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諾獎獲獎井噴式增長的啟示：學術與權力分開，科學才有希望

2025年諾貝爾獎正通過諾貝爾基金會官方數字平臺陸續揭曉。至北京時間10月8日，日本免疫學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和化學家北川進（Susumu Kitagawa）分別獲得本年度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和化學獎。2002年至2025年10月8日，日本（含美籍日裔）已經獲得22項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

諾貝爾獎代表了頒獎學科領域世界最高學術成就，具有無與倫比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力。獲獎數量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獲獎得主所屬國家的科技水平與實力。正因為此，具有遠見的政府高度重視對基礎科學領域的投入與支持，并視本國科學家得獎為莫大的榮耀。
2001年，日本小泉內閣在《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01-2005年）》中首次明確提出：“未來50年內培養30名諾貝爾獎得主”，意在提升日本基礎科研實力。經過努力，日本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取得豐碩成果，21世紀日本諾貝爾獎得主數量超過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僅次于美國，位居全球第二。
近年來我國對科研包括基礎科學領域的投入大幅增長。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及最新數據，全球基礎科研投入排名中，?中國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超過排名第三的日本。但我國獲得諾獎數量與投入不相匹配，迄今為止中國大陸獲得自然科學類諾獎的僅有屠呦呦一人。
雖然投入和產出存在時間差，以諾獎為最高水平的基礎科學領域科研成果獲獎相對于投入有滯后性，但毋庸諱言，我國科研投入主體與方向、資金使用和人才與成果評價評選機制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如果不能切實糾正，勢必影響科研成果與科研人才的發掘與培養。
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
權力本位嚴重。科研立項、科研成果的評價、科研人員的切身利益與地位等往往和權力捆綁。
在許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教學科研人員如果沒有行政權力及背景，往往難以獲得項目立項與資金支持。另一方面，行政部門領導如果沒有學術背景與職稱，又難以在行政領導崗位立足，更遑論升遷。這種導向機制不利于真正熱心于科研的人安心科研工作，也嚴重影響科研資金的投入效益。
學而優則仕的用人導向。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科研人員，無論是諾獎得主還是科學院院士，他們的本職工作就是科研，除了獲獎獎金，其待遇基本上不變。政府不會讓他們揚短避長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也不會給他們享受行政級別待遇。
中國則不同。權力本位觀念和用人思路下，為了體現對科研工作的“重視”和對人才的“尊重”，往往安排兩院院士或者有較高學術成就與地位的人擔任行政領導，給他們享受特定行政級別待遇。
據統計，截至2025年10月，“全國至少78所高校的校長為兩院院士，其中30所985高校（如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校長由院士擔任，另有27所＇雙非＇院校由院士執掌?”。“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實現黨委書記和校長均為院士的＇雙院士＇配置?。”“近三年北大院士擔任行政職務的比例已從18%攀升至37%。”
“學而優則仕”的用人導向見仁見智，但對科研人才的浪費則是不爭的事實。
權力本位下“贏者通吃”的機制不利于科研工作。
現實中，科研立項、資金分配、項目結題、成果評審等各個環節與權力和利益深度掛鉤。利益驅動下，科研人員往往熱衷于拉關系、攀附權貴，或從事行政工作。“做學問”被“跑學問”代替。擁有行政權力，就意味著更容易獲得學術地位和“成果”，名利雙收。
近年查處的高校貪官，大多頭頂各種學術光環。由于立項、結題和成果評審大多數都是圈子里的人，真正做科研的人很難得到資金支持，大量科研經費并未真正用于科研，而是被揮霍挪用甚至被貪污。
而那些真正潛心科研并取得高水平成果的人往往無緣院士評選和高職稱評定。屠呦呦十年前就獲得諾獎，從未申請卻被美國科學院選為外籍院士，但至今仍然連中國兩院院士都不是。
破解權力本位對科研工作的負面影響，關鍵在于更新科研和人才觀念，改革用人機制，切斷行政權力與科研立項、結題、評審以及院士評選之間的利益鏈條。最簡單也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首先取消行政科研“雙肩挑”的做法。凡是當官者一律不得再從事科研及相關工作，做科研的就不得擔任行政職務。看似簡單粗暴，但符合科研和管理規律，也是世界發達國家通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