索”,直接把本該講感情的婚姻,變成了一場赤裸裸的公開競拍。以前結婚,彩禮無非是“三金”——金項鏈、金戒指、金耳環(huán),圖個吉利。可現(xiàn)在不一樣了,花樣越來越多,改口費、下車費、進門費、梳頭費……光聽名字都讓人眼花繚亂,比電商平臺的“滿減套路”還復雜,每一項都像競拍時彈出的“加價提醒”,少一項都顯得沒誠意。有個小伙子吐槽,他去相親時,女方列的“彩禮清單”比他的工作周報還詳細,光“儀式類費用”就有五項,最后算下來,比他三年的工資還多。平頂山司法局的工作人員統(tǒng)計過,去年一年就接了231起和彩禮相關的訴訟,九成以上的案子都繞不開同一個劇情:彩禮給了,酒席也訂了,臨到領證前雙方鬧掰了,男方要退錢,女方不愿意,最后只能鬧到法院。負責這類案子的王法官,都快練成“彩禮糾紛專家”了,他說:“按照法律規(guī)定,沒領證的情況下,彩禮原則上應該退。可執(zhí)行起來比登天還難——那筆錢早被女方家花得七七八八了,有的買了新車,掛的還是女方弟弟的名字;有的用來裝修婚房,可婚房是女方父母的老房子;更有甚者,直接給兒子湊了婚房首付。你總不能把車拆了、把墻扒了還錢吧?”萬先生這案子更特殊,他那三萬塊的“擁抱費”,在以往的判例里都沒出現(xiàn)過,算是個“新詞”。他找律師咨詢時,律師翻遍了相關法條,最后攤開手無奈地說:“這玩意兒于法無據(jù),既不算正式彩禮,也不算贈與,只能往‘借婚姻索取財物’的大筐里扔,最后能要回多少,全看法院怎么酌定,運氣成分得占一半。”萬先生聽完,蹲在律師事務所門口抽了半包煙,越想越覺得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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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著彩禮越漲越瘋,也不是沒人想給這股歪風踩剎車。魯山縣的紅白理事會,都是些退休的老干部、老黨員,看著村里彩禮攀比成風,急得睡不著覺,去年終于搞了個大動作——貼出了全縣第一張“彩禮限高榜”。榜單一貼在村口的公告欄上,立馬圍滿了人,上面寫得明明白白:彩禮超過六萬的,酒席超過二十桌的,名字直接登榜公示,村里的大喇叭還得每天早中晚循環(huán)播報三天“光榮事跡”,讓全村人都知道誰家“超標”了。剛開始效果還真不錯,有戶人家本來準備給十八萬彩禮,一看這規(guī)定,偷偷降到了五萬八,酒席也從三十桌減到了十八桌。可這效果沒撐過三個月,就露出了破綻——這招就像用手掌攔洪水,表面上擋住了,水卻從指縫里流走了。上游的性別比失衡、城鄉(xiāng)就業(yè)差距、農村養(yǎng)老焦慮這些根兒上的問題沒解決,光靠一個“限高榜”根本管不住。媒人們腦子轉得快,轉眼就想出了對策,跟男方說:“六萬是明面上的‘政策價’,必須得遵守,不然要上公告欄的。但私下里,你得給‘恩養(yǎng)費’,感謝女方父母把閨女養(yǎng)大;再給‘關懷費’,算是給女方買營養(yǎng)品的,這些都是長輩的心意,不算彩禮,沒人管。”有回紅白理事會的李大爺,撞見媒人跟男方說這話,上去理論,媒人卻嬉皮笑臉地說:“李大爺,我們這是靈活變通,總不能讓人家小伙子因為六萬塊娶不上媳婦吧?”李大爺氣得吹胡子瞪眼,卻沒轍,只能嘆著氣跟其他大爺說:“這面子工程堵不住里子的窟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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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錢要不回來更傷人的,是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心理傷口,像蚊子叮的包,看著小,卻能癢到心里去。鄭州心理援助熱線的接線員小周,對此深有體會,她值夜班的時候,經常接到彩禮糾紛的求助電話。她做過統(tǒng)計,因彩禮鬧矛盾打來的電話,六成都是半夜一兩點打的,那時候整個城市都睡了,只有求助者還睜著眼睛翻來覆去。電話接通后,對方往往先沉默幾秒,然后突然爆發(fā),開口就罵自己“沒本事”“掙不到大錢”,罵完自己又罵對方“騙子”“借結婚騙彩禮”,語氣里全是委屈和憤怒。有個小伙子,跟女朋友談了三年,為了湊二十萬彩禮,父母把養(yǎng)老錢都拿出來了,還跟親戚借了五萬,結果臨結婚前女方說要加五萬“上車費”,加不出來就不結婚,婚事黃了彩禮也沒要回來。他半夜給熱線打電話,哭著說:“我爸媽現(xiàn)在天天唉聲嘆氣,親戚還催著還錢,我覺得自己就是個廢物。”掛電話前,他哽咽著問小周:“我以后還敢相信別人嗎?還敢談戀愛結婚嗎?”小周所在的心理工作室,給這種狀態(tài)起了個名字——“婚姻PTSD”,不是真的上過戰(zhàn)場,卻在談婚論嫁的過程中經歷了“硝煙彌漫”。你想想,一場戀愛談下來,介紹人天天催著問“彩禮湊得怎么樣了”,像項目總監(jiān)追進度;親戚們圍著你打聽“對方家境如何”“有沒有兄弟”,像風控專員查風險;父母更是把算盤打得噼啪響,算彩禮夠不夠養(yǎng)老,算嫁妝能不能撐面子,把本該走心的感情,變成了一場冷冰冰的“盡職調查”。這樣折騰下來,誰還敢輕易掏出真心?有個姑娘跟小周說,她現(xiàn)在相親,一聽到“彩禮”兩個字就渾身難受,總覺得對方不是在跟她談戀愛,是在“采購”一個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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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光是萬先生在較真,法律、行政、心理等多條線都在想辦法給彩禮降溫。法院在判案時,會盡量照顧男方的權益,遇到彩禮數(shù)額過大的情況,會要求女方多退一些;各地的紅白理事會也紛紛出臺“限高令”,有的規(guī)定彩禮不超過五萬,有的要求酒席不超過十五桌;心理機構還專門開設了“彩禮糾紛疏導課”,幫那些受傷害的人走出陰影。可折騰來折騰去,效果總是差強人意,因為真正能讓彩禮算盤停下來的,不是規(guī)定也不是法律,是人們腦子里那根“舊弦”。江西贛州就搞過一場轟轟烈烈的“零彩禮”集體婚禮,三十對新人穿著統(tǒng)一的禮服,對著政府發(fā)的倡議書簽字,上面寫著“自愿放棄彩禮,以愛情為基礎組建家庭”。現(xiàn)場敲鑼打鼓,領導還親自給新人頒證書,媒體也來了不少,拍了好多感人的照片。可臺下的婆婆們卻不買賬,湊在一起竊竊私語,聲音壓得很低卻能聽清:“一分錢不花娶來的媳婦,能真心跟兒子過日子嗎?能好好伺候我們老兩口嗎?”有個婆婆說得更直接:“我當年嫁過來的時候,我婆婆給了我三金,現(xiàn)在我兒媳婦一分錢不要,我總覺得不踏實,像撿了個便宜,保不準哪天就跑了。”果不其然,集體婚禮結束第二天,隔壁村就有個姑娘出嫁,彩禮照樣給了二十萬,男方家還主動加了三萬“首飾費”,沒人覺得這有什么不對,反而說“這樣才風光,姑娘才有面子”。你看,只要“娶媳婦是為了找人傳宗接代、伺候老人”的老觀念不變,只要“養(yǎng)女兒二十年,最后成了別人家的人,得靠彩禮補‘虧本’”的小算盤還在打,彩禮就總能換個新馬甲卷土重來。今天叫“擁抱費”,明天就能叫“牽手費”“改口費2.0升級版”,后天可能又冒出個“新房入住費”,反正總有新名目等著你掏錢,本質上還是換湯不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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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先生的案子,法院說要等三個月才開庭,這段時間里,他沒敢閑著,白天照樣開著他那輛貼滿貼紙的滴滴車滿城跑,乘客問起他臉上的疲憊,他就說“最近活兒多”,其實是想多攢點訴訟費。到了夜里,他回到出租屋,泡一碗泡面當晚飯,然后打開電腦登錄法律論壇,把自己的昵稱改成了“彩禮受害者003”——他在論壇里認識了兩個跟他有類似經歷的人,一個被“下車費”坑了兩萬,一個被“裝修補貼”騙了五萬,三個人建了個微信群,每天互相打氣,分享收集證據(jù)的技巧。論壇里的評論五花八門,有人罵他“摳門,三萬塊都舍不得,難怪娶不到媳婦”,說得很難聽;也有人偷偷私信他,說自己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問他“證據(jù)怎么收集”“找哪個律師靠譜”,字里行間透著無助。萬先生都會一一回復,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訴對方,他說:“我不是非要那三萬塊,我就是想討個說法,不想讓更多人跟我一樣被騙。”電腦屏幕的光打在他臉上,忽明忽暗,像給這場荒誕的鬧劇留了一盞小燈。這盞燈照見的,從來不是那微不足道的三萬塊錢,而是那89萬找不到結婚對象的男性——他們有的在工地搬磚攢彩禮,有的因為湊不夠錢被父母催得抬不起頭;也照見了同等數(shù)量被明碼標價的女性——她們有的被迫接受高額彩禮,有的因為彩禮談不攏和相愛的人分手。其實所有人都在等一個答案:什么時候我們能真正明白,婚姻不是“男方給女方補差價”,也不是“女方給父母掙養(yǎng)老金”,而是兩個成年人,帶著真心和誠意,找個同伴一起過日子,一起面對柴米油鹽,一起抵御生活的風浪。到那時候,萬先生電腦屏幕上的那盞燈,才能真正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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