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像大學的中學”，如何改革？

北大附中的教育改革還在延續嗎？

這所一度被視為“改革先鋒”的中學曾有過很多標簽：選課制、走班制、書院制、“最像大學的中學”……有觀察者認為北大附中的改革是一場“烏托邦實驗”，另一些觀點則認為北大附中進行的基礎教育探索，在國內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2022年3月，北大附中迎來了新任校長馬玉國。他曾任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教授、黨委書記，長期從事高校教育和科研工作。但從大學學者轉型為中學管理者，這一賽道的跨越相當大。

在新校長任命會上，馬玉國說，北大附中校長這一崗位“任務艱巨、責任重大”。三年半以后，他坦言，目前，北大附中已初步在基于學生興趣的自由探索與升學考試之間找到了一個更好的平衡點。

馬玉國是一個典型的理科學者，他更關注現實及制約現實的條件，并思考在此基礎上如何找到最優的“解題思路”。他反復強調，改革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生究竟能從高中三年獲得哪些成長。

2025年10月12日，北大附中迎來了65歲生日。一直以來，北大附中都是觀察中國基礎教育的重要樣本，在校慶之際，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北大附中校長馬玉國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北大附中校長馬玉國。本文圖/受訪者提供

“高中不是終點”

《中國新聞周刊》：接任北大附中校長前，你一直在大學工作。從“大學賽道”轉換到“中學賽道”，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馬玉國：自2005年回國到2022年，這17年我都在北京大學工作。從大學來到中學，意味著要徹底離開自己的舒適區，迎接全新的挑戰。特別是擔任北大附中這樣一所有獨特風格的中學的校長，責任重大，壓力也很大。

不過，可能因為我是理科出身，我始終相信規律，基礎教育也有自己的發展規律要去遵循。對中學而言，每所學校的初始條件不同，后續選擇的發展路徑也自然會有差別。而且，進入高中的每個孩子背后都有不同家庭的影子。針對個體間的差異，學校要盡量進行個性化的培養與引導。尊重學生的個性與意愿，一直是北大附中的傳統。

但也要看到，對多數在中國接受基礎教育的學生而言，他們需要通過高考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我來北大附中后反復強調，高中不是終點，只是孩子成長中的一個階段，是去往更廣闊世界的跳板。因此，高中階段的培養需要和大學實現有效的銜接，才能讓孩子們順利進入人生的下一階段。

《中國新聞周刊》：北大附中之前一度被視為“最像大學的中學”，因為改革取消了傳統中學里的行政班與班主任設置，實行“走班制”，與之對應的是成立了書院作為學生的生活共同體，并配備書院督導和導師。同時，成立學院負責課程體系建設。目前，北大附中是否恢復了傳統意義上的班級與班主任設置？

馬玉國：要根據學生成長的需求來決定中學教育階段應該揚棄的制度，對孩子有益的制度就要保留。近年來，對于北大附中是否會回歸傳統模式，外界有很多猜測。其實，無論是行政班還是書院，都只是不同的組織形式，我更關心的問題是：一個孩子來到北大附中后，他對學業和探索個人興趣的需求，是否能從學校獲得足夠的支持？如何獲得？

從這一角度看，北大附中的走班制，過去出現過一些問題：比如學生與老師之間缺乏穩定的聯結，家校溝通不暢，特別是對于一些不適應這種管理模式的學生，高一學年需要較長的適應過程。

在走班制的體系下，導師應取代班主任的角色，與學生形成緊密的關系，但在實踐中落地存在很多困難。北大附中過去將學院和書院作為兩個體系來設計，學院更像一個課程超市，學生來超市挑選課程，學院教師只負責輸出課程，有的書院的導師和學生的日常接觸不多，也不為其上課，加之導師責任心和能力的差異，對學生成長需求的支持參差不齊。

這種間斷和隔閡并不符合教育的規律。教師與其他職業不同，其角色本身具有雙重性：既是教學者，更是教育者，教書與育人是一體的，不能切割開來。

不過，在當下高考選科的背景下，從育人的務實目標出發，我們并沒有輕易改變大的框架，而是通過優化，推動導師制真正落地。現在，我們實行了全員導師制，每位導師平均對接8—20名學生，并規定所有學生的導師必須來自其任課教師，確保導師有穩定的課堂時間對學生充分觀察與了解，與之逐漸形成緊密關系。

《中國新聞周刊》：導師與班主任的本質區別是什么？北大附中既沒有回到傳統上“行政班+固定班主任”的強綁定模式，也不想讓管理過于松散，其中的平衡點在哪里？

馬玉國：相較于傳統的班主任制，導師制的優點在于管理上更具彈性。學生與導師之間是雙向選擇，高一新生在開學第一周課程結束后，基于對各科教師的初步了解和個人偏好，自主選擇導師，高二會根據學生選科情況調整導師。

導師扮演的角色不是單純的管理者，而是引導者與支持者。多數孩子進入大學，乃至真正走向社會后，才能展現出更完整的自我，高中是為此積蓄力量的關鍵時期：吸收知識、培養個性、觀察社會，每個環節都缺一不可。導師的職責就是在這些維度上對學生加以正確的引導。這種引導一定要貼近個人，要面向個人未來的長遠發展，有很強的個體差異性。

其實，導師制還在向同學們傳達一個理念：導師不會替你包辦一切，而是需要你自己去培養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與自主選擇的能力。

目前，我們初步達到了一種較好的平衡，既沒有簡單地把學生統一約束在行政班里，也沒有過于放任。但在未來實踐中，還要不斷地動態調節這個平衡點，教師扮演好導師這一角色，也是很大的挑戰。因此，北大附中在2024年專門制訂“導師勝任力提升計劃”，推出了一系列導師實務培訓課，主題包括如何幫助學生提升學習力、家校溝通方法、情緒識別與調節、減壓等內容。

《中國新聞周刊》：你提到了自主選擇能力的重要性。但擁有它的前提，是學校為學生提供充分的自由選擇空間。當前，北大附中在書院自治以及課程選擇上，給學生提供了怎樣的自由空間？同時，如何把握高中階段學生自由選擇的邊界？

馬玉國：書院文化依然是北大附中的一個特色，我們通過書院議事會等方式調動學生自主管理的自覺性。比如，格物書院的學生觀察到學校的課間安排有不合理之處，尤其對擊劍、柔道等需要較長換衣時間的體育課不夠友好。在書院督導等指導下，經過幾輪調研，學生提供了一份詳細的調整方案，在書院議事會上通過后，校長辦公會很快討論，最終進行了調整。

在課程方面，有一段時間是“完全自由選擇”，每個學生的課表都不同。但對多數高一學生而言，按照國家課標，要學習的內容是相對統一的。經過幾年的過渡后，我們2024年對走班制做了一定調整：針對高中九大學科（語、數、英、物、化、生、史、地、政），將選擇同樣課程的學生及其教室固定下來。

也就是說，過去的走班制是“滿樓跑”。調整后，按書院將學生初步分到不同的教學班，每個班也重新獲得了專屬的上課空間。而九大學科外的藝體技課程以及選修課，則對全體學生開放自由選擇。我們通過這種“部分固定”的方式，盡量賦予課程體系更大的彈性，給學生提供多元選擇。

豐富的選修課是北大附中的傳統特色，目前有上百門課程可供學生選擇，例如人工智能導論、文藝復興回眸、探秘阿爾茨海默等。在中學階段，努力尋找并保留1—2個興趣對學生的成長非常重要，我們最不希望看到，高中三年之后，所有孩子都“染”成了同一種顏色。

在北大求學時，我喜歡在冬天的未名湖上滑冰，一位老教授主動教我滑冰技巧，我現在都記得他當年對我說的話：“不管你將來要從事什么工作，一定要擁有一項自己熱愛的運動，僅僅因為喜歡去做，而不是出于強迫自己鍛煉身體的目的。”北大附中的體育課一直采用連堂的形式，這種設置讓學生們能對所選擇的體育運動產生黏性，有更多機會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運動。

現有空間內，我們嘗試在基于學生興趣的自由探索與高考升學之間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衡點。我認為，沒必要將興趣探索與高考升學進行人為對立與割裂，很多找到了興趣的孩子，準備高考的動力就是希望通過高考獲取更好的興趣發展平臺。這些年，高考也在持續改革，新高考越來越強調開放性與靈活性，而不是死記硬背。

我常說一句話：“不要總是貼標簽兒，多干點正事兒。”對中學而言，最大的“正事兒”就是以最有利于學生自主成長的方式去提供一個舒適包容的環境。在這一過程中，學校提供有效的指導，學生也會不斷修正自己的認識，理解自由的限度。

學校天文社團在北大附中科技周活動中觀測太陽黑子。

“不要讓工具掌控你的人生”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基礎教育資源的區域差異很大。這種對于“自由”平衡點的尋找，北大附中的經驗是否具有可復制性？

馬玉國：每所學校都有自己的平衡點。在教育資源較好的地區，中學教育應盡量基于興趣去引導學生，讓孩子們意識到學習知識不只是為了考試。

我在北大曾擔任過地方招生組組長，看到有學生在選擇專業方向時為了不浪費分數而選擇所謂熱門專業，放棄了自己內心真正想讀的專業。這不僅反映出一種認知偏差，也是我們作為教育者最不希望看到的。當你有了真正想追求的人生目標后，就會明白，高考只是達成目標的工具和路徑，你要做的是最大化利用這些工具，最終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而不是讓工具掌控你的人生。

擔任校長三年多來，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引導學生發現自己未來真正想努力的方向，是基礎教育的重要使命。在大學里，多數學生的人生目標已相對明確，大學能做的是提供一切資源與工具助力學生起飛。而中學教育要盡可能讓學生結合自己的興趣先找到這個目標，如果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就算成功了。

《中國新聞周刊》：但無論如何，北大附中總要應對高考。北大附中此前的改革，提倡讓學生在高一、高二時有最大空間自由探索，高三一年全力以赴沖擊應試。這種模式造成高中前兩年與最后一年形成一定程度的割裂。除了課程與知識體系的割裂，高三老師長期負責帶高三學生，高一、高二老師則無法向上流動。目前，這些做法有何調整？

馬玉國：老師常年固定在高三就難以與時俱進。尤其是“四新”（新課程標準、新課程方案、新高考方案、新教材）背景下，所有老師都需要在高中的不同階段進行教學實踐，于是，我們重新開始師資的輪轉與流動。

經過這幾年的逐步調整，現在，學校每年約有三分之一的高二老師直升高三。高三的師資團隊實現了新老結合，為了做好“傳幫帶”，每個學科每周都會進行1—2次的教研會議。

我們還進行了一項更重要的制度調整：建立學科長制。學科長與傳統意義上的教研組長不同，教研組長是“對課程負責”，學科長則不僅對課程和學科負責，更要“對人負責”，要從學科隊伍長遠建設的角度，思考怎么建立合理的學科梯隊結構，怎么培養年輕人，如何更精準地進行資源配置。學科長制的底層邏輯正是參考了我在北大時的學科建設思路，學科長就相當于大學里的學科帶頭人。

我來到北大附中后，立刻聘請了第一批學科長，每一位都經過了全面考量。學校對學科長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縱向上對各個學科的課程體系做梳理與整體規劃，向下要貫通到初中，向上要更好地與高校匹配；要站在整個學科發展的角度，去考慮知識體系的連貫性，這也有利于不同階段的銜接。二是去招最好的人，頂尖的人才能在變化中搶占先機。我們一直強調一個理念：最重要的是人。要想做好的教育，就要讓對的人，在適合的崗位上，做正確的事。

北大附中校友返校日，書院文化展示。

“更關鍵的是學科思維的銜接”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高考結束后，很多家長都要求孩子去報名“高大銜接班”，大學與中學培養的錯位與脫節是國內教育多年來的痛點。近幾年，很多中學都開始落地生涯教育，其核心目標是幫助學生探索人生目標與制定學業規劃。你如何看待生涯教育的作用與意義？作為橫跨大學與中學賽道的教育者，對于破解大中銜接難題，你有何建議？

馬玉國：坦率說，目前大學與中學培養的連續性是存在的，但確實有一些錯位，你提到的“高大銜接班”就反映出一種普遍的社會焦慮。一些大學老師和家長認為，大中脫節的原因是知識體系未能有效銜接，但這不是問題的核心。這個時代，知識更新的速度太快了，大學自身的知識體系也在不斷迭代，在高中階段“多學一點”的作用很有限。

更關鍵的是學科思維的銜接。中學階段最重要的是讓學生了解學科的本質，也就是學科的底層思維方式，避免把知識“教死了”，使得一些學生對學科的認識不夠全面，認為一切都有標準答案。但即使是自然科學，很多問題也沒有標準答案，或者說答案在不斷更新，需要人類持續地追尋與探索。大學更希望中學培養的學生具有探索的意識與能力，當學生遇到一個新問題，知道通過怎樣的路徑可以從已知連接到未知。

從我在大學的觀察看，中學從事過學科競賽的同學進入大學后，對本專業的忠誠度會更高，因為通過競賽渠道，他們在中學時就對所學專業有更深入的了解。學生只有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專業，才能堅持下來，而興趣的發掘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礎上。

為了培養學生的學科思維和專業認識，北大附中推出了“尋星”系列生涯探索活動，包括生涯講座、圓桌座談會和行業咨詢等。我們從高一下學期起就會啟動，基于學生對選科與專業的需求，邀請不同領域的校友或名家分享行業現狀與人生選擇思考。高中階段的生涯教育有兩個切入點：一是指導高二選科，二是指導大學專業選擇。

受限于資源，生涯教育不可能覆蓋到所有大學專業，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生涯規劃意識，形成自己的職業理想。要讓學生開始主動思考：高中所學知識與未來的專業乃至職業究竟有何關聯？

實際上，生涯規劃意識從高中開始培養也還不夠，越往前越好。如果孩子缺乏自我規劃意識與自主選擇能力，只依靠慣性學習，等進入大學后，突然面臨大量的選擇，就會陷入迷茫。

要想改變這種慣性，需要體系化的制度支撐與觀念革新，甚至不僅是大中銜接，還需要大中小銜接，目前各地越來越普遍的集團化辦學或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之一，集團化通過學校間縱向和橫向的聯合，推動優質教育資源共享，實現課程融合和連續培養。

實際上，北大附中建校伊始，就在探索這種貫通式的培養體系。當年北京大學陸平校長曾用“四級火箭”（即“小學—中學—大學本科—研究生院”四級辦學）來形容這套體系，今天來看，這個表述仍然相當精準。理想的大中小銜接，應該是每一級都對上一級形成推力，讓人才培養的“加速度”不斷累積。

記者：霍思伊（huosiyi@chinanews.com.cn）

編輯：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