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玉門關地望新探——基于歷史文獻與考古遺存互證（上）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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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根據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的記載，結合年代測定、考古發現和遙感影像資料，通過空間分析，作者認為唐玉門關和墨離軍駐地應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樂故城，即今瓜州縣“六工古城”遺址。這里是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是西域出入口的重要關卡，亦即北魏時期新開伊吾道的起首。唐代玉門關地處疏勒河和榆林河下游洪積沖積扇緣的古綠洲，地貌和水資源等地理環境因素是制約關城選址的基礎條件，而政治、軍事等人文地理因素則是決定玉門關時空變遷的關鍵。

關鍵詞：玉門關；墨離軍；“六工古城”；以地證史；絲綢之路；河西走廊

一、問題的提出

玉門關及其所在鎮戍，是絲綢之路具有樞紐性功能、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關隘之一。因幾經變遷，玉門關已成為一個“地域”概念或泛指某一地域空間。敦煌市西北90公里處的漢玉門關，始置于漢武帝開通西域道路、設置河西四郡之時，是漢代重要的軍事關隘和絲路交通要道。根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玉門關與另一著名關隘——陽關，均位于敦煌郡龍勒縣境，皆為都尉治所，為重要的屯兵之地。漢代以后，玉門關東遷到今甘肅省敦煌市以東的瓜州縣境內，這已成為考古、歷史地理學界的共識，但其遷置地望和具體遺址眾說紛紜。

關于唐玉門關地理位置的最早推斷，始于晚清陶保廉。他在《辛卯侍行記》卷5中，將唐玉門關的大致范圍定在今甘肅省瓜州縣雙塔堡遺址（陶保廉誤認為瓜州治所晉昌縣遺址）以東、窟窿河（略當今兔葫蘆河）以西。受其影響，20世紀40年代，夏鼐、向達率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在河西走廊進行考古調查，亦認為唐玉門關在雙塔堡附近。1943年，勞干在其《兩關遺址考》一文中，認為確定唐玉門關的位置，必須先明確唐瓜州地望所在。他指出瓜州只有苦峪城（即今甘肅省瓜州縣鎖陽城）相符，唐初玉門關應在其正北50里的破城子（地在今甘肅省瓜州縣小宛）。自此而始，唐玉門關的地理位置和具體遺址在何處，一直是國內史學界和考古界非常關注并不斷探索的熱點問題。目前，唐玉門關在雙塔堡、瓜州西北50里左右葫蘆河上、馬圈村、鎖陽城、踏實古城諸說相繼而起（表1），其中雙塔堡說流布較廣。本文認為，上述諸說并沒有真正確定唐玉門關遺址，問題尚未得到完滿解決，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二、隋玉門關的地理位置

關塞或關隘具有軍事防御、內部治安以及關稅征收等多種功能，在中國政治、軍事與經濟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建設多與交通網的形成同步。在唐玉門關地理位置研究中，隋玉門關的地理位置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關鍵問題。

（一）晉昌郡和宜禾縣（常樂縣）

河西走廊設置郡縣之前，居民主要從事畜牧業，只有少量的農業。《漢書·地理志下》記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漢武帝置河西四郡后，多次“徙民以實之”，并“開田官”，大力推廣農業，因而人口不斷增加。漢武帝開發河西走廊后，為防止匈奴侵擾，遂“列四郡，居兩關”。《漢書·西域傳》記載“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為元封四年（前107），所置玉門關在敦煌西北，扼控絲綢之路的中、北道，西至鹽澤（羅布泊），北達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接陽關（今甘肅敦煌南湖），對開發西域曾起過重要作用。《后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建武二十七年（51）乃“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但到元初六年（119），仍有閉玉門關之議，《后漢書·西域傳》記載：“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后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關、陽關，以絕其患。”因此，東漢之時，“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玉門關也隨之或關或閉。

西晉時期，中原地區群雄角逐，人民流離失所，大批田畝荒蕪，河西地區亦莫能外。及前涼張氏統治河西，走廊人口始得到增長，這主要是大規模徙民的結果。如西晉末年，中原和關中地區戰亂不已，涼州相對穩定，一部分流民便避難奔往河西走廊。關于當時敦煌郡的移民屯田情況，《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云：“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余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戶。”由于人口增多，元康五年（295）從敦煌、酒泉兩郡分治晉昌郡，《晉書·地理上》記載：“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別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為晉昌郡。”《通典》卷174瓜州條亦有記載：“苻堅徙江漢之人萬余戶于敦煌，中州人有田疇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戶。涼武昭王遂以南人置會稽郡，以中州人置廣夏郡。后周因舊名置晉昌郡。”

根據上述典籍記載，可得到兩條重要歷史地理信息。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河西走廊西段只有“晉昌郡”，而無“晉昌縣”；二是由于未明確晉昌郡治所在，因此按“郡治首縣”原則或敘述排列的次序（先近后遠），可推測宜禾縣（今甘肅省瓜州縣六工古城）為晉昌郡郡治所在（圖1）。顧祖禹即持此說，《讀史方輿紀要》卷64記載：“宜禾城，在廢瓜州東（西）北百二十里。漢廣至縣有昆侖障，為宜禾都尉治。后漢因之。三國魏析置宜禾縣，屬敦煌郡。晉因之。惠帝元康五年，改置晉昌郡。”

魏晉至南北朝期間，絲綢之路的發展變化除表現在舊道完善和交通網進一步形成上，更重要的是絲綢之路新北道的出現。一般認為，敦煌至伊吾的交通為“伊南道”，晉昌至伊吾為“伊東道”（因通過莫賀延八百里大戈壁，道路難走，故稱“莫賀延磧道”）。關于“伊東道”或“莫賀延磧道”的出現和使用時間，即“伊吾路”的開辟，多以明帝永平十六年（73）為濫觴。但由于從東漢與匈奴爭伊吾，到北魏與柔然爭伊吾，其間五百年，伊吾路一直為北方少數民族所控扼，爭戰頻仍，很難作為一條固定的中西交通要道，故未出現過以“伊吾”為名的道路。傳世典籍出現以“伊吾”為名的道路，則是北魏收復伊吾以后的事。《北史·高昌傳》對此有明確記載：“延昌中，以（麴）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此段記載說明“伊吾路”在北魏延昌年間（512—515）業已開通。

根據《隋書·薛世雄傳》記載，“伊吾路”又稱“玉門道”，早在大業六年（610）即已存在。因此，《隋書·高祖紀》仁壽四年（604）“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和《隋書·吐谷渾傳》，“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令統余眾”，所述“玉門關”及“玉門道”、“玉門”，無疑指東遷敦煌以東的隋玉門關及其所在鎮戍。向達在《兩關雜考》一文中指出：“此處玉門以西以及屯玉門、陽關諸語中之玉門，皆當指玉門關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東。而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以及玉門大護軍營屯戍之所，亦當求之于唐代瓜州境內，而不盡如靜安先生所云在敦煌西北之玉門關。玉門關之東徙，或者即在典午末葉，五涼鼎盛，伊吾路開通之際，亦未可知也。”另據《舊唐書·地理志》記載：“常樂，漢廣至縣，屬敦煌郡。魏分廣至置宜禾縣。李暠于此置涼興郡。隋廢，置常樂鎮。武德五年，改鎮為縣。”由此可知，西涼之涼興郡置于原曹魏宜禾縣城，至隋唐改宜禾縣為常樂縣。《隋書·地理志》有類似記載：“敦煌郡舊置瓜州······常樂，后魏置常樂郡。后周并涼興、大至、冥安、閏泉，合為涼興縣［郡］。開皇初郡廢，改縣為常樂。”

至此可得出宜禾縣的建制沿革狀況如下：曹魏在漢宜禾都尉基礎上始設宜禾縣，西晉元康五年（295）惠帝分設晉昌郡，宜禾可能首次立為郡治；涼武昭王元年（400）李暠分設涼興郡，宜禾又歸于涼興郡治下，繼續立為郡治；北魏明帝時于此設常樂郡，隋代改置為常樂縣。由此說明，魏晉南北朝期間，宜禾（常樂）一直具備郡治的地理條件。解決了唐代之前晉昌郡（城）的地理位置這一關鍵問題，東晉至隋期間，玉門關的具體地望亦將迎刃而解。

（二）晉昌城和玉門關

關于東晉南北朝至隋代的玉門關，《晉書·呂光載記》曾記其地理位置：“（苻）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于是大宴文武，博議進止。眾咸請還，光從之，以駝兩萬余頭······及至玉門，（涼州刺史）梁熙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眾五萬，拒光于酒泉。”《晉書·苻丕載記》則說：“是時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以子胤為鷹揚將軍，率眾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晉書》記述呂光東歸事，既說“及至玉門”，又說“至于宜禾”，顯然是指玉門關屬宜禾縣地，亦即當時的“晉昌城”所在。

隋開皇六年（586）“（東）突厥遠遁”，而西突厥勢力日盛，與吐谷渾一起控制著西域諸地，阻絕絲綢之路，切斷了中亞、西域諸國與隋朝的聯系，并不時侵擾隋西部邊境。隋文帝在位時因致力于南北統一和應對北方邊患，無暇西顧，故以安撫策略應對西突厥。隋煬帝即位后開始經營西域，以完成文帝“混一戎夏”的大業。隋煬帝采用黃門侍郎裴炬離間分裂突厥的建議，設法招撫西突厥處羅可汗，但處羅不應。隋煬帝遂又支持射匱反叛，敗處羅可汗于羅漫山。大業七年（611）十二月，處羅孤立無援，只好內附。《隋書·西突厥傳》記其事云：“（煬）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于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炬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親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從道路方位看，玉門關當在晉昌城處。

《隋書·地理志》對玉門關的地理位置記載最為明確：“常樂，后魏置常樂郡。后周并涼興、大至、冥安、閏泉，合為涼興縣［郡］。開皇初郡廢，改縣為常樂。有關官。”《隋書·地理志》記載敦煌郡統轄敦煌、常樂、玉門三縣（包括今玉門市以西的酒泉市范圍），唯常樂一縣“有關官”，無疑說明隋之玉門關在常樂縣（宜禾縣、晉昌城）。《隋書》為初唐魏征等奉敕所撰，組織嚴密，文筆簡潔，超過唐修其他各史，因此較為可信。向達于此指出：“《隋書》亦云玉門關晉昌城，是自長安西去，必先至玉門關而后抵晉昌，與《元和志》所記合。”

這里需要說明，冥安縣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建置，至北周武帝合并于涼興郡，始終稱冥安縣。晉元康中冥安“改屬晉昌郡”，顯然不能理解為在冥安建置晉昌郡，且“晉昌郡”和“冥安縣”曾長期共存，直至北周武帝之時。后來的“晉昌縣”是武德七年（624）設置（瓜州于是年自敦煌東遷晉昌縣，今瓜州縣鎖陽城），此前一直屬于常樂縣管轄。既然隋唐以前無“晉昌縣”之名，也就不存在隋朝及其前玉門關在“晉昌縣”的可能。

三、傳世典籍記載的唐玉門關地望

唐邊塞詩中有大量涉及玉門關的詩句，其中描述“雪山意象”的詩句頻繁出現，明顯較漢代玉門關增多，即顯示東遷后的玉門關地望更加接近祁連山的雪山。但唐邊塞詩中對玉門關意象的描述大多為“泛指”，對其地理位置的指示意義并不明確。對玉門關的描述具有“實指”意義的，應首推出于自身體驗的岑參。詩人首次安西之行后，于天寶九年（750）東返長安路經玉門關，著有《玉關寄長安李主薄》，其中“玉關西望堪腸斷，況復明朝是歲除”一句，說明是年除夕詩人正在玉門關。之后的《題苜蓿烽寄家人》又說“苜蓿烽邊逢立春，葫蘆河邊淚沾巾”，此處的“立春”上接“歲除”，下接“暮春”（《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時當為天寶十年春天。天寶九年冬至在農歷十一月十五日（750年12月21日），立春恰在十年正月初一（751年2月4日）。因此，詩中的“苜蓿烽”和“葫蘆河”無疑應在唐玉門關附近，唐玉門關與葫蘆河的位置關系遂成為探討玉門關地望的一個焦點問題。換言之，確定葫蘆河與現代河流的對應關系，從而有助于推斷唐玉門關與現存古城遺址的關系。至于苜蓿烽具體位置何在，因今天瓜州縣屬于唐代的烽燧遺址達數十個之多，在無考古資料實證的情況下已難以確指。

不少學者認為，岑詩中的“葫蘆河”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1所載玉門關附近的“瓠爐河”：“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喜，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爐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憒······于所停寺彌勒像前啟請，愿得一人相引渡關······于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遙見玉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余，傍有胡椒樹叢。胡人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無疑是定位唐玉門關的寶貴資料。按理說，這段文字原本是非常容易解讀的，但因陶保廉先入為主地將玉門關定在雙塔堡，致使不少學者誤以疏勒河或雙塔堡窟窿河為“葫蘆河”。“疏勒”蒙古語意為多水之意，今疏勒河古名“籍端水”、“冥水”，是河西走廊三大內陸水系的第二大河。《元和郡縣圖志》瓜州晉昌縣條說：“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疏勒河水系主要由發源于祁連山西段北坡的白楊河、石油河、昌馬河、踏實河、黨河和安南壩河等支流組成。其主流發源于祁連山最高峰（團結峰）所在的疏勒南山與托來南山大縱谷間的疏勒腦，西北流經沼澤地，穿大雪山——托來南山間河谷，至花兒地折向北流經托來南山，將山地侵蝕成數百米深的峽谷，流入昌馬盆地，稱昌馬河。干流出昌馬峽繼續北流后轉向東北，穿越巨大的昌馬洪積、沖積扇東緣，過玉門鎮，稱疏勒河。疏勒河出昌馬峽至走廊平地河道呈放射狀向北分流于大壩沖積扇面，河水大量滲漏，成為潛流（疑為“冥水”得名原因），至沖積扇前緣出露形成10道泉水河。主流經黃閘灣轉向西流，至雙塔堡水庫以下為下游，由于灌溉、蒸發、下滲而水量驟減。再經今瓜州縣城和西湖一帶，至八道橋納黨河注入哈拉諾爾（黑海子、榆林泉），尾閭消失于湖澤灘地。今雙塔堡一帶的疏勒河河谷寬近1公里，海拔高度約1305米，坡度平緩，水流緩慢，河床下切不深。既與“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測”的河谷地貌態勢不一致，也與“去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余，傍有梧桐樹叢”的記載不相吻合。

玄奘前往的伊州本在唐常樂縣西北，就驛道取向來說，玉門關當在瓜州城西北為是。而雙塔堡則在瓜州城東北方向，一則方位不合；二則里程不合（直線距離約35公里，折合唐里為80里）；三則地理環境不宜（恰在唐代冥水匯聚的“大澤”中）；四則迄今未見確切的漢唐遺存考古報道。閻文儒20世紀40年代到此做考古調查，除見到清雍正六年（1728）新筑的雙塔堡城之外，未發現古城及古墓葬群遺址。向達亦曾指出：“唯今雙塔堡、亂山子一帶僅余古烽墩二，其他遺跡悉化云煙，關址所在，疑莫能決。”嚴耕望則引用敦煌遺書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原編于武周萬歲通天元年，開元以來續修）所載之“苦水”，指出“‘苦’為‘瓠廬’之合音。水在城北十余里，然關固可在城北之較下流，慈恩傳云州北五十里，亦不能看得太死”。

筆者曾多次在踏實盆地和疏勒河昌馬洪積扇考察，發現鎖陽城東北橋子村一帶的南壩河等泉水河，既不“深”也不“急”，與葫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的描述大異其趣。從宏觀態勢和地貌特征看，認為葫蘆河應是今蘆草河及其上游左源榆林河（山水河）。今蘆草河右源，實為《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所載之“苦水”：“苦水右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鹵澗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南，號為苦水。又西行三十里入沙州界故魚泉驛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街亭驛南，即向西北流······散入沙鹵。”蘆草河右源為“鹵澗水”，其源頭乃是眾泉出露地帶，為疏勒河及都河（自昌馬口引疏勒河水向西北抵瓜州城的人工干渠）滲漏入地二次露頭之水，水量有限。在截山子南麓，與自南北流的榆林河匯合后西南流成為蘆草河。榆林河因蘑菇臺以上河谷中多榆樹而得名，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中“關城榆葉早疏黃，日暮云沙古戰場”的詩句，頗能指代當地的自然景觀。“梧桐”即“胡楊”，在今榆林河谷中下游仍可尋見，在踏實綠洲仍有“梧桐樹”之地名。榆林河因切穿祁連山余脈（古老基巖）多條，形成峽谷和盆地相間的串珠狀地形，或呈一束一放的葫蘆狀。實地考察所見，榆林河中上游主要為深切曲流或峽谷，最窄處僅三至五米，峽谷段至少可見到三級河流基座階地。榆林河自榆林窟北流穿行于礫石峽谷中，至蘑菇臺入南截山峽谷，出下洞子峽口而入踏實盆地。再北流經踏實古城一帶，與東來的南、北橋子泉水匯流成黃水溝（苦水），沿截山子南麓西流出蘆草溝峽，入百旗堡灘（六工古城一帶古綠洲）。至此河道全長約180公里，流域面積5494平方公里。榆林河出下洞子峽口后，形成東到槽子沿，西至老師兔的第二級洪積沖積扇，踏實古城（漢廣至縣）即建在扇緣泉水溢出帶之細土平原上。

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載，“從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蘆河”探討玉門關地理位置，不僅需要明確葫蘆河與現代河流的空間關系，同時還要確定玄奘在瓜州的出發地與有關佛寺的相對位置。因為在絲綢之路通過的關隘附近，開鑿修建石窟寺廟，是一個重要特點。查諸地方文獻可知，在鎖陽城附近有多達8處寺廟，但可能是玄奘駐錫之所、北（西）行起點的僅有兩處。一般論者據此記載，多將玄奘自瓜州西行起點“所停寺”比定為鎖陽城東二里許之“塔爾寺”，頗為不妥。以“塔爾寺”的建筑特征、出土物等分析，其當屬西夏至元代的建筑遺跡。特別是《瓜州鎖陽城遺址》一書所附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AMS）碳14測試結果更是明證：“塔爾寺遺址，送測樣品3件，經過測試，樣品樹輪校正后年代在公元1020—1410年之間，誤差為±25年，歷史年代為北宋、西夏、元、明。”既然塔爾寺為西夏或元朝時所建造，其時間較貞觀三年（629）玄奘西行取經的時代相去甚遠。假設“塔爾寺”為重修，雖寺院周圍地面散落夾砂水波紋白陶片、素面灰陶片、褐釉瓷碗片等遺物，卻不能作為其為唐初所建的斷代依據。倒是《重修肅州新志·柳溝衛冊·古跡》記載在塔爾寺基有出土的唐朝斷碑，雖字畫剝落，仍可大略考文如下：“大中時，張議潮復河湟，歸唐授爵大興屯墾，水利疏通，荷鍤如云，萬億京抵。”可見其原為張議潮收復瓜沙等地的紀功碑，與所謂的“開元寺”是否存在于此，完全無涉。

如果玄奘是從“于所停寺彌勒像前啟請”的佛寺出發，當時非榆林窟莫屬。榆林窟位于今瓜州縣城東南75公里處踏實河（榆林河）兩岸的崖壁之上，始建于北魏，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都有建造。現有洞窟41個，存壁畫5000多平方米，彩塑100多身。其西夏、元代洞窟中的內容可補莫高窟之不足，故被學術界作為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依水而建，臨近絲綢古道，亦是靠近邊關的大型石窟群。如果從榆林窟起算，“北行五十里”則略當踏實古城一帶。這里需要說明，玄奘自瓜州西行或從某佛寺西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蘆河”，并不是說玉門關一定在此，畢竟是“或有報云”，不可盡信。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不同于親身前往西域者的旅行記錄，乃唐高宗麟德元年（664）玄奘逝世后，慧立為了彰顯其師功業所撰，未必按照行程路線來編排。其編撰隱現的曲折過程頗多疑問，不能排除有后人加工改寫之文，如“慮有遺缺，便藏之于地穴，秘不示人”等。由于成書時距貞觀三年（629）已近40年之久，故其所述“玄奘之路”的方向、里程缺少信史應有的公信力，況且孤證難為確據，不宜作為確定玉門關地望（如“雙塔堡說”、“馬圈村說”）的實證或主證。

唐玉門關的定位，具有較大參考價值的應屬傳世典籍、出土文書和考古資料等，且考古證據優于傳世文獻。《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瓜州條對玉門關地望有如下記載：“瓜州，晉昌。下府。開元戶。本漢酒泉郡，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今州即酒泉、敦煌二郡之地。晉惠帝又分二郡置晉昌郡，周武帝改為永興郡。隋開皇三年罷郡，置瓜州。按隋瓜州，即今沙州也。大業三年改瓜州為敦煌郡，武德五年改瓜州（為沙州），別于晉昌置瓜州······管縣二，晉昌，常樂。晉昌縣，中下。郭下。本漢冥安縣，屬敦煌郡，因縣界冥水為名也。晉元康中改屬晉昌郡，周武帝省入涼興郡。隋開皇四年改為常樂縣，屬瓜州，武德七年為晉昌縣······玉門關，在縣東二十步。合河戍，在縣東北八十里，在州西二百步。蓋神龍元年置也。常樂縣，中下。東至州一百一十五里。”《元和郡縣圖志》成書于唐憲宗元和八年（813），為李吉甫所撰。該書以《貞觀十三年大薄》所制全國行政區劃為準，載事以府、州為單位，均敘戶口、沿革、境界、四至八到、貢賦，再分敘轄縣建置、州府里程、山川、河流、城邑、名勝古跡、歷代大事等，凡墾田、水利設施、工礦鹽業、軍事設施、兵馬配備、關亭障塞，無不詳及。《元和郡縣圖志》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較完整的地理總志，它的體例是正史地理志的簡括擴充，為后來的《太平寰宇記》等書開創了先例，被認為是最可依據的一部總志，歷來備受推崇。所以，《元和郡縣圖志》對于玉門關的定位廣為流布，并圍繞“玉門關，在縣東二十步”的記載出現多種版本的解讀。此處的“縣”至為關鍵，考慮到唐代以前根本沒有“晉昌縣”一說，并結合《隋書·地理志》僅常樂縣有“關官”的記載，足可推定玉門關不在唐“晉昌縣”。因為“晉昌縣”是武德七年（624）開始設置的，此前一直屬于常樂縣管轄。這里存在前后混排的可能性極大，正如“合河戍，在（晉昌）縣東北八十里，在州（駐地晉昌縣）西二百步”的矛盾記載一樣，將常樂縣之“玉門關”放在“晉昌縣”條下可能是一個錯誤的記載。由于《元和郡縣圖志》與《隋書·地理志》等文獻對玉門關地望的記載不一致，導致學者對“縣東二十步”之解讀歧義百出，或引作“二十里”，或云“不確切”，或疑“有訛誤”，或言“晉昌郡和晉昌縣的治所并不在一地”、“兩個瓜州城”，可謂見仁見智。

關于玉門關設置在常樂縣的看法，可根據兩唐書記載的“瓜州之戰”獲得佐證。《舊唐書·王君傳》記載：“（開元十六年？）其冬，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仁獻及君父壽，殺掠人戶，并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涼州，謂君曰：‘將軍常欲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君聞父被執，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吐蕃之寇瓜州，分遣副將莽布支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將悉諾邏又盡引其眾乘勢以攻之，數日不陷。賊中有分得漢口為妻者，其妻弟在常樂城中，悉諾邏使夜就城下詐為私見，謂師順曰：‘瓜州已破，吐蕃盡眾來此，豈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不早降，以全城中之眾。’師順答曰：‘漢法，降賊者九族戮，吾受國官爵，只可以拒寇，豈得背恩降賊。’悉諾邏知師順不降，又攻城八日，復令前使謂師順曰：‘明府既不肯降，吾眾欲還，城中豈無財物以相贈耶？’師順請脫士卒衣裳為賂。悉諾邏知城中無財帛，夜燒死人，收營而去，引眾毀瓜州城。師順遂開門收器械，更修守備。吐蕃果使精騎回襲，而巡城知有備，始去。”對于此次“瓜州之戰”，《新唐書·王君傳》還記載：“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舊唐書·吐蕃傳》記其事：“（開元十五年）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之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凡八十日，賊遂引退。”《新唐書·吐蕃上》有相同記載：“未幾，悉諾邏恭祿、燭龍莽布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父，遂攻玉門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頤貞擊卻之。”《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之“大事紀年”，也有“及至兔年（開元十五年）”、“攻陷瓜州晉昌”的記載。“玉門軍”遠在瓜州東南三百里處，與在瓜州西約一百一十里的常樂方向相反。如分兵兩路向東進攻玉門軍，既不利于集中優勢兵力，實際上也與“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又盡引其眾乘勢以攻之”、“并兵攻之”和“遂攻玉門軍，圍常樂”的記載相矛盾。因此，這里的“玉門軍”疑為“玉門關”或“玉門關墨離軍”之誤，這可能是由于前人對玉門關的遷徙和地望認識模糊，誤以為駐軍酒泉郡玉門縣的玉門軍使然。

此次“瓜州之戰”，還見于敦煌文書P.2555《為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的記載：“去開元十有五載，悉諾邏不恭王違天背盟，暴振干戈，橫行大漠，陷瓜州黎庶，聚土積薪，灌玉門軍城，決山噴浪、自以為軍戎大壯，擾攘邊陲，為害茲深，已六七年矣。”該文書為唐寶應元年（762）竇昊為肅州刺史劉臣璧代作的答吐蕃大將尚贊摩的書函，文中對吐蕃這次進攻的規模之大和來勢之猛描繪得十分具體。對其進攻路線，如依據“回寇安西”之說疑似從西向東，李宗俊則認為是直接穿越祁連山等山脈進入瓜、肅二州的“玉門軍道”（一說“間道”，具體不詳），朱悅梅認為是從祁連山沿疏勒河河谷直接進入河西走廊瓜州地界。由于史料不足，這些認識還需進一步厘清。但無論如何，均不存在吐蕃陷瓜州后分兵東向進攻玉門軍的合理性。況且關于“玉門軍”的設置時代，疑點頗多。如《元和郡縣圖志》卷40《隴石道下》涼州條云：“玉門軍，肅州西二百余里。武德中楊恭仁置。管兵千人，實三百人，馬六百匹。東去理所一千一百余里。”而肅州條又云：“玉門軍，開元中玉門縣為吐蕃所陷，因于縣城置玉門軍。天寶十四載，哥舒翰奏廢軍，重置縣。”兩相抵牾，莫衷一是。

作者：王乃昂

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賀雨婷

校對：汪鴻琴

審訂：江 桐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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