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干臟活，白領受了多少內傷

臟，是一種逐漸滲透的感覺。

27歲的曉舟在南方某事業單位實習了近一年。領導勸她畢業后留下，說這是人人羨慕的“好工作”：穩定、體面，工資不低。但她心里很矛盾。

她的日常幾乎被無休止的雜活填滿——報銷、跑簽字、蓋章、做出差方案、準備會議、發函，以及申請各類事前審批。有時光是確保會議室的臺卡裁得工整，就能花去近半小時。

更棘手的是，這些任務往往隨領導需求臨時調整，又依賴他人配合推進。她的緊急事，在別人眼里常常排不上號。臟活，經常是一場消耗戰。

來實習，本是想借機搜集博士論文資料，但曉舟在這里幾乎沒法展開任何與學術相關的寫作。每天被瑣事切割，等回到住處，腦子早已空轉到發鈍。

日常幾乎被無休止的雜活填滿/《同期的小櫻》劇照

干臟活，是一種全身心的消耗。它不是單純的辛苦，而是對著毫無意義的任務反復投入的痛感：復制粘貼的表格、反復的溝通、只為湊數的匯報，像慢慢壓下來的石塊，拖得人邁不出前進的腿。

既“孔乙己的長衫”之后，年輕人職業爭議的另一個詞——臟活，在近些時間也頻繁被討論。

它讓人質疑：為什么勞動會變成這樣？當臟活一件接一件時，它甚至像是一種“沉浸式體驗”——時間與精力被徹底榨干，卻換不來任何成就感。

如今，臟活就像一層薄霧，籠罩在幾乎每個人的日常工作里。60年前，美國社會學家埃弗雷特·休斯提出“dirty work（臟活）”這個詞時，也許沒想到，它會在今天被不斷翻新、延展，成為我們理解當代勞動的一面鏡子。

每個人都帶點臟

提到“臟活”，幾乎每個打工人都有話要說。

豆瓣熱門話題“你做過哪些偽工作？”吐槽最多的是“只有領導發言、沒有重點”的會議。有人直言，非要在周末開的會，除了桌上一堆空礦泉水瓶和果皮，什么也沒留下。

Reddit的“反工作”（r/antiwork）版塊里中，國外網友諷刺“鞋子的圖片在350像素寬度時離文字太近時，真會讓地球停轉嗎？”

TikTok 上甚至衍生出“Pointless Meeting（無用的開會）”“Meetings Funny（會議槽點）”這樣的熱門標簽……這些荒誕場景，已經成了職場里最普遍的自嘲。

《不討好的勇氣》劇照

但“臟活”一詞最初并不是這個意思。

上世紀60年代，它指的是社會必需、卻抬不起頭的工作：礦工、屠夫、性工作者、獄警……體面的秩序，總要靠這些見不得光的勞動來維系。

后來，這個范圍被拓寬：臟可以是身體上的，也可以是社會關系上的，甚至是道德層面的。不變的是，勞動者既背負污名，又維持了社會的正常運轉。

進入21世紀，臟活并沒有消失，只是看上去更“體面”：人工智能背后，日復一日清理著血腥與色情內容的數據審核員，長期面對衰老與死亡壓力的養老院護工們，以及操控無人機，日漸麻木扭曲的軍人。

這類臟活，實際上是把社會不愿直視的痛苦繼續分派給底層勞動者。

進入21世紀，臟活并沒有消失，只是看上去更“體面”/《人生切割術》劇照

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2018）中則提出另一種切口：真正折磨人的，不是勞動的辛苦，而是勞動和意義的徹底脫節。

他稱這些崗位為 bullshit jobs（狗屁工作），并歸納成五類：跑腿型，讓別人顯得重要卻對自己毫無價值；補丁型，彌補系統漏洞卻從不觸及根源；打勾型，為了看上去合規而存在；打手型，純粹用于對抗；監工型，制造層層管理和冗余匯報。

它們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污穢”，卻同樣讓人羞恥和空虛——勞動被消耗了，卻毫無真實產出。

勞動被消耗了，卻毫無真實產出/《請叫我總監》劇照

如果說臟活最初指的是“必要卻不體面”的勞動，那么狗屁工作揭開的則是“毫無必要卻不得不維持”的勞動。一個來自社會分工的陰影，一個源于制度的荒誕，但落在個人身上的感受卻相似：做著自己都不認可的事。

而語言的模糊性，又讓這兩種經驗逐漸重疊。“Dirty”既能指身體上的臟，也能指精神上的不光彩。于是，當人們抱怨無意義的會議或報告時，很自然就把它們也稱作“臟活”。久而久之，這個詞便完成了一次漂移——從少數人的污名，擴展成幾乎所有人的荒誕日常。

繁殖

按常理，人類社會的進步，經濟的高速發展應當逐步代謝掉“臟活”，讓勞動更高效、更體面。可現實卻并非如此：臟活沒有逐漸消失，反而不斷增殖。

很多職場打工人坐在電腦桌前時，都曾想過自己為什么填張表要走這么多流程。這些不算體力上的辛苦，卻同樣令人精疲力竭。

單調和無趣，并沒有因為發展而消失，只是換了媒介。

在作家卡羅琳·比頓?看來，知識經濟并沒有消滅單調，而只是把單調從重型機械轉移到了數字技術：Excel表格、PPT模板、郵件鏈條。刺激不變，投入感就會迅速消退。

她說，這就像“水刑”：每一次重復都更加折磨，于是人們被迫降低參與度，用心不在焉來保護自己。所謂“白領體面”，其實同樣充斥著重復、瑣碎與意義的缺席。

所謂“白領體面”，同樣充斥著重復、瑣碎與意義的缺席/《今日宜加油》劇照

這讓“體面”的概念變得曖昧。整潔的辦公室與專業化的術語，并不能消解勞動的耗損，只是把它偽裝起來。正如大衛·格雷伯所言，辦公室往往是一種“表演性舞臺”。

開會、寫報告、處理文檔，有時并不是為了產出真實價值，而是制造出“我們在努力工作”的象征性證明。

更深層的問題是：社會處理臟活的方式，從來不是消滅，而是切割和轉嫁。

記者埃亞爾·普雷斯在《 骯臟的工作：基本工作和美國不平等的隱性代價 》中提醒人們：養老院護工、無人機操作員、監獄看守，這些崗位看似體面甚至帶著使命感，實際卻要承受一種長期撕扯——在崗位要求與人性底線之間反復碰撞。

他把這種感受稱為“道德傷害”：社會通過分工，把倫理上的痛苦外包給特定人群，用不平等來維系表面的正常運轉。

《下一個素熙》劇照

但這種轉嫁并不能真正隔絕臟活。辦公室里的偽工作、工廠里的流水線、數字平臺背后的隱形勞動，終究都在不斷滲透，成為所有人的日常。

一方面，現代社會的分工邏輯，本身就會制造新的臟活。社會學家芭芭拉·加森在研究辦公室自動化時就發現，自動化并沒有帶來想象中的“解放”，反而成為資本主義分工的工具。

分工越細，任務越容易被拆解成碎片，每個人只負責其中一環。結果是，整體意義消失了，只剩下無休止的機械性重復。

另一方面，制度邏輯會讓這些重復像模板一樣不斷復制。一旦某種形式化操作被管理層視為“有效”，它就會被推廣到更多場景。KPI本是工業流水線的產量指標，如今卻延伸到幾乎所有行業。

更重要的是，雖然這些不斷重復的工作，與個人的有效產出常常脫節，但對于組織來說，反復產出而形成的熟練螺絲，是保證整體效率的基礎。

不斷重復的工作，對組織來說是熟練螺絲/《未生》劇照

與此同時，外包機制也沒有切斷責任鏈。人工智能的發展，讓很多臟活變得更加隱蔽，但這些外包崗位的低薪與不穩定，會反過來壓低整個行業的標準，讓更多人陷入不安全的處境。

在臟活還未全面滲透到窗明幾凈的商業大樓時，人們以為花錢就能讓代價停留在“別人”的身上。

一個理想的社會要求社會所有人共同承擔，但現實中的“我們”其實是一個虛構的整體：每個人都在默許，甚至依賴別人替自己承擔痛苦。然而當制度繼續下去，代價就會層層擴散，直到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

逃離

今天的職場主體，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前者正處在三十到四十歲的中堅階段，后者則剛剛入場，帶著不加掩飾的質疑精神。抱怨臟活，并不是 Z 世代的“反叛特權”，千禧一代同樣有著自己的幻滅時刻。

千禧一代的經歷尤其典型。成長在“努力就能向上”的敘事里，他們被教導要多學技能、多考證書、多加班，未來自然會更好。很多人確實照做了——他們沒有想著去打破體系，而是相信自己能在體系里成為贏家。

可進入社會后，現實卻接連反噬：金融危機讓前景急轉直下，工資停滯，住房成本高企，穩定崗位不斷縮減，工會保護日漸式微。

千禧一代的幻滅并不是抽象的，它最直接地體現在那些職場臟活里。無休止的匯報、毫無意義的會議、深夜還在趕的PPT和表格——這些任務曾經被認為是“走向成功”的必要付出，如今卻只是一再提醒他們：努力和回報早已脫節。

《未生》劇照

作家安妮·海倫·彼得森在《我們為什么會精疲力竭》中，將倦怠稱作千禧一代的特有狀況：一種持續的“遲鈍的疲憊感”，以及“仿佛把自己優化成了一臺工作機器”的感覺。

她寫道：“本該讓人感覺輕松的事（比如休息、不工作）卻讓我覺得不好，因為我會為沒有工作而感到內疚；而本該讓人覺得糟糕的事（比如一直在工作）反而讓我覺得安心，因為我覺得自己在做應該做、必須做的事情，才能算是走在成功的路上。”

更微妙的是，這一代人里存在著大量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曾真心相信：工作不僅是生計，還應該是“熱情”和“自我價值”的出口。

相比之下，Z世代沒有經歷過那種“多勞多得”的“幻覺”，也不會自然地將人生意義全部寄托在工作上。

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疫情期間度過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成人階段。互聯網的發展，也讓他們在正式步入職場前就看清了上一代人的困境——加班、內卷、買不起房、工作無保障。

互聯網的發展，讓Z世代在正式步入職場前就看清了上一代人的困境/《橫道世之介》劇照

帶著更強的懷疑主義入場的Z世代，往往能更快識別出工作中的荒誕，用戲謔、吐槽甚至公開抵抗的方式把它揭露出來。

對他們而言，“臟活”的范圍進一步擴大。不僅是無意義的會議、重復的匯報，還包括那些耗時費力但和KPI或個人發展毫不相關的臨時任務，需要時刻防范給領導或同事擦屁股的可能性。

更有意思的是，當年輕人對公司的價值導向或企業文化本身心存質疑時，哪怕是正常的工作事務，也會被籠統地稱作“臟活”。

Z世代的敏感與功利感，并不是一種單純的“代際性格”。它更像是他們成長軌跡和社會環境共同塑造的結果。

首先，他們進入職場的節點，正好碰上疫情沖擊、全球就業市場收縮，以及零工經濟和靈活就業進入常態化。對這一代人來說，所謂“穩定職業路徑”從一開始就很模糊。既然沒有確定的未來，時間的投入就顯得格外昂貴。

其次，教育和社會敘事的變化也深深影響了他們。千禧一代成長在“努力=上升”的故事里，哪怕幻滅，也曾經篤信過。而Z世代卻是在“學歷貶值”“階層固化”的警告中長大，他們更早意識到：資歷未必可靠，忠誠也未必換來保障。

于是，他們更愿意把工作視作一個“項目制”的任務——看它能不能帶來明確的成果，而不是漫長地熬年頭。

《不討好的勇氣》劇照

此外，破碎的工作制度，也使臟活成為“結構性日常”。臨時性崗位、外包合同、KPI導向，讓許多任務天生就是割裂的。最后留下的，往往是無產出、無積累、也難以被社會承認的碎片勞動。對年輕人來說，這不僅是一種價值感的剝奪，也加劇了對可替代性的焦慮。

勞動，原本是一個帶著尊嚴的詞。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敘事里，它意味著創造、參與、改善生活。但在今天，許多人卻不得不以“牛馬”“嗎嘍”“社畜”自稱，用自嘲來抵消日復一日的消耗。

Z 世代直接質疑工作本身的正當性，并不是因為他們拒絕勞動，而是因為他們渴望“真工作”——能帶來成就、能被看見、能與組織形成共鳴。

盡管網絡上充斥著“別賦予工作太多意義”的勸說，但當工作依舊占據著普通人生命的大部分時間時，這種話術是一種悖論。若承認工作毫無意義，就等于承認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時間正在純粹被浪費。

這正是臟活的真正痛感所在。它不僅意味著無聊與重復，更是對生命價值的稀釋。最具生命力的年紀，Z世代的反叛是真切的，但路在何方，還沒有答案。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賀一

編輯 |阿樹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