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軍無閥”曾國藩

說近代史繞不過北洋系，而北洋系，要從曾國藩說起。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廣西的一幫燒炭工、礦工，在一個十七年內四次參加科舉考試連個秀才都沒考上的老童生帶領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匯成一股洪流，席卷大半個中國。

同樣是在南方，一幫書生，放下紙筆，拿起刀劍，為大清續命五十年。

在他們心目中，拯救的不只是國家，還有名教。

在這些書生里，最著名的是“曾、左、胡、李”（除左宗棠外，其余三人都是翰林），曾國藩列名第一。

咸豐二年（1852）三月，賽尚阿在廣西剿討太平軍失利。

太平軍初起時，清朝上層的一二品文武大員，很多都是顢頇無能之輩，而朝廷的正規軍綠營，更是破敗不堪，已幾乎不能用于作戰。

反而是地方上一些六七品的知州、知縣里，猛人輩出，他們組織當地民團，和太平軍死磕，表現特別搶眼。

也許是朝廷看到了經制官兵的無能，地方民團在保衛家鄉過程中的出色表現，便鼓勵各省辦理團練，訓練本地的鄉勇民兵，抵御太平軍以及趁亂而起的盜匪。

興辦團練當時在各省是普遍現象，唯有湖南一枝獨秀，湖南鄉勇最后成為平定太平軍的主力部隊———湘軍。

這主要得益于曾國藩的練兵方法。

針對綠營“勝則相妒，敗不相救”、將不知兵、兵不用命等積習，他搞的湘軍營制，非常注重人身依附關系，由上級軍官決定下級軍官的人選，由基層軍官自己挑選士兵。

并且彼此之間有著同鄉同里或宗族關系，在作戰時能團結一致、臨敵爭先，雖死而不相棄。

所以說湘軍以及后來逐漸壯大的淮軍，都有明顯的“私軍”特色，正如王闿運論及湘軍所言：“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

隨著湘軍在前線的出色表現，到了咸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成為以兩江總督兼轄四省（蘇、皖、浙、贛）的統兵大帥。

朝廷心里明白，前敵將領均是曾國藩的部屬，如果沒有他的統率，很難收到將士用命、同心協力的效果。

迫于情勢，不得不將四省的兵權、財權、行政權完全托付給他。

但曾國藩更明白。

如此高位沒讓他沒有半點欣喜之情，反而時存戒慎戒懼之心。

他的這種心態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常常有所顯現（也許是對功名心盛的曾國荃的提點），“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花未全開月未圓”、“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等語，經常出現在信中。

平定太平軍后，湘軍聲威達于極盛。

曾國藩迫不及待地上奏朝廷，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請求將湘軍裁撤，遣歸鄉里。

朝廷松了一口氣。

曾國藩也松了一口氣。

大家都能睡個安穩覺了。

身懷利刃，殺心自起。

歷代封建帝王，對手握重兵的臣僚極為忌憚。

重兵在握幾乎是一種“原罪”。

曾國藩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擁有重兵卻不自重，有“軍”而無“閥”（閥的本義是攻擊性），激流勇退。

在道德與人心重新刮垢磨光之后，飄然遠去。

湘軍主力被遣送后，曾國藩的門生李鴻章的淮軍，分駐各地成為防軍。

李鴻章后來成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北洋系”粗具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