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為何在官場上總是麻煩不斷？說白了就是他不收禮，也不送禮

左宗棠之所以被后人尊敬，除了他收復新疆之大功外，他本人為官清廉也是重要的加分項。作為中興名臣、權勢赫赫的封疆大吏，左宗棠一生受理學熏陶尤深，在錢財方面除了俸祿，其他一概不受。

左宗棠任陜甘總督時，一直兼任“茶馬使”一職，這個職務是全國總督中的獨一份。和其他兼職不同，茶馬使是有固定薪俸和別敬的。左宗棠在任的十年中，盡管也支取了這筆薪金，但從來沒有使用過，也沒有查看過。

光緒七年，左宗棠卸任陜甘總督要離開蘭州時，他命人將存銀的倉庫打開，從第一天到最后那天支取，總共是三十萬兩銀子，按照官場慣例，這筆銀子屬于左宗棠的私人財產，完全可以帶走。但是左宗棠清點之后，統統交給了繼任總督楊昌浚，并叮囑他“到了急需銀兩的時候，可以動用此款”。

后來督建蘭州的黃河鐵橋時，用的就是這筆款子。當時的報紙將其稱為“左氏基金”，稱最早的蘭州黃河鐵橋為“左公橋”。

左宗棠在陜甘總督任內，給當地辦了不少的公益事業，修路架橋、修建書院等等。其中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提。

光緒三年，左宗棠在蘭州外城的西北修建了一座貢院，在院外包筑了一段長240丈的外城。同時又整修原有的外城，城根寬一丈數尺，深一丈余，城高三丈三尺，頂寬八尺多。

這一工程用工170多萬，耗時一年，由11個防營士兵合力建成，預計估價13萬兩銀子。由于是士兵負責修建的，實際上只用了2萬多兩銀子用于購買原材料。

如此便宜的工程報到工部之后，卻被駁回了。理由是朝廷有定制，修建城垣必須按照工部規定的價格，規定的做法，然后才能按照正常程序報銷。

工部要求左宗棠重新提交工程造價單，也就是讓他偽造一個清單。如果滿足了工部的要求，無論多貴也能報銷。工部之所以這樣做，其本質就是要從中貪污工程款。但是左宗棠不愿意造假，一怒之下由自己來出這筆款項。

左宗棠獨樹一幟的清廉作風實在是與晚清官場格格不入，這也給他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光緒七年，左宗棠奉旨入京時，就被崇文門的稅吏擋在了門外。崇文門是官吏、百姓、貨物入京繳納稅銀的門關，門吏要收入門錢。

只要是在地方任職期滿后返京的高級官員，在城門口都要繳納一筆銀兩，具體繳多少，要視具體的崗位而定。優差肥差的外官甚至要交上數萬兩。

左宗棠是陜甘總督，按照當時的定價他要繳納四萬兩銀子，左宗棠不肯支付，并稱他是奉旨前來北京，要是見皇帝也要付錢，那么這筆錢就應該由朝廷來出，他自己是堅決不會給的。

雙方相持不下，左宗棠在城外滯留數日，才得奉準入城，最終也沒有付門費。進城的第二天，正巧慈禧太后生病，由慈安太后召見。因過于激動，左宗棠流下了眼淚，慈安問他為何落淚，他說自己的眼睛原來就不好，在旅途中遭風沙的吹打。

慈安問他可有辦法防治，左宗棠說通常要戴眼鏡，當他掏出眼鏡時卻不慎落在地上打碎了。慈安命太監將咸豐皇帝用過的一副眼鏡取來，賜予左宗棠。

左宗棠受此恩賞，一下子轟動了朝廷，有羨慕的也有嫉妒的，也有趁機勒索的。一個太監就向左宗棠索要賞錢，而且左宗棠此時又入值軍機處，在總理衙門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務。

在京師，這樣的高級官員任命照例都是由太監來傳旨的，而接旨之人也要賞一大筆銀子給太監。左宗棠這點數還是有的，他當即賞給太監一百兩銀子，太監嫌少，后來又繼續賞了五十兩。

太監繼續詢問到咸豐皇帝的眼鏡一事，說這是天大的恩榮，繼續索要銀兩。左宗棠對此非常憤怒，沒有給他。后來他和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談到此事，曾紀澤說左宗棠此事欠妥，銀子還是要給的。可是太監竟然索取二萬兩，后來還是恭親王出面說和調解，左宗棠很不情愿地給了八千兩銀子了事。

左宗棠不但自己為官清廉，也嚴格教育后代不可沾染官場習氣，講少爺排場。

光緒五年底，他聽聞四子孝同要到西北省親，就寫信囑咐兒子住到蘭州總督府衙，只許用一個廚子、一個打雜、一個水火夫，除此之外不能再多用人，要注意簡樸節約，也不要外出應酬。

同治九年，左宗棠的原配夫人周氏去世后，長子孝威的身體很差，去西北探親時，由次子孝寬當家。次年孝寬便加蓋了司馬橋舊居后棟，左宗棠知道后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左宗棠位列封疆二十余年，每年的俸祿多達數萬兩，但是他卻不愿用這些銀子為兒孫添置產業，他認為子弟欲有所成就，必須經歷磨練，所以他把自己的俸銀都用于公益事業了。

近代對左宗棠有深入研究的學者秦翰才對左公之清廉作了一個概括：

“文襄公是一個清廉的人，一介不取，一塵不染，布衣素食，過著他淡泊的生活。所以雖經費支拙萬分，時鬧饑荒，而仍能號召朋僚部屬，收群策群力、一心一德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