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鷹律師：非法經營煙草案件如何輕判

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是當前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的經濟犯罪類型，其定罪量刑標準與辯護策略具有鮮明的專業性特征。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犯罪的認定，核心在于行為人是否違反國家煙草專賣管理制度，未經許可從事煙草經營業務，擾亂市場秩序且達到情節嚴重程度。我國對煙草行業實行嚴格的專賣專營制度，《煙草專賣法》及其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從事煙草專賣品的生產、批發、零售業務，必須取得相應的煙草專賣許可證。未經許可從事任何環節的煙草經營活動，均可能構成非法經營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規定，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情節嚴重"的入罪標準包括三種情形：一是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2萬元以上；二是非法經營卷煙20萬支以上；三是曾因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三年內受過二次以上行政處罰，又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且數額在3萬元以上。這些量化標準為司法實踐提供了明確指引，但同時也需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把握實質危害性。數額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的計算方法上，司法解釋確立了"實際銷售價格優先"的原則，即能夠查清銷售或者購買價格的，按照實際交易價格計算；無法查清的，則按照查獲地省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價格計算。這種計算方法既考慮了證據的可獲得性，又兼顧了價格認定的權威性。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未銷售部分的貨值是否計入犯罪數額，實踐中存在一定爭議，部分法院采取"實際銷售金額"標準，將未售出部分僅作為量刑參考。特殊情形：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幾種特殊情形的認定問題：一是超范圍、跨地域經營，如持有零售許可證但從事批發業務，或跨地域進貨銷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批復，此類行為屬于行政違法范疇，不宜認定為犯罪。二是借用他人許可證經營，司法判例顯示，租用、借用他人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或家庭成員共同使用許可證經營的，一般不認定為非法經營罪。三是非法經營真煙與假煙的區分，前者僅構成非法經營罪，后者可能同時觸犯銷售偽劣產品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需從一重罪處罰。基本量刑檔次：我國刑法第225條和《解釋》將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的量刑分為"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兩個檔次。前者對應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后者則面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這兩個檔次的劃分主要以非法經營數額、違法所得數額以及卷煙數量為量化標準，體現了刑罰與犯罪危害程度的比例關系。緩刑適用：在司法實踐中，緩刑適用率相對較高，特別是對于初犯、偶犯、具有自首、坦白、認罪認罰等情節的被告人。例如，在陸某元非法經營案中，被告人非法銷售香煙金額達15萬余元，法院認定其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且"情節嚴重"，但鑒于其"犯罪情節較輕，能當庭認罪，有悔罪表現"，最終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類似地，在陳某、吳某非法經營案中，兩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和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這些案例表明，對于非法經營數額剛超過入罪標準，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的案件，法院傾向于適用緩刑。從寬處罰情節：從寬處罰情節在非法經營煙草案件中發揮著重要的量刑調節功能。常見的法定從寬情節包括自首、坦白、立功、認罪認罰等；酌定從寬情節則包括退贓退賠、繳納罰金、初犯偶犯等。例如，在彭某非法經營案中，被告人非法經營金額高達83萬元（已達"情節特別嚴重"標準），但法院綜合考慮其具有"自首、認罪認罰、退出違法所得"等情節，最終在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期內適用緩刑。這表明即使犯罪數額較大，若有多個從寬情節疊加，仍有可能獲得較為寬緩的處理。主從犯區分：共同犯罪中的主從犯區分也是影響量刑的重要因素。在陳某、吳某案中，法院認定陳某系主犯，吳某系從犯，對吳某依法從輕處罰；在左某、黃某、毛某甲案中，法院認定左某系主犯，毛某甲系從犯且有立功表現，依法減輕處罰。這些案例顯示，在非法經營煙草的共同犯罪中，通常會根據各行為人的地位、作用、獲利情況等因素區分主從犯，實現量刑的個別化。

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是當前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的經濟犯罪類型，其定罪量刑標準與辯護策略具有鮮明的專業性特征。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犯罪的認定，核心在于行為人是否違反國家煙草專賣管理制度，未經許可從事煙草經營業務，擾亂市場秩序且達到情節嚴重程度。我國對煙草行業實行嚴格的專賣專營制度，《煙草專賣法》及其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從事煙草專賣品的生產、批發、零售業務，必須取得相應的煙草專賣許可證。未經許可從事任何環節的煙草經營活動，均可能構成非法經營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規定，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情節嚴重"的入罪標準包括三種情形：一是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2萬元以上；二是非法經營卷煙20萬支以上；三是曾因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三年內受過二次以上行政處罰，又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且數額在3萬元以上。這些量化標準為司法實踐提供了明確指引，但同時也需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把握實質危害性。

數額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的計算方法上，司法解釋確立了"實際銷售價格優先"的原則，即能夠查清銷售或者購買價格的，按照實際交易價格計算；無法查清的，則按照查獲地省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價格計算。這種計算方法既考慮了證據的可獲得性，又兼顧了價格認定的權威性。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未銷售部分的貨值是否計入犯罪數額，實踐中存在一定爭議，部分法院采取"實際銷售金額"標準，將未售出部分僅作為量刑參考。

特殊情形：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幾種特殊情形的認定問題：一是超范圍、跨地域經營，如持有零售許可證但從事批發業務，或跨地域進貨銷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批復，此類行為屬于行政違法范疇，不宜認定為犯罪。二是借用他人許可證經營，司法判例顯示，租用、借用他人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或家庭成員共同使用許可證經營的，一般不認定為非法經營罪。三是非法經營真煙與假煙的區分，前者僅構成非法經營罪，后者可能同時觸犯銷售偽劣產品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需從一重罪處罰。

基本量刑檔次：我國刑法第225條和《解釋》將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的量刑分為"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兩個檔次。前者對應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后者則面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這兩個檔次的劃分主要以非法經營數額、違法所得數額以及卷煙數量為量化標準，體現了刑罰與犯罪危害程度的比例關系。

緩刑適用：在司法實踐中，緩刑適用率相對較高，特別是對于初犯、偶犯、具有自首、坦白、認罪認罰等情節的被告人。例如，在陸某元非法經營案中，被告人非法銷售香煙金額達15萬余元，法院認定其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且"情節嚴重"，但鑒于其"犯罪情節較輕，能當庭認罪，有悔罪表現"，最終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類似地，在陳某、吳某非法經營案中，兩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和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這些案例表明，對于非法經營數額剛超過入罪標準，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的案件，法院傾向于適用緩刑。

從寬處罰情節：從寬處罰情節在非法經營煙草案件中發揮著重要的量刑調節功能。常見的法定從寬情節包括自首、坦白、立功、認罪認罰等；酌定從寬情節則包括退贓退賠、繳納罰金、初犯偶犯等。例如，在彭某非法經營案中，被告人非法經營金額高達83萬元（已達"情節特別嚴重"標準），但法院綜合考慮其具有"自首、認罪認罰、退出違法所得"等情節，最終在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期內適用緩刑。這表明即使犯罪數額較大，若有多個從寬情節疊加，仍有可能獲得較為寬緩的處理。

主從犯區分：共同犯罪中的主從犯區分也是影響量刑的重要因素。在陳某、吳某案中，法院認定陳某系主犯，吳某系從犯，對吳某依法從輕處罰；在左某、黃某、毛某甲案中，法院認定左某系主犯，毛某甲系從犯且有立功表現，依法減輕處罰。這些案例顯示，在非法經營煙草的共同犯罪中，通常會根據各行為人的地位、作用、獲利情況等因素區分主從犯，實現量刑的個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