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唐朝為什么了不起？‖張程

唐朝為什么了不起?

張 程

一顆來自嶺南的荔枝,沿著“荔枝道”星夜兼程,穿越千山萬水,只為博得楊貴妃的嫣然一笑——“一騎紅塵妃子笑”,杜牧的詩句凝固了盛唐的傳奇剪影。這枚小小的鮮果,它不僅是宮廷奢華的象征,更是一把解鎖大唐盛世密碼鑰匙。唐朝為什么了不起?我們特為您奉上我刊的同名文章,或許可解您心中諸多疑問。

唐代疆域并非最大,明清統治范圍都遠超盛唐,更不用說元朝;唐代人口、經濟、科技等有利因素雖都有可觀之處,但相比后世都不算巔峰。物質領域的比較,肯定是時間越往后推移,成就越大。唐代文學蔚為大觀,尤其是詩歌冠絕一時,但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同樣有諸多可觀之處。唐代政治承前啟后,多有創建,為之后千年的中國政治運作描繪了框架,而傳統政治制度的高度成熟與集大成就者,也是明清兩代。那么,人們為什么不歌頌兩宋呢?包括緬懷清朝的人群為什么不如唐朝“粉絲”那般龐大呢?這說明,以上因素都不能解釋唐代深受國人喜愛的原因。我們必然要進入到唐代的精神內核去探究唐代了不起的深層原因。

兼容并蓄:自信的氣度

唐代的中外交往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唐貞觀以后,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于梁、隋焉”。而伴隨人群、貨物和政治往來的,是充滿不確定性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挑戰。前者,唐朝廣闊的幅員、強盛的國力可以從容應對;后者,考驗的就是唐朝的智慧和心態。唐朝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唐代章懷太子李賢墓的墓道壁畫禮賓圖局部,展現了唐前期“萬邦來朝”的景象。

“唐代之所以朝氣蓬勃、富有生機,一是唐代的社會和文化能條貫、折中此前數百年的遺產,二是能兼容并包地攝取外來的各種文化營養。”面對接踵而來的異質文化、奇異宗教和形形色色的思想觀點,從統治者到普羅大眾,唐人根據各自所處的不同社會階層,對外來文化分門別類,一一被改造融入唐朝的精神文化之中,一些不能與中國社會思想所相融的則慢慢被淘汰。在此過程中,中外文明相互借鑒、相互融合,塑造了嶄新的大唐文明。

就唐代佛教發展而言,當時的中原既有景教、摩尼教、祆教、伊斯蘭教等來華的傳教僧,也有來唐學習和弘法的佛教僧侶,有的還是在其政府支持下來華傳教的。唐朝政府對上述宗教團體和個人都給予在華傳播的自由。佛教在唐朝的流行,除了有玄奘等中外僧人的努力之外,佛教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的補充融合也是重要原因。佛教的出世與中國人的積極入世、佛教的個人解脫與中國人的宗法人倫等是存在矛盾的,但唐朝政府積極改造佛教,使之成為宣揚功德渡人、注重入世的宗教。“儒、道、釋三家經過長期的相互作用,終于導致各自都發生了局部質變而成為中國文化體系的組成部分。中國原來關于天、自然、社會、人生的成套觀點和思想體系正是因為糅雜了從印度佛學中汲取的成分,方才取得了它后期特有的面貌。”除了宗教領域,通過西域傳來的印度、中亞、西亞文明和經由南海來華的南亞文明,也對中華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唐代朝堂的一大特色是各民族人士濟濟一堂,其中不乏先前的大唐敵人。作為地跨中原農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大一統王朝,唐代下轄諸多內附的少數民族,唐軍大量使用少數民族士兵。不少異族官兵因功躍升為唐代高級將領,史稱“蕃將”。在唐朝提供的軍政舞臺上,驍勇善戰的蕃將身影出現在唐朝對內、對外的各大戰場上,也閃現在宮廷權謀和軍事政變的臺前幕后,深受李唐皇室的重用與寵信。一場安史之亂,潼關戰役的雙方核心安祿山、哥舒翰都是蕃將出身;平定安史之亂的李光弼、仆固懷恩,在涇原之亂中力挽狂瀾的李懷光、渾瑊等也是蕃將出身,更不用說那些站在朝廷對立面的人物了。由于統治者的重用與優待,也有賴于社會的寬容,許多蕃將留居中原,改為漢人姓氏、效仿漢人習俗,逐步放棄了本民族習慣,形成了漢化的蕃將世家,比如契何力家族、渾瑊家族、康日知家族等。這種不拘于族屬的一個明顯例子,便是遍布唐廷內外的胡人侍衛。凡是能融入中華的外來文化,都成了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同理,凡是接受中華文化的異族,都成了中國人。

唐后期王處直墓彩繪浮雕武士,展現了當時高超的繪畫水準和社會尚武精神。

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唐代絲毫沒有對自身制度和文化的懷疑,沒有對外來精神文化的恐懼,“在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表現出一種將外來文化因素認同于自身文化,使其‘俯就我范’的傾向。經數百年的動亂之后而形成的大一統局面決定了唐代在各個方面都力圖顯示出并蓄兼收的時代精神”。歷史證明,這是最平和、最廉價,也是最有效的內外交往之法。在唐朝的光芒之下,突厥和契丹的精英出將入相,馳騁于帝國的疆場之上,出入于朝堂內外;粟特胡人經商興販,活躍在長安和洛陽的坊市之間;胡姬起舞彈唱,風行于宮廷與酒肆;昆侖奴則奔走在街巷和官府;天竺僧人游走在各處寺廟講經布法,與當地僧俗談經論道,他們和奔走在大江南北的蕓蕓眾生一道構成了唐代的市井百態。

《步輦圖》展現了唐代“天可汗時代”中原與吐蕃友好的片段

因勢利導:自由的氛圍

唐代順應形勢發展,拓展社會自由度,開啟了從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的轉型,奠定了之后社會自由度的基礎。唐代文化昌盛、唐人愛美好酒、坊市結構瓦解、婚姻相對自由等,都受惠于彼時的社會氛圍。

以社會結構為例。主導社會發展的精英階層,從魏晉南北朝時期依托門第閥閱構建起來的士族,發展為唐朝崇重當朝冠冕的官僚士族,再到北宋及以后的清流士大夫。精英階層準入的途徑變了,科舉、軍功、薦舉等沖擊了之前的入仕模式,帶動價值觀的更新。唐前期,精英階層遵循魏晉以來編撰譜牒的傳統做法,以擠入士族為榮。至少在價值觀念上,整個唐代精英集團的身份認同及其與其他階層身份的區分,還是魏晉以來清濁之分的繼續,盡管區分清濁的標準和依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唐后期,編撰譜牒標榜身份的風氣大為削弱,直到北宋成為社會群體的普遍做法。族譜下移,帶動了宗族勢力的興起。譜牒不再附帶特權收益,而轉變為家族自我認同和提高凝聚力的工具。在更廣大的社會階層中,之前嚴苛的身份制也得以緩解,“中古良賤身份等級制度,大約自魏晉時期開始形成,南北朝時期逐步系統化、法典化,而至隋唐時期趨于完善,唐宋之際則漸趨衰落與瓦解”。賤民階層依然存在,但唐代朝廷為賤民階層的向上流動規定了制度缺口。整個唐代,朝廷對平民階層的大方針是鼓勵流動的。中后唐有多位后妃都出身賤民階層。盡管古代社會的自由度不盡如現代人的心意,但唐代是擴展中國古代社會自由度的重要節點。后世都要感謝唐朝的開明與寬容。

再以比較特殊的妓女群體為例。白居易《與元九書》說:“及再來長安,又聞右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門有題仆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杜牧《張好好詩》手卷局部

唐代有分層次的官妓制度,朝廷和州縣各有妓女。官妓依靠官府生活,承應官差,以獻藝陪席為主,不以自由賣淫為業;但事實上她們又常常私下自行接客。此外,軍隊有營妓,長安的坊市有私妓。白居易等精英、高官并不諱言與妓女的交游,他們的作品很大程度上還依賴妓女群體的傳播。文人士大夫們與妓女公開往來,乃至將男女之情付諸筆端:

憐君無那是多情,枕上相看直到明。日照綠窗人去住,鴉啼紅粉淚縱橫。

愁腸只向金閨斷,白發應從玉塞生。為報花時少惆悵,此生終不負卿卿。

可見在唐代,士大夫蓄養妓女,甚至納妓女為姬妾都是社會容許的。

再比如唐代城鎮的坊市結構及其瓦解。高整齊度的城市規劃、居民區(坊)和商業區(市)的分區和嚴格管理,是坊市結構的突出特征。唐代政局穩定,人口增長,商貿活躍,帶動城市的繁榮。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穩定增長,吸引了大批精英人群定居,即學者認為的官人生活“城市化”。精英階層的所有生活所需,舉凡衣食住行育樂,必須依靠城市的機能來供應,主要是指城市的市場與它所提供的商品。官人要獲得這些商品,包括服務,必須通過貨幣為媒介,無論貨幣的媒介為金、帛或銅錢,又帶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以長安城為代表的唐代城市,是中古時代的明珠。長安城是彌漫著詩歌與酒香的大都市,“銀鞍白馬度春風”的五陵少年“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新科進士,“一日看盡長安花”,招搖過市后奔赴曲江盛宴。人聲鼎沸的曲江區域,是長安官民的娛樂區,“且看欲盡花經眼”“每日江頭盡醉歸”。除了曲江的鮮花,玄都觀的桃花、唐昌觀的玉蕊花、洞靈觀的冬青、金仙觀的竹,也都是長安賞花的好去處,是官民消遣的好選擇。跨越千年,我們還能在唐詩中找到它們的印記。

唐后期,朝廷雖然開始強調坊市管理,但主要是從治安角度出發,并非限制市場發展。官府遵守市場邏輯、敬畏市場力量,默認了人口的自然積聚,晚唐時期城鎮的坊市格局即開始瓦解,直到北宋時期成為《清明上河圖》描繪的那般模樣,也就是我們現在熟悉、認為正常的城市模樣。“如果把庶民生活的活躍看作是中國近世社會的特征的話,那么中晚唐的長安,應當已經開始邁出走向近世的第一步。”

一個高度自信、開放自由的唐朝,鍛造了國家富強、百姓自由的盛世,散發出吸引后人的種種芳香。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原載《炎黃春秋》2024年第3期)

作者:張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