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前沿社會理論十講》分享會——活在當下的思想

9月7日下午，《當代社會前沿理論十講》新書分享會在南京先鋒書店五臺山總店舉行。此次活動邀請到本書作者、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鄭作彧，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藍江，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王佳鵬，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朱雯琤展開對談。

本文轉載自“ 密涅瓦Minerva”公眾號。

《當代前沿社會理論十講》

鄭作彧 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

密涅瓦準備了活動視頻與文字記錄，與各位一同回顧這場分享會。

《當代前沿社會理論十講》新書分享會

——活在當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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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作彧：

《當代前沿社會理論十講》這本書前言很長，我幾乎沒見過有其他書的前言寫得比我的前言更長。我這篇前言詳細地說明了我為什么會寫這本書，以及用怎樣的想法鋪設架構。這本書還有一個特色是非常口語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我之前的譯著《社會理論二十講》的影響。我認為，如果教科書無法引起讀者的共鳴，就無法發揮傳授知識的作用。而要能引起共鳴、傳授知識，就必須盡可能寫得口語化。

然而我發現社會理論要寫成白話非常困難。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理論本來就很深奧，不容易用三言兩語說清楚。然而不僅如此。不瞞各位，我在撰寫過程中，很多時候自己都會忍不住想要直接引用原文，而且是比較晦澀的段落。但我在引用這些段落時驚覺到：我之所以想直接引用這些段落，并非因為這些段落好到值得全文照引，而是因為很多句子、理論我讀不大懂、不太有把握。這時候引用原文，其實是因為我不想泄漏我讀不懂的事實，所以刻意通過引用原文來展現“我可是讀過如此晦澀的原文的人，你們要是沒讀過原典，沒讀到這句話，那你們就都沒有我聰明”，用飽讀詩書的權威掩蓋自己的無知。有時候，理論教材的作者之所以會貼著理論原典的晦澀風格來寫作，把明明應該幫助讀者進行學習的教材寫得比原典還難懂，很可能是因為作者自己并不真的弄懂這個理論，害怕自曝其短，所以才會用照搬原文詞句的方式來規避責任。但在教材編寫的過程中我一直提醒自己：我不能當這么不負責任的人。如果我不真的懂這個理論，如果我不能用大家都能懂的話告訴大家不懂的事，我就沒有資格寫這本教材。所以我嚴格要求自己，這本書必須寫得口語、好懂。

不過，這么困難的理論我敢寫得這么通俗，不是因為我對我自己的理論實力很有信心。相反，我常常都寫得非常緊張。越是通俗的段落，背后往往越是我反復多方閱讀與查證，努力確保我真的弄懂了這理論。寫得通俗，不是因為我的自信心，而只是因為我的責任心。

但是要將復雜困難的理論描述得簡潔明了，實際上還涉及許多復雜情況。例如有時一些理論概念非常凝練，如果將其展開，內容會非常龐雜，所以在有限的篇幅內我必須做出取舍。但要如何確定內容的剪裁不會裁到大動脈，不會錯誤刪減到不能忽略的理論要素，這都需要復雜考量。

所以，把復雜深奧的理論寫得深入淺出，其實是一件很有風險的事。因為讀者越是讀得懂我在寫什么，就越會知道我到底有沒有弄懂這些理論。這等于在向所有讀者公開揭露我的學術實力。不是所有大學老師都有這樣的勇氣。幸運的是，我得到的反饋是讀者們對我講解的用字遣詞以及白話風格非常接受，目前我也算是經受住了無數讀者的檢視。

不過我也知道，不是所有讀者都覺得應把理論寫得通俗易懂。很多讀者偏愛晦澀的行文。尤其是，這本書是專門介紹當代前沿社會理論思想的，但是無論學者還是一般讀者，有很多人認為當代前沿理論只是嘩眾取寵而膚淺的東西，只有晦澀的古典理論才是真正值得閱讀的思想。我目前在社會學領域工作，在我自己看來，古典和前沿都很重要，不可偏廢，但我感覺國內不少理論研究者多多少少有點“貴古賤今”的態度，更傾向做鉆研古典文獻的工作。我雖然是社會學家，但我這本書并不局限于社會學，而是涵蓋整個社會理論，包括哲學、傳播學、教育學、體育學、文學等。其中，哲學對社會理論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學科，而就我所知哲學也多多少少同樣有“古典解經”與“前沿創新”之間的張力。藍江老師是國內知名的哲學家，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藍江：

首先感謝作彧老師邀請我來參加對談。我們在很多立場上相同，比如都希望理論向前發展，而不是停留在學院派對經典的反復細究。高校的教育體系長期以來受到詬病，哲學學院可能比社會學院更加保守，在學院教授西方哲學史一定是講到黑格爾那里。后來有人編寫現代西方哲學史，通常會在海德格爾那里停下，海德格爾20世紀70年代已經去世，后面的發展卻基本不會講到。在討論國外馬克思主義時，節點是到阿爾都塞，后面不再繼續講解，教材體系就是如此。所以作彧老師做了一項很有價值且值得推廣的工作，將大學學院派的教育向前發展，盡可能在理論層面接上當下時代，這一點非常重要。

昨天在先鋒書店舉辦了另一場活動，汪民安老師《現代西方思想十三講》的分享會。晚上我看到了一個帖子，這個帖子暴露了我剛才提到的問題。他對福柯研究的貢獻不可磨滅，也不可否認。當時有福柯翻譯小組，以北大為中心，包括李康、李猛等人專門翻譯福柯的大量文獻，目前還沒有完全出版。后來汪民安老師編寫了《福柯文選》三卷本，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這一代學者有自己的時代特征。今天學者們面臨的問題與汪老師他們當時面對的問題不同。我們需要思考今天在校的學生需要學習什么理論——什么樣的哲學理論、社會理論、傳播理論和政治理論。我們的教材落后于時代發展，需要向前推進。我也很想做這項工作，哲學理論實踐已經向前推了很久了。

高校為什么要設立例如西方哲學史、現代哲學史、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和現代西方社會理論史這樣的科目？任何思想史的展開，都需要有一個線索，這個線索可以將不同人物不同思想銜接起來，成為教材書寫的動力，而且這個線索與古代和今天的內容彼此銜接，成為歷史的精神線索。雖然我們強調它的作用是往前推，但其實這也是我們延續的血脈。西方哲學史、政治思想史以及社會思想史都有一定的傳承和血脈。因此我們閱讀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以及馬克思的《資本論》，它們都有一些承襲自古代或者人類精神史上的一些原創性的思想力量，這些思想力量會隨著不同的時代精神發生變化。有一種學習思想史的做法，是對某個原典進行字斟句酌的句讀，句讀當然很見老師的功底，也需要學生有一點的知識積累，如果不是這樣，這種句讀式的教學效果并不會太好。我經常告訴學生，我們做思想史的和哲學史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比海德格爾更海德格爾，比馬克思更馬克思，或者比柏拉圖更柏拉圖，這樣做在今天會失去面對現實的能力。僅僅讀懂柏拉圖在古希臘時期的原生語境中的文本，與面對今天當下的問題是兩碼事。當然其中有一些亙古不變的東西，這是我們抓住的線索，古今之爭，并不是我們拉一個古代人來與今天的情境來打架。

任何現代人都需要面對各種向我們敞開的場域和問題。這些問題能不能用古代原理解決？這和學習數學相似，無論是歐幾里得幾何學還是牛頓力學，經典并不是100%正確的，現代物理學和現代數學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給它做了一定的延伸和補充。我不相信柏拉圖今天可以解決復雜的數字社會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但是他給我們智慧是足夠的，他有一些閃光點，仍然是“譬如北斗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東西。

我們在閱讀經典時，會沿著一條看不見的線索，與當今的社會理論家、哲學家、傳播理論家、政治理論家以及教育學界和心理學界的各方面進行對話。例如，當我閱讀鄭老師的這本書時，注意到他引入了許多新思想，這是傳統社會理論教科書不曾具有的。他講了布爾迪厄之后，又引入了博爾東斯基。另一個重要的是新唯物主義。在教材中引入新理論，可以填充古典教材所不具有的空白。

無論哲學、社會理論還是傳播理論，我們都有一個為“往圣繼絕學”的使命，這是我們讀古的重要契機。我們要從經典開始閱讀，了解往圣們曾經講過的內容，但不要拘泥于古書，如果你把自己鎖定成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代言人，就容易失敗。

今天的學子面臨的問題是解決心中的困惑和新課題。我非常關注國家社科基金發榜，今年入榜項目的特點是，不再局限于介紹思想家的思想，而是要善于去面對當今如何解決數字化、智能化帶來的問題。這也是廣域互聯網帶來的問題，我們現在稱之為“行星般的計算體系”，這是斯蒂格勒和拉圖爾提出的概念。我們再次成為網絡中的一分子，應該如何思考？以往的教材是否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需要推進。

上周維也納美術學院的校長來訪我們學校，他是美術學院的老師，但對新理論也非常關注。我們與他談論基特勒。基特勒的理論不能被稱為技術決定論，實際上應是媒介本體論。這個世界上我們一切的行為、聲音和圖像都要被媒介中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留聲機、電影與打字機》，我一直非常欣賞這本書。例如留聲機，里面講到，我們的聲音是被物質中介的，你聽到留聲機的聲音不是直接聽到的，而是經過技術媒介的中介。海德格爾和尼采都談過打字機的問題。尼采視力非常不好，后來快要瞎了，晚年有人送他一臺意大利的打字機，他非常欣喜若狂，他感覺一個新世界已經來臨了。電影，則是關于視覺層面的再現。我們最重要的感覺，書寫、聽覺和視覺已經被機械中介。我們以為仍然在直接地進行人和人的對話，實際上我們已經是經過物質媒介與對方發生關系，至于物質媒介背后是不是真實的人已經不重要。

可以再次回到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著名命題：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我們認為社會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生產、交往、剝削關系或者平等友愛關系。然而我們忽略了，社會關系本身也包括人與各種事物的關系，這是我們現在需要推廣的理論。我看了鄭老師這本書，其中有很大篇幅在講像新唯物主義等其他內容。對于今天的年輕人，即使不學社會學、哲學、政治學或者傳播理論，通過這本書來了解新理論，對于思考與周圍環境的關系非常重要。

作為哲學學者，我不是非常保守的學院派人物。我主張我的課程向前發展，要打破“守成”的舒適圈。哲學永遠是開拓性的，觸及我們不曾遇到的世界中的所有問題，我們永遠是在荒野中學會思考。謝謝。

王佳鵬：

非常高興有機會與大家交流。我認真閱讀了這本書，有很多疑惑。首先，鄭老師剛才提到在不同學科中對古今之爭的看法。我從社會學“叛變”到新聞傳播學，本碩博都讀社會學，后來到新聞傳播學院工作，對傳播學的研究狀況有了一些了解。在傳播學中，我認為理論似乎不如在社會學和哲學等學科中那么重要。即使就理論研究而言，與社會學甚至像哲學一樣專門從事解經句讀的人似乎也很少，因此新聞傳播學可能比較求新，喜歡運用一些前沿的新理論和概念，分析最新的一些新現象。藍老師和鄭老師他們介紹的一些西方理論以及他們自己做的很多研究，在傳播學專業就非常流行。

藍老師提到很多傳播學同學去學習他們的課程，這可能正體現了傳播學的學科界限和學科危機。施拉姆在五六十年代講到傳播學是一個處在十字路口的學科。如果回顧下傳播學，可以發現它的許多內容來自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等其他學科。然而在當下，它仍然希望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因此它需要不斷關注新的現象、新的理論和新的概念。例如藍老師剛才提到媒介本體論，傳播學的確有很多人在做這方面的研究，甚至傾向于把傳播學改成媒介學，這更有助于奠定傳播學學科地位。

最后補充一點，我認為，我們都需要傳承古典傳統，同時開拓創新。之所以存在對立，很大程度上不是知識本身是對立的，而是從事學術的人，他們強調當下和古典的不同取向，因而造成了對立。這種對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虛假的對立。因此對于年輕同學而言，我認為不應該拘泥于一定要解讀某個經典，或者一定要追求最前沿的東西，而是應該從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疑惑和問題出發，無論是閱讀前沿還是古典，都是通過古典和前沿的理論回應當下的問題，幫助我們思考和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鄭作彧：

王老師剛才提到，我們應該通過古典思想進入當代，了解當代問題。這一點與藍老師殊途同歸。然而，在社會學領域，存在一個問題：老師們希望學生通過古典或當代理論來銜接當代生活，但是學生不一定能“通得過”，容易被“卡住”。另外，學校的教學方式也有可能不符合學生的期待。朱老師對福柯非常專精，作為一名在東南大學社會學院教理論的老師，您在教書時是否遇到過這方面的問題？

朱雯琤：

今天除了這本書，還有古今之爭的話題。古今之爭在教學中確實存在。我經常遇到學生會提出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例如：老師，我們現在學習經典理論還有什么用？我們如何將這些理論與田野調查和研究結合？

我會觀察到一些現象。第一種現象是我們在觀察一個新現象時使用了一個老理論。例如我見到有學生在研究情感的社會成因時，會從亞里士多德入手做文獻綜述。我會認為中間似乎缺少了一些東西。另一種現象是使用新興理論，并對其肆意使用。例如在這本書中我們看到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這兩年的學生論文中我看到很多次對這個理論的借用，似乎我們可以用行動者網絡解釋很多社會現象，但是這樣的理論是否真的匹配？同樣我還注意到許多人都在使用福柯的監獄理論，研究現代社會、全景式場域社會以及經濟數字平臺。這些都很好，但理論和經驗現象之間到底如何真正關聯起來，實際上需要某種機制和機理。

這就像鄭老師這本書中康奈爾提出的觀點。我非常喜歡康奈爾關于南方理論的討論和探討理論為什么經典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她談到了，為何在韋伯和馬克思那個時代，一些學者雖未聲名顯赫，但他們的理論卻能流傳至今。相對而言，例如社會進化論的斯賓塞，盡管我們在社會思想史中還會談到他的理論，但正如帕森斯所言，如今誰還會關注斯賓塞？之前的社會學大佬放到現在可能少有人問津，而那個時候比較邊緣的理論，現在卻可能備受關注。這是因為某些理論中蘊含著一種跨越古今的共同情感或共通性，使得我們能夠在這些理論的延續中找到共鳴。就像羅薩所提出的共鳴理論。我認為，尋找共鳴更是我們這些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和教師們需要做的。

從這個角度上，我認為鄭老師無論是之前翻譯的《社會理論二十講》還是寫的這本書，都對上理論課的老師非常友好。今天我在上課時也很頭痛，該如何與學生講盧曼？因為盧曼的功能結構主義和系統理論與當下有些格格不入，所以我也很困惑如何用簡明的語言向同學們講述這個領域的理論。現在這本書出版，我可以放心地告訴同學們都來看這本書，這樣我的工作量就大大減少。作為教當代理論的老師，我非常感謝這本書的出現。我先分享這么多，謝謝大家。

王佳鵬：

我看了一下，您在書中提到社會理論涉及范圍很廣，但好像主要討論與社會學關系緊密的內容。但我感覺有一章講述新唯物主義，其中涉及的那些人物既沒有社會學背景，也不是主要從事社會學研究，幾乎都是哲學家。我印象中您在書中有提到，會盡可能地關注與社會學相關的社會理論，因此我非常好奇您如何定位新唯物主義在社會學取向社會理論中的位置。

鄭作彧：

我對這本書的定位并非社會學。我的定位是跨學科的社會理論。我和哲學、傳播學、教育學等領域很多學者都有對話、有合作，合作中沒有很多學科隔閡。我認為當下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會遇到的問題都應該收進來。只是我在講述的立場或者歷史的梳理上會從社會學的立場出發。

有時候很多學生會疑惑，學好社會理論或者社會學是否需要先學好哲學。正如朱老師剛剛提到，社會學學院可能都會到亞里士多德那里鉆研，或者有些學生可能也會擔心自己寫這個主題不是社會學，不知道怎么樣讓自己的主題集中在社會學上。我個人認為，首先，學科壁壘并不總是如此分明。我們在討論某件事情時的確會與某些文獻對話，這些文獻會構成某種學術的社群和網絡，而這種網絡之間存在一些邊界。例如傳播學，對話對象可能首先是施拉姆，或者拉扎斯菲爾德，甚至可能是霍夫曼。社會學基本不會從那邊談論，可能談論的就是帕森斯、韋伯這些人。哲學可能還會繼續談論黑格爾和康德。這牽涉到各學科的文獻追溯的習慣。我這本書社會學立場的體現，是從社會學古典三大家開始，但除此之外我并沒有特別劃定這本書的學科邊界。另外，很多時候一些學者即使被當作社會學家談論，他們也不真的是社會學家。例如福柯，即使社會學家也不會認為福柯真的是社會學家，但沒有任何的社會學理論學習可以繞過福柯，福柯討論的問題是社會學不可繞過的東西。

我為什么會特別講新唯物主義？對物的研究至少從拉圖爾開始，他對社會學越來越重要，朱老師也提到很多當下的學生特別喜歡談拉圖爾。我們今天面對被物包圍，乃至被物威脅的情況可能比之前的世代更顯著，雖然不一定更嚴重，但可能更容易被作為思考的主題。

從社會學立場來看，拉圖爾的理論對社會學經驗層面的物的研究的貢獻并不多。相反，新唯物主義在這方面將拉圖爾的研究推到更適合對社會學提供經驗研究的維度，例如博拉德的能動實在論，討論到B超孕檢， B超孕檢機器本身是由人制造的，卻又回過頭來影響人的本體。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表現在很多方面，例如食物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互相構成的。在拉圖爾那邊，他只給我們一個idea，物也是有能動性的，但物的能動性應該如何變成研究主題，我認為新唯物主義更能夠幫助我們。新唯物主義對社會學的影響的確越來越多，所以是要納入進來的。新唯物主義滲透到社會學之后的事情，我沒有再展開討論，因為它正處于“直播”階段，是值得大家去“打彈幕”的。它還有更廣闊的空間，值得大家關注和參與。我認為如果大家愿意一起參與，我邀請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其實這恰恰是我們可以“趁機”加入進來研究的領域。

總之，有的理論可能不那么社會學，但像福柯一樣，是社會學無法繞過的，那么也應該收進來，當然是我的一些講法。

朱雯琤：

我想問鄭老師，在編寫這本書時，你是否以特定偏好來撰寫這本書？你選擇了很多關于物的理論，也講到了盧曼，似乎偏好跟系統和物打交道，更勝于人。

鄭作彧：

謝謝，我突然有種被訪談的感覺。我的一位朋友的說法與朱老師相反。我的朋友認為不必介紹那些不重要的人，甚至認為沒有必要談論實在論。問題在于我這本書最初定位為教材。如果定位為教材，那么我不能僅僅選擇我喜歡、有興趣的人講，而是必須選擇已經成為當代學界共同話語的理論，無論我是否喜歡，甚至不論我是否擅長。當然，如果我不擅長，那么我必須補課，變成我擅長的內容，才可以寫。教材編寫要讓自己盡量沒有偏好，我認為作為一個老師不能因為自己的偏好而剝奪學生概覽當代理論的權利。雖然朱老師和其他一些意見都提到物，但是嚴格來說，物的理論在整本書中比重并沒有那么大，可能只是比較“顯眼”。我發現“顯眼”有時候不是因為篇幅特別多，而是讀者特別注意這個理論。事實上這本書真正關于物的理論只占了兩講，但實證主義也占了兩講，批判理論也占了兩講。的確很多讀者因為特別喜歡關于物的理論，所以會特別把目光放在相關章節上。我現在的學生也有很多人在做物的研究。但我并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我主要從事批判理論研究。

一方面我希望教科書盡可能全面，但這種全面無論如何都是有限的。我挑選的主要標準，在于能否真正將它們串聯起來，以及它們是不是學界當下的共同話語。如果它不至于成為共同話語，我就會將它排到后面。

另一方面我在寫這本書時實際上還是有立場的。只是關乎這個立場我如何能夠一定程度地表現出來，但又不要那么有誘導性。這本書很多方面我都在找平衡，希望將我的立場放進去，又沒有誘導性。例如我的立場，像剛才提到，就是批判理論，而批判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對實證主義的批評而起的。因此，比如，這本書中我將分析社會學作為開頭。其實在我的這本書編寫中，呈現出的每一個環節都有無數復合性的理由，而不僅僅是一個理由。我之所以將分析社會學排在最前面的章節，首先是因為它是美國現在最重要的理論，而且我們對美國比較熟悉。第二個理由是它對于當下的機制解釋等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領域很重要。我認為這對于很多非理論研究者而言是比較容易進入的領域。第三個理由是，若我并未特別贊同一個理論，我會先將這個理論拿出來講，這樣我下一章就可以批評它。我之所以把分析社會學擺在最前面，是因為我后來想要特別用批判理論的視角去闡述這個東西有很多不足。

如果讀者們認為它非常重要，那么擺在最前面說得通，如果讀者們不認同它，那么排在最前也能夠說得通，兩邊都能夠說得通。實際上，我希望可以采取折中的做法，這大概是章節選取和編排的一個小小的用意。這點我在書里沒有講，因為我希望盡量所有誘導性的內容在書里都不要被呈現出來。我這本書有批判理論的立場，同時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順著批判理論的立場看待所有當下的前沿理論，否則我編寫一本教科書的意圖就失敗了。

藍江：

我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撰寫哲學史或思想史有幾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剛剛入門，希望了解西方思想史，包括西方哲學、政治思想史和社會思想史等等。例如，在豆瓣上，有些人會列豆列，將眾多人名羅列在一起，這是一種做法，因為他們希望了解思想史上的這么多人。

朱老師剛才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思想史上有很多人，為什么鄭老師只挑選這些人作為他十講的內容，這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歷史上撰寫哲學史，例如羅素撰寫《西方哲學史》，黑格爾撰寫《哲學史講演錄》，為什么會挑選出那些人物作為思想史或哲學史譜系的一部分？

這就是另一種思想史寫法——學有所成，有自己的思想脈絡，但不能直接表達，并非他們說不清楚，而是表達出來存在一定的風險。因此他們根據思想史挑選出的作家進行排列，并在文本中傳遞自己想要表現的思想線索。馮友蘭撰寫《中國哲學簡史》，這本書之所以成為名著，是因為馮友蘭高度概括了中國哲學史的整個脈絡，這是他個人思維的一種表達。黑格爾撰寫《哲學史講演錄》，這本書最終是對他邏輯學體系的概括。他會尋找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哪些人符合這個體系，并將其闡述出來。這樣，才能讓后人認為后世的學者都應具有這樣的哲學價值。

還有一個例子，雖然我們都知道哲學史上的康德，但康德的畫像通常是錯誤的，會用到另一個人的畫像，這個人實際上是雅各比。然而，關于雅各比，幾乎沒有什么人了解他，他是一個帶有神學哲學色彩、靠近天主教哲學的哲學家。這導致很多人因為一幅畫像去研究雅各比的思想。實際上，像雅各比這樣的思想已經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由于思想史會做減法，后世寫作思想史的作者會裁剪掉那些不符合他們思想脈絡的思想家，雅各比就是這樣被裁剪掉的思想家，如果不是那幅錯誤的康德畫像，我們或許都注意不到雅各比思想的存在，這些后世撰寫的思想史，都只是思想史脈絡中一個非常單薄的部分。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單薄的思想史？恰恰是后世的作者，比如鄭老師，通過這個脈絡將不同時代的思想家串起來，這種串思想家的方式恰恰最能體現為什么只有這些思想家留在脈絡中的理由。

回到朱老師的問題。思想史學者葛兆光先生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歷史既做加法也做減法。為什么這么說？做加法和做減法的原因都是為了完成思想本身的連貫性。作彧老師將一個看似不太社會學的新唯物主義理論納入其中，是因為他的譜系中有這一部分。

王佳鵬：

那我繼續向鄭老師請教我的另一個疑惑。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書，書名都會加入“西方”兩字。您的書名里沒有寫“西方”，但是書里很多內容，或許除了第九講南方理論有一點走出西方的意思，總體上都是寫西方的。請問您在起書名時，有沒有考慮過寫上“西方”或者不寫上“西方”？您對這個問題是如何考慮的？

鄭作彧：

我想趁這次的機會瞎說一些大實話。我不放“西方”是因為我認為思想是人類的，沒有東西方的差別。說這本書是“西方社會理論”并不成立，因為我也并沒有介紹西班牙、比利時、墨西哥、希臘、巴西的社會理論。這本書中我選擇的是當代國際上共通語言的理論，至于它從哪里來的，不是我考量的重點。

只是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目前中國社會學的確沒有成體系的理論大廈被國際學界當作共同話語來重視與討論。我非常期待10年后、20年后，我們中國可以出現成為國際共同話語、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社會理論家，讓我增訂這本書的新版本時可以加入我們中國的社會理論家。我自己也正在努力成為這樣一位社會理論家。然而要做到這件事，首先我們必須要有意識建立一套能夠對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有啟發性甚至解釋力的理論大廈。

朱雯琤：

我看了福柯六七十年代的課程講稿，他談到哲學話語有三個要素，我、現在和此地。但學者在撰寫論文或者寫書時，很多時候會避免使用“我”這個詞。我聽說有些期刊要求使用“筆者”“作者”或者“研究者”。雖然教材盡可能客觀地呈現當下的理論思潮，盡可能帶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中立性，但是站在“此刻”，并且由“我”作為主體出發寫出來的教材，肯定包含了對自己所關心的世界的思考。想和鄭老師討論這個問題。

鄭作彧：

我在這本書中的確也考慮過“我”的位置。如果各位讀者讀過這本書，就知道這里面刻意放了很多“鄭作彧”這三個字，這是幾乎所有其他書中不會看到的。我有一個模板，你們一定都聽過，就是周杰倫。我記得他第一張專輯有一首歌，里面唱“周杰倫、周杰倫、周杰倫……”，很少有人會把自己的名字當歌詞，但我覺得這好酷，覺得我應該也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作為大學教授非常幸運，因為我們是一群有個人官方網頁的人，這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我們主體性條件。但絕大多數人不會有個人官方網頁，終其一生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人生如何度過。我最近有個體悟，就是，我們社會學家有責任幫社會大眾講出他們的人生故事。因為一個人在講自己的人生故事時，這個人一定是故事中的主角。這也意味著，讓一個人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是這個人能擺脫NPC身份、成為某個故事的主角，并因此獲得主體性的機會。以此而言，我覺得我們南大社會學院的周曉虹老師組建團隊在進行的口述史研究非常重要、非常有價值。但除此之外，任何社會學研究都應該要有“幫人們講出他們的故事、道出他們的苦難”的關懷，不論是口述史、還是任何一種研究都是如此。

當然，之所以學術論文好像不太習慣作者講“我”，大多時候是因為受到了實證主義的影響，認為科學研究人員應該保持客觀態度，不應把“我”帶進去，否則會破壞客觀性。不過當一個學者的學術發展到一定程度階段時，如果沒有成為一個有主體性的學者，可能不是一個好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