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為什么如此痛恨叛徒

作為長期在東南沿海工作、曾服役于空軍部隊的一員，我對毛主席在渡江戰役完成后，為解放臺灣一手抓預置內應，一手抓籌建空軍的戰略部署（見附 2）有著深切的感悟和體會。

國慶期間觀看《沉默的榮耀》，看著在臺隱蔽戰線英雄們斗智斗勇地堅守，看著他們為祖國統一大業慷慨赴死的壯舉，我心中對英雄的崇敬之情愈發濃烈，也更深刻地讀懂了我們黨對叛徒深惡痛絕的歷史根源。

在臺隱蔽戰線英雄們斗智斗勇地堅守，看著他們為祖國統一大業慷慨赴死的壯舉，我心中對英雄的崇敬之情愈發濃烈，也更深刻地讀懂了我們黨對叛徒深惡痛絕的歷史根源。

一、熟悉我情，叛徒對革命事業的破壞往往更加精準

叛徒最可怕的危害，在于他們曾是與我們并肩作戰的“自己人”，熟悉黨的組織脈絡、運作模式乃至核心機密。他們的背叛并非盲目沖撞，而是直擊要害地精準打擊，這種傷害比原生敵人的正面進攻更讓人防不勝防。

谷正文早年曾在八路軍 115 師戰士劇社擔任隊長，因在北大深造具有較高心智，對我軍的組織架構與工作方式了如指掌。正是憑借這份“熟悉”，1946 年，他像一條毒蛇般，精準找到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號院的地下電臺，不費吹灰之力就破獲了這個關鍵情報據點。從臺長李政宣供出的名單里，又逮捕了包括孫連仲部作戰處長謝士炎、高參室主任余心清等多名高級將領。我黨在華北地區的重要情報線就此被生生斬斷，多少同志的心血在一夜之間化為泡影！

而蔡孝乾的破壞更具毀滅性，也更讓人痛恨。作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他手中掌握著臺灣地下黨的全部組織網絡、人員名單與聯絡方式——這些都是無數同志冒著生命危險、用鮮血和汗水建立的“革命火種”啊！可他卻在關鍵時刻選擇背叛，親手把臺灣地下黨的“地圖”交給了敵人。這就像一個人把自己的心臟位置告訴了劊子手，讓谷正文帶領的特務能按圖索驥，毫無阻礙地展開抓捕。這種精準性，比敵人的盲目搜捕可怕百倍！這恰如“獄中八條”警示的“切勿輕視敵人”，而叛徒，正是讓我們在敵人面前毫無防備的“致命漏洞”。

二、立功心切，叛徒對曾經同志的傷害往往更加狠決

為了在新主子面前表忠心、求自保，叛徒往往比原生敵人更急于“立功”，他們對昔日同志的策反與迫害，也更顯狠辣決絕，毫無半分往日同路之情。

谷正文從叛變之日起，就把迫害共產黨人當作自己的“晉身之階”，其手段之殘忍，心腸之歹毒，令人發指。在濟南投靠日軍時，他對被捕的中共濟南工委武思平等同志動用各種殘酷刑訊，全然忘了自己也曾是革命隊伍的一員；成為國民黨特務后，為了向戴笠、毛人鳳證明自己的“價值”，他策劃破獲北平地下電臺、主導臺灣地下黨清剿，每一次行動都以“斬草除根”為目標。看著昔日戰友落入敵手，他竟毫無愧疚，反而以此為榮！

蔡孝乾的“狠”，則體現在毫無底線地出賣上，他的背叛比谷正文更讓人寒心。作為曾跟隨紅軍長征的“老革命”，他本應是信仰的堅守者，可被捕后卻沒有絲毫猶豫，一周內就全盤供出所有機密，甚至主動配合特務指認同志，生怕自己供出的“情報”不夠多、不夠重要，生怕自己在敵人面前“不夠忠心”。正是他的“積極配合”，讓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 400 多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迅速被捕，約 1100 人慘遭殺害！他用同志的鮮血換取自己的茍活，用昔日戰友的生命為自己鋪就“投敵之路”，這種為了私利不惜對同志痛下殺手的決絕，比敵人的刑具更讓人刺骨心寒。

這也正印證了“獄中八條”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的警示——蔡孝乾正是因貪圖享樂、作風浮奢暴露行蹤，又因把小姨子喚來獄中同居、以此作為叛變投敵條件，才釀成這場無法挽回的慘劇。他的背叛，是信仰的徹底破產，是人格的完全墮落！

三、雙重疊加，叛徒對革命家業的損毀往往更加嚴重

熟悉我情的精準性，加上立功心切的狠辣性，兩者疊加起來，讓叛徒對革命事業的危害呈現出“毀滅性”的效果，這種傷害往往數年、數十年都難以修復，甚至會改變革命的進程。

谷正文與蔡孝乾的勾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谷正文憑借對我黨的了解，知道如何突破地下黨的防線；蔡孝乾則提供了臺灣地下黨的“完整密碼”，兩人一唱一和，像兩把毒刀，直接將我黨在臺灣經營多年的組織網絡徹底摧毀，讓無數同志的努力付諸東流。

原本，這些地下黨員是毛主席所說的“內應”，是解放臺灣的重要力量啊！他們潛伏在敵人內部，收集情報、聯絡群眾，為祖國統一默默積蓄力量，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可隨著蔡孝乾的叛變、谷正文的清剿，這些“內應”要么壯烈犧牲，要么被迫轉移，我黨在臺灣的情報工作幾乎陷入停滯，解放臺灣的進程也因此受到嚴重影響。

一千多名同志的犧牲，從來不是簡單的數字，那是一千多個破碎的家庭，是革命事業失去的一千多份寶貴力量，是無數心血化為烏有的無盡惋惜！這種損失，不是打一場敗仗可以彌補的，而是對革命基業的巨大損毀。

正如“獄中八條”所警醒的“防止領導成員腐化”“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叛徒的出現，本質上是信仰的崩塌、教育的缺失，而其造成的危害，卻是革命事業難以承受之重！

谷正文晚年在臺北惶惶度日，至死都活在恐懼之中；蔡孝乾即便被授予國民黨少將軍銜，也終生活在出賣同志的愧疚與不安里。他們的結局，是歷史最公正的審判，是叛徒應得的下場！

而我們黨對叛徒的痛恨，從來不是出于私人恩怨，而是源于對革命事業的絕對忠誠，對犧牲同志的深切緬懷，對“永不叛黨”這一信仰底線的堅定堅守。

從谷正文、蔡孝乾的背叛中，我們更應汲取深刻教訓：要始終以“獄中八條”為鏡，加強黨員理想信念教育，讓“永不叛黨”的誓言融入血脈，從根源上筑牢防叛的思想防線；要嚴格黨員生活作風管理，對苗頭性問題早發現、早糾正，防止內部人員尤其是領導干部在“糖衣炮彈”的侵蝕下蛻化變質；一旦出現叛徒，必須果斷處置、及時止損，最大程度降低對革命事業的傷害。唯有如此，才能讓革命的血脈代代相傳，讓祖國統一的目標早日實現，才能告慰那些為信仰犧牲的英雄先烈！

附注：

1. “獄中八條”

“獄中八條”，是羅廣斌從監獄里帶出來的，于 1949 年 12 月 25 日交給重慶市委的《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況的報告》中的第七部分。內容如下：

- 防止領導成員腐化；

- 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

- 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 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 切勿輕視敵人；

- 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 嚴格進行整黨整風；

- 懲辦叛徒特務。

2. 1949 年 4 月，渡江戰役勝利后，解放臺灣的任務被提上日程。

毛主席敏銳地意識到渡海作戰與陸地作戰的巨大差異：國民黨退守臺灣后，解放軍面臨嚴峻的海空力量短板，缺乏制空權和足夠的海上運載工具，使得跨海攻臺難度極大。

在這種情況下，1949 年 7 月 10 日，毛主席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建立空軍的問題。他在信中說：“我們必須準備攻臺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和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