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期間，為何大力推行蠶桑業？

清末新疆建省中的工藝振興與治理轉型

清代新疆工藝發展史，是國家治理與多民族技術互鑒的交融歷程。至遲到漢唐時期，西域已形成特色紡織、攻玉及金屬加工技藝。清代通過官營生產與民間技藝的協同，構建了多元工藝形態，為1884年建省后的工藝振興奠定基礎，其制度效能彰顯了中央政權對邊疆經濟的整合能力。

漢唐以來的多元化技術體系延續

新疆地區的工藝傳統至少可追溯至漢唐時期，文獻記載揭示了多元化的技術體系。《漢書》載龜茲（今庫車、拜城等地）以冶鑄聞名，“能鑄冶，有鉛”，其銅器制作技藝精湛，紋飾精美。《漢書·西域傳》所稱“婼羌自作兵，有弓矛服刀劍甲”的兵器制造傳統，一直延續至清。于闐（今和田）以攻玉技術著稱，貢品中的圭枕、珂珮、帶胯等玉器“窮極巧智”。《唐書》更稱其“俗機巧，工紡織”，印證玉石工藝與紡織技術的雙重繁榮。高昌（今吐魯番）的“繡文胡錦、花蕊布”、龜茲琵琶與箜篌制作技藝，共同構成“工巧著聞于時”的古代手工業圖譜。

清朝統一新疆后，工藝發展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呈現出官營礦冶與民間技藝并興的格局。

清·彩色樹皮紋瑪什魯布 故宮博物院藏“瑪什魯布”是新疆地區織造的經起絨織物，經線用染色蠶絲，緯線用棉紗，織品常用作炕褥。

乾嘉之際，在伊犁將軍明瑞、舒赫德等人的主導下，清廷建立官營礦冶體系，設立鉛、金、鐵、銅、煤五大官辦廠礦，推行官為監督、兵民共采的模式。以孚遠水西溝（今吉木薩爾縣）為例，商人崔占元創辦鐵廠推動冶鐵業規模化發展，形成居民數千家，“斧斤之聲，聞于十里”的“工業”聚落。南疆工藝延續漢唐傳統，拜城銅業居全疆之冠。卻爾噶山所產之銅，色澤蒼翠，“柔潤如脂”，素稱上品。庫車更是融合革工與銅冶技術，所制鞍鐙“最稱精良”。因南疆陶業不興，“無論貧富，悉用銅器代之”，形成銅器消費市場。紡織業方面，和闐、洛浦、于闐所產“尺子布”潔白綿密，而吐魯番棉產尤盛。根據蕭雄《西疆雜述詩》注中所載，林則徐推廣中原紡車技術，“教民制紡車，學織布”，民間譽稱“林公車”。這種以軍政主導的開發模式，為1884年建省后的實業振興政策奠定了制度基礎。

清末新疆建省后的工藝振興

清末新疆建省意義重大，清政府通過推行州縣制度，實現了對新疆地區的行政一體化治理，為新疆工藝體系的創新與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行政一體化推動工藝發展

新疆建省（1884年）后，清廷通過構建一體化行政體系推動工藝發展，其創新舉措為系統設立專業局務機構。諸如蠶桑局、工藝局、習藝所等機構相繼成立，新政期間還涌現出若干官商合辦企業。這些局所因時制宜，時有增設、裁并或重組，在不同階段承擔著相應的社會職能，為建省期間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物質支撐。總體而言，清末新疆所設各類局務機構主要發揮兩方面作用：其一，戰后重建，通過統一調度資源、集中人力物力，恢復因西北戰亂而受損的行政機構及地方社會秩序；其二，開辟軍需餉源及籌措戰后賠款，以緩解地方財政壓力。

1910年，烏魯木齊商業街市 莫理循攝

例如，左宗棠在擔任陜甘總督并督辦新疆軍務期間，曾將蠶桑業列為惠民要政，大力倡導推行。新疆天山以南氣候適宜，民風勤儉，具備發展蠶桑業的良好條件。左宗棠駐節哈密時，主管蠶桑局的祝應壽展示了吐魯番、庫車等地所產蠶絲“色潔質韌，不減川絲”，織成綢緞的品質與內地相當。因此，左宗棠在疏勒城設立蠶桑總局，并招募江浙工匠四十余人，教授當地百姓全套蠶桑技藝。

此前，左宗棠麾下劉錦棠從浙江招募司事與工匠，在阿克蘇設立蠶織總局，并在阿克蘇、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喀什噶爾、庫車等處設立分局。各局配置司事及工匠，分工教授技藝。同年，司事黃憲儀率十三名浙匠抵達吐魯番，同知楊大年在葡萄溝設立蠶桑分局，號召各族民眾學習蠶桑技術。隨著蠶桑推廣，繭產量大增，但原有工匠技術難以滿足需求。光緒十一年（1885），阿克蘇總局派遣機匠及學徒十人赴吐魯番協助設立機行。光緒十四年（1888），商民任永升承辦蠶桑局，自此改為官督商辦。

光緒三十二年（1906），迪化、和闐等地設立織造局及蠶桑學堂。次年（1907），布政使王樹枬派遣浙江人趙貴華考察南疆蠶桑。趙貴華提出八條建議，涵蓋機構設置、產地規劃、桑樹栽培、蠶種選育、工具改良、繅絲規范、工藝提升及效率管理。他指出，南疆蠶桑業發展存在區域不平衡，西四城（莎車、葉城、皮山、和闐）條件優于東四城，尤以莎車地處要沖，宜設總局以統籌推廣。具體措施包括：遣員赴杭州蠶學館引進優質蠶種，經俄鐵路轉運至喀什；補充東南地區先進蠶具與模型以仿制推廣；教導農戶規范選繭，統一品質；以精品絲外銷維護價格與蠶農利益；確立“蠶桑為本、紡織為末”的產業原則，優先擴大原料生產，開放民間銷售，允許商戶自立牌號設莊經營；同時改良織造工藝，仿制紡綢、羅絹等新品，翻新花樣。

至宣統元年（1909），南疆蠶桑業再度興盛。和闐、洛浦、于闐、皮山四邑織戶達1200余家，和闐桑樹超200萬株，年銷英俄繭27萬斤（約值銀7萬余兩）、絲8萬斤（約值銀1.22萬兩）。和闐所產“夏夷綢”年超3萬匹，供本地消費。莎車、葉城分別產繭絲3萬斤與10萬余斤，皮山木吉等村“家家事蠶桑，桑蔭遍野”，較光緒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產量增至五倍以上，土繭出口達32.3萬斤，英、俄商人爭相購買。除南疆、東疆外，蠶桑業逐漸擴展至天山以北，形成“栽秧購種，轉相傳習”的推廣態勢。

——工藝振興的制度演進與技術革新

左宗棠在恢復新疆經濟生產及處理善后事務過程中，積極引入洋務舉措，有效推動了近代工業在新疆的建立與發展，令當地生產關系產生深刻變革。他尤其重視機器工業的制造與儲備，曾指令：“設局制造器械，以廣儲積，為經久計。”這一舉措標志著新疆手工業向機械化生產轉型的開端。

清·白地織金胡桃紋錦 故宮博物院藏這件織物由三組經線與三組緯線分別進行交織，在純白色地紋上顯現純黑色卷藤紋，串枝織金胡桃，是新疆地區著名的“回回金錦”。

新疆建省后，與內地的經濟文化聯系日益密切，源自關內的機械技術得以在疆仿制推廣。為配合新政實施，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廷通令各省設立習藝所。新疆受財力所限，僅在迪化與疏勒分設兩所，后于溫宿增設第三所。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諭令長庚、升允、曹鴻勛、聯魁等根據地方實情在陜、甘、新三省興辦工藝局。新疆遂于迪化、和闐等地設立工藝局、工藝會、勸工所等機構，招收無業民眾學習技藝，并根據地方需求組織生產。此類機構通過“分科教習”模式，系統傳授攻金、制革、氈毯等工藝技能，將技能傳授與資源開發相結合。

迪化工藝局初設時規模有限，工匠技藝粗糙，產品多不合規格。隨著新疆與英俄貿易增長，洋貨充斥市場，本地工藝產品競爭力薄弱。為此當局派遣專員赴俄德考察工藝，延聘技師、購置設備，“革新舊制，拓地建廠”，開始生產石油、石蠟、火柴等新型工業品。這種引進西藝、革新生產技術的實踐，對新疆工藝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

為維護利權，在振興工藝的同時，新疆省積極探索經營體制創新，形成官辦主導、官商合營與民間商辦并行的多元格局。例如，伊犁將軍長庚慮利源外溢，奏請設立官辦機構，創辦皮毛公司及制革有限公司。光緒三十二年（1906），寧遠皮毛公司成立，產品出口外銷。光緒三十四年（1908），甘肅新疆巡撫聯魁奏請“酌定章程大綱十二款，子目五十五條”，用以規范全疆工藝機構運作，旨在構建制度框架以維護本土工藝利權。至宣統二年（1910），新疆已設立藝徒學堂教授工藝，并在各地分設工藝局廠。同時依托“官民荒地圖冊”，配套建立農林試驗場、水利公司等機構，形成工農互補的產業體系。

《軍機處檔摺件》聯魁奏《奏陳新省籌辦農林工藝情形》（1910）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隨著工藝局所與試驗場陸續設立，“全疆工藝日異月新”，生產水平顯著提升。官辦工藝局運用機器生產的皮革等系列產品，其成品質量精良，銷路通暢。在發展洋務與推行新政過程中，地方官員招募工匠實行以工代賑，支付工錢并傳授技藝，促使傳統人身依附關系向雇傭勞動轉化。這一新型生產關系的形成，成為推動新疆近代化進程的關鍵動力。

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通過工藝技術的發展脈絡清晰呈現。自漢唐時期，龜茲冶鑄、于闐攻玉、高昌紡織等技藝已形成多元技術體系，展現了早期各民族間的技術交流。清代將新疆工藝納入國家治理體系，通過官營礦冶與民間技藝并行的模式，促進了更深層次的技術互動。新疆建省后，清政府通過設立蠶桑局、工藝局等專業機構，構建了多民族協作的工藝管理體系。左宗棠、劉錦棠等官員招募江浙工匠赴疆傳授技術，推動了內地與新疆的技藝融合。南疆蠶桑業的推廣尤為典型，浙江工匠教授各族民眾全套蠶桑技藝，形成了跨地域的技術傳承網絡。習藝所對招收的各族學員“分科教習”，迪化工藝局延聘俄、德技師，形成了多元技術交流平臺。這一時期的技術傳播與產業協作，不僅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更深化了各民族間的相互依存關系。至宣統元年（1909），和闐等地織戶達1200余家，年產“夏夷綢”3萬余匹，產品遠銷英俄。

在中央行政一體化治理框架下，新疆手工業的繁榮發展彰顯了跨民族協作機制的有效性，為新疆近代社會轉型提供了關鍵動力，有效印證了中央政權邊疆治理中制度協同與文化整合的成功實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