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春 | 經史傳統·古典學·中國哲學

“經史傳統”是個亦新亦舊的概念。說它舊，是因為這個語詞早已被廣泛使用，并非我們的創造。說它新，是因為在當前使用時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本文主要講三個問題：我們所講的經史傳統和清代“經史之學”是什么關系；經史傳統和古典學是什么關系；經史傳統和中國哲學是什么關系。

一

一般人理解的經史傳統，實際上就是清代的經史之學。如果是清代的經史之學，那它就表現為訓詁考據和文史校讎。我們今天強調經史傳統，顯然不是強調訓詁考據和文史校讎。老調重彈地講求清人的治學方法和致思路徑，對于今天的中國學術而言，即便不是毫無意義，其意義也極為有限。

我們所講的經史傳統，也并非與清代經史之學毫無關聯。清人的訓詁考據是為了揭明“先王制度”，用今天的學術語言來說，就是以接近實證主義的方式闡明六經所承載的文明理想。清人的文史校讎是為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用今天的學術語言來說，就是以近似于歷史主義的方式動態地呈現中國文明在歷史中的演變。如果我們在方法論上不滿清人的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完全可以放棄它們，另辟蹊徑。在此前提之下，我們仍舊可以繼承它們的學術目標，以揭示中國文明的文明理想、描摹中國文明的歷史演變作為今天中國人文學者的學術使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當代中國的文明處境，應對整個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文明危機。

我們所講的經史傳統，還跟貫穿清代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史線索相關。這個思想史線索的第一個節點是王夫之。王夫之是一個非主流的經學家，他既在經學傳統之內，又在經學傳統之外。說他在經學傳統之內，是因為他遍注群經，對注經的熱情超過歷史上所有的經學家。說他在經學傳統之外，是因為他遍注群經的熱情來源于強烈的歷史意識。他對于歷史變遷及其帶來的文明危機有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強烈的感受和反思。所以，他的經注帶有強烈的反思性、批判性，甚至顛覆性。我們今天講“經史傳統再出發”，實際上就是王夫之“六經責我開生面”的現代表達。

這個思想史線索的第二個節點是章學誠。章學誠是一個非主流的史學家，他既在史學傳統之中，又在史學傳統之外。說他在史學傳統之中，是因為他也從事歷史編纂、史志寫作，并且為這些常規的史學工作建立規則和提供范例。說他在史學傳統之外，是因為他有著一般史學家所不具備或業已喪失的強烈的理論熱情和文明抱負。章學誠的學術追求首先是終結宋明理學的朱陸之爭，把對天道性命的思考拉回到經史之學，開辟一條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文明的思想道路。“言性命必究于史”的學術主張不僅對于當時業已衰微的理學傳統，而且對于當今百病叢生的中國哲學研究，都有極強的針對性和建設性。在道術徹底為天下裂的時代，“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的學術觀念賦予每一個依然執著于文明理想的學術工作者以某種精神價值。

張志強先生對于經史傳統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章學誠。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看法接近或者一致。但是，從我個人的研究經歷出發，除了強調經史合一的章學誠，在這里我還強調廖平作為第三個節點的意義。表面看來，廖平是章學誠的反對者，他堅決主張分判經史。經史之分之于廖平，就像“六經皆史”之于章學誠。依我的理解，廖平通過嚴格地判分經史，為經學重新厘定原點，也是在為陷于深重危機之中的中國文明尋找新的歷史起點。我們的經史傳統研究，不僅要揭示中國文明的理想性格，也要展開中國文明在歷史進程中的跌宕起伏。從觀念和歷史互動的角度來探討中國文明，其前提必然是保持觀念和歷史之間的緊張。在這個意義上，廖平的經史實踐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價值。

中國國家博物館，《詩經》，視覺中國供圖

二

經史傳統跟古典學是什么關系？對于這個問題，去年世界古典學大會期間，我曾在《光明日報》發表《經史傳統與古典研究》一文，闡述過部分看法。

古典學大會開過之后，有一些大學開始籌建古典學的院系。我也參加了一些討論。這些討論的焦點已經不再是古典學的學科屬性以及中西古典學的關系，而是中國古典學作為一個學科，它包括哪些領域，邊界又在哪里。如果認為中國古典學應該有特定的內容和明確的邊界，那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爭議。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中國古典學就應該是諸子學而不可能是經學，因為我們好不容易才從經學里面掙脫出來，怎么能夠回到經學去呢。但如果同樣的問題讓另外一些學者回答，他們肯定會說中國古典學只能是經學，不可能是其他東西。遑論很多歷史學背景的學者會直接把古典學理解成上古史。對于中國古典學的內容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學者間分歧巨大甚至背道而馳。

中國古典學是不是應該有個明確的時間邊界？對于這個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早在十年前就有人討論過。一般理解的西方古典學就是古希臘、古羅馬研究，那么中國古典學是不是應該對應先秦時期？如果先秦是古典學的邊界，那是否意味著董仲舒、司馬遷都不是古典學研究的對象？如果覺得這樣不妥，把邊界移到兩漢，那么《五經正義》都不在古典學之列？再往后移到唐宋之際，那么朱子都不算古典學，這也很難令人信服。如果朱子也算進去，那么專注于古典研究的整個清代，都不在古典研究的范圍之內？這樣的話，中國古典學的范圍就和一般意義上的古代研究完全重合了。但這還不夠，因為即便這樣，廖平、章太炎也不算古典學。這實際上說明一個問題：所有試圖給中國古典學劃定時間邊界的努力都注定失敗。

怎么解決這些問題呢？我提出一個思路，就是以闡明中國古典學的核心、勾勒中國古典學的中心與邊緣的方式來確定中國古典學的研究領域。古典學的核心就是經史傳統，我想這是個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也有望說服其他學者的觀點。古典學的核心是經史傳統，這不是一個自然的、自明的結論，而是一個需要闡釋的問題。

怎么去闡釋它呢？要理解經史傳統，首先要打破四部分類法造成的迷思。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超越四部分類法，用一種更為“古典”的視野來理解古代的典籍與文明。四部分類法雖然源遠流長，但是畢竟對于古學有割裂之嫌。經史子集的劃分，至少在形式上與現代學術分科大體重合，而且在實質上也無法反映古學本身的源流脈絡。

破除了把經史傳統理解為四部里的經部和史部（或者理解為經學傳統和史學傳統）的迷思之后，我們可以找到從總體上理解經史傳統的另外一些支點。比如《莊子·天下篇》，它把舊法世傳之史、六藝、諸子劃作三個不同的層次。這三個層次的關聯也非常清晰，在古之道術的籠罩之下，三個層次又是緊密關聯的一體。如果引入《漢書·藝文志》的視野，這種一體性就更加強烈。

六藝不等于經學，從孔子六藝發展到漢代的經學，中間恰好經歷了諸子階段，而諸子基本上都關聯著六藝，這是一個常識。諸子多雜引六藝，墨子引《書》甚至超過所有儒家著作。子夏作為多部經書傳授的始祖，因其在西河設教，授徒眾多。早期兵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多與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諸子無不研習六藝，所以歷史上主張“諸子出于六藝”者不乏其人。六藝之學是諸子的共同源頭，而諸子又在漢代匯入了經學。比如說董仲舒的經學就體現了融合諸子的特點。司馬遷的學術志向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就是吸收融合群經和諸子。我們可以把從孔子化舊史為群經到司馬遷化經子入史籍的這一過程看成一個整體。從這個整體來看，經史傳統本身就包含著諸子。

經史傳統形成之后，發生了兩個層次的分化。首先是內部經和史之間張力的逐漸顯現和相互作用，表現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對立。這是第一個層次的分化。第二個層次的分化就是從經史之學中分化出注疏之學或義理之學。不管是漢魏義疏學、魏晉玄學,還是宋明理學，都是一部分經典被從經史要籍之中篩選出來，特別強調并加以系統化之后產生的一種新學問。而這種新的學問發展到一定程度，或者它的理論資源耗盡，或者遇到了某種無法解決的困難、遭遇重大挑戰，都會有一種回歸經史大傳統，從經史大傳統再出發的趨勢。比如宋明理學，它是遭受佛教挑戰，回歸經史傳統然后重新出發的結果，可將其視為“從經史傳統再出發”的一個典型。

這即是說，整個中國古代的古典思想，實際上就是一個以經史為主軸，不斷地發生各種分合變化的過程。所以，衡量研究對象是否屬于古典學，不可能通過它所屬的時代，而只能通過它與經史傳統這個主軸的遠近關系。凡與經史主軸有關聯的研究，就可以把它納入中國古典學的范疇之內。反之，凡與經史傳統無關的研究，即便時間上足夠“古代”，也很難視作古典學研究。這樣就可以建立一個基本的共識，可以給中國古典學確立一個基本典范。

三

第三個問題是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的關系。對于兩者的認識，基于對中國哲學發展趨勢的兩個觀察。

第一個觀察是：從內容來講，中國哲學研究近些年最重要的一個現象就是經學研究的興起，這里主要是指中國哲學從業者所推動的經學研究。近代以來，有所謂“經學的瓦解”，這并不是說經學研究本身終止了，而是說它喪失了舊有的一體性和崇高性，散落在文史哲各學科中，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近些年中國哲學界對于恢復經學在學術上的主體性和價值上的主導性的呼聲，喚醒并凝聚了散落在各個學科中的經學研究。大量的青年學者投身經學研究的行列，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個觀察是：從論題、論域來看，中國哲學研究有一個清晰的文明論的轉向。過去的中國哲學研究關注怎么把古典文獻提供的思想內容系統化、知識化、邏輯化。以馮友蘭為代表的過去一百多年的中國哲學研究，總體上來講都是這樣。可是今非昔比，一百年前的學人追求如何借助某種特定哲學所提供的范式來整理中國的思想使之具備與西方交流的可能性，一百年后的中國學者卻在思考如何在現代西方“百病叢生”之時以哲學的方式挖掘自身文明傳統以有補于未來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如果要把中國哲學視作一個理解中國文明的學術路徑，那么舊有的研究經驗與思考系統就不能支撐我們完成時代賦予的學術職責和學術使命。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用邏輯化、概念化、知識化的方式來討論文明問題。而且前輩學者用以處理他們面對問題的知識基礎對于處理新時代新問題也遠遠不夠。比如我們今天只讀語錄、諸子，無法從整體上來討論文明問題。當今的中國哲學研究要求一個系統的轉變，它既包括研究視野的轉變，也包括知識基礎的更新。

要實現這些轉變，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回到經史傳統，因為能夠呈現中國文明的只有經史傳統。在時代問題的驅策之下，我們應該有這種自覺。在過去的十來年時間內，劉偉老師長期在中山大學主持一個活動，叫“理解中國”讀書沙龍。我受此啟發，提出：中國哲學不是“中國的哲學”，也不是“中國底哲學”，而是用來“理解中國”的哲學，或者說是思考中國文明的哲學。換言之，“中國”并不是一個限定詞，而是一個對象詞，它是哲學致思的對象。經史傳統就是我們進行這一哲學致思的基本的方式與路徑。

前面談到的經學研究的興起，它一方面豐富了中國哲學的議題，拓展了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但是它也會帶來過度細碎化、經驗化與去哲學化的問題。隨著經學研究本身的全面開展，也需要把它向著相對健康和正確的方向引導。為了避免它過度細碎化、經驗化和去哲學化，有必要強調當初推動經學研究復興的本心在于較前更為整全地理解中國文明。牢記這一初心，才能避免經學研究重蹈覆轍。我們倡導的經史傳統研究，就是希望起到一種引導和勉勵的作用，這樣就可以彌合現在看來有些分裂的經學研究和哲學研究之間的罅隙。經史傳統的研究，不但可以充分吸納經學研究的成果，而且可以向古史的領域拓展，非但不會排斥而且會有意識地采用哲學的視野和方法。換個說法或許更加清楚一些：我們所期待的經史傳統研究的開展路徑，就是通過推進經學研究、古史研究和哲學史研究之間的對話和互動，逐步建立一種理解中國文明的整全視野。

經史傳統是中國哲學的新地基，從經史傳統再出發，就是站在經史傳統的廣袤土地之上，一起去仰望人類文明的星空。

原載：2025年10月3日《羊城晚報》A4文史哲版

作者：李長春，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