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墻體現(xiàn)明朝軍事的落后？南宋陳規(guī)，提前三百年點出其中缺陷

許多人第一次登上西安古城墻，都會被“四平八穩(wěn)”的外形、宏闊的甕城與門樓震住，這不正是“固若金湯”的模樣嗎？

可若把時間撥回到南宋，一個叫陳規(guī)的專家卻對此持反對意見，他認為這種四方取正、城角見棱的做法，恰恰給了攻城方“借炮壓角、平射掃人”最好的靶位。

事實真是如此嗎，為什么南宋已提煉出的城防改良思路，到了明清卻沒有真正落地？

冬日清晨的薄霧還未散盡，城頭的守卒便已站在風口上巡查。

四角的敵樓高聳，木制的棚舍在風中咯吱作響，看上去是固若金湯。

在陳規(guī)的眼中，這樣的布置恰恰是致命的缺陷。

他在《守城錄》中寫到，投石砲的力量，足以在短時間內(nèi)將這種高大直角的城角變成屠場。

當攻方的投石機在城角外依次架起，兩座龐大的木制投石器仿佛張開的利齒，分別對準兩側(cè)的城壁。

它們不必瞄準高空，只需按照直角的走勢，將沉重的石彈沿著兩面墻壁平行拋射。

這樣的軌跡幾乎不會越過城垛，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落在角樓頂部。

石彈砸下，碎石與木屑橫飛，震得整個城頭發(fā)顫。

只要幾個時辰，城角上的棚舍便被掀翻，敵樓成了廢墟，而最要命的是，仍然堅守的士兵根本沒有躲避之地。

陳規(guī)在書中，形容這種情景：“數(shù)十步內(nèi)人不能立。”

意思是說，在這樣猛烈的平射打擊下，凡是站在城角附近的士兵，都會被逼得趴伏在地，連抬頭都成了奢望。

滾木、礌石、弩床這些本應是守軍的反擊利器，在石彈的轟擊下根本無法操作。

守卒若是試圖探身向下拋擲，往往還未施展便被迎頭砸中。

久而久之，整段城角就像被抽去了防御的牙齒，成了攻方尋找突破口的絕佳位置。

與后世人習慣稱頌的“敵樓高聳、馬道寬闊”不同，陳規(guī)更注重實戰(zhàn)。

他反復強調(diào)，城角應當內(nèi)縮，或干脆取圓角，以減少投石機的正面覆蓋面。

若是角上再豎起高大的戰(zhàn)樓，等于主動給敵方送去一個固定的靶子；而撤去這些高聳的建筑，換成簡潔的圓弧或收縮式設計，反倒能削弱平射打擊的威力。

與此同時，守軍也能在相對安全的弧角之后，架設自己的投石機，實施“炮倒擊其后”，從意想不到的角度打擊圍攻的敵人。

在那個金兵鐵騎橫掃中原、戰(zhàn)火蔓延江淮的年代，他總結(jié)出一條不同于傳統(tǒng)的守城方法，城池不該只是“固守”的殼，而應當“守中有攻”。

他提出“重城重濠”，不僅要加厚加寬護城河和城體本身，更要在守勢中伺機出擊，用出奇不意反擊削弱敵軍的攻勢。

順昌之戰(zhàn)，面對金軍壓境，宋軍憑借深溝高壘穩(wěn)住陣腳，又趁敵軍疲敝之際，突然出營襲擊，打得金兵措手不及，城防戰(zhàn)一時成為南宋軍隊少有的亮點。

這種設計思路，既是戰(zhàn)術(shù)上的“避實就虛”，也是戰(zhàn)略上的“以守為攻”。

可惜后世真正的踐行者寥寥，后來的城建實踐往往重視形制的方正和壯觀，忽略了這種取舍。

縱觀元明清三代，陳規(guī)的思路并未形成制度性的繼承。

尤其到了明代，雖然邊防體系宏大，但思想內(nèi)核卻回到了“以守為本”的老路。

明代的戰(zhàn)略布局，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九邊”體系。

從遼東到甘肅，設立九個防區(qū)，輔以長城、邊堡、墩臺等工程，以連綿不絕的城防工事構(gòu)筑一道“屏障”。

今日我們在西安城內(nèi)信步，看到的那一圈四方取正的高大墻垣，方正規(guī)整如同棋盤，南北中軸筆直，東西對稱嚴謹。

它可以追溯到洪武七年，朱元璋在“高筑城、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下，敕令全國各地大規(guī)模修筑城池。

到了崇禎九年，陜西巡撫孫傳庭又加筑四關(guān)、三重門樓，前設閘樓以御敵，后有箭樓以控弓弩，再加正樓巍峨；外圍輔以甕城、護城河層層環(huán)繞。

于是，一座今日人們稱道為“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墻，就這樣以雄壯的形態(tài)定格在關(guān)中大地。

若從陳規(guī)的角度去審視，就會發(fā)現(xiàn)明城墻的設計，幾乎與他的建議背道而馳。

陳規(guī)主張削去直角，避免角部暴露在投石機的平射火力下，而西安城墻卻四平八穩(wěn)，城角處不僅是直角突出的“棱點”，還修建了高大的角樓與敵樓。

這樣的布置，在投石機甚至火炮的正面轟擊下，無異于自曝其短。

為什么明代工匠和官員沒有吸取三百年前的經(jīng)驗教訓，反而堅持這種設計？答案隱藏在“御敵”之外的另一重目標：御民。

在明初的設計者眼中，城墻不僅僅是防御工事，更是統(tǒng)治秩序，四方取正，便意味著“中正”。

朱元璋強調(diào)“綱紀整飭”，城墻是王權(quán)的延伸，直角與方形利于劃分街巷、規(guī)劃坊市，出入城門也因此得以嚴格管控。

每一座甕城，都是一道關(guān)口，既能在戰(zhàn)事中延緩敵軍突入，也能在太平日子里約束百姓流動。

重門疊套，看似是軍事布置，實際上更多的是治理的需求，出城入城要經(jīng)過多重查驗，糧稅徭役、行商駐民，都逃不出官府的掌控。

這種取向，恰恰顯示了明代軍事思維的保守與技術(shù)革新的滯后。

南宋時期已有識之士指出城角的缺陷，主張城防應隨火器與投石機的發(fā)展而改變，但到了明清兩代，城池設計仍舊停留在強調(diào)“厚、高、正”的層面。

其背后是王朝對社會安定的優(yōu)先追求，如何“以城御民”，遠比“以城御敵”更為緊迫。

畢竟在明朝的大部分時間里，西安作為內(nèi)地腹心，很少真正面臨大規(guī)模外敵攻城的，而防范內(nèi)部動蕩、控制人口流動，卻是時時刻刻的任務。

明代中央集權(quán)高度集中，統(tǒng)治者最擔心的不是外敵破城，而是地方勢力坐擁兵權(quán)后，難以控制。

因此，城池在更大程度上被視作“御民”的工具。

結(jié)果便是到了清末，當八國聯(lián)軍的火炮轟鳴在北京城下時，高大厚重的城樓反成了“靶子”。

1900年，北京城墻上青灰色的磚石依舊雄偉，箭樓高聳，若只憑肉眼觀看，那些城樓仿佛能夠抵擋一切外敵。

但當八國聯(lián)軍的野戰(zhàn)炮架在城下時，這份宏偉頃刻間成為假象。

隨著火藥武器的全面普及，昔日堅固的高大樓櫓，反倒成了最容易瞄準的靶子。

清軍依照慣常的思路，將火炮和兵力盡數(shù)集中在城墻與城樓之上，居高臨下抵擋敵軍，但在野戰(zhàn)炮的直瞄火力面前，這樣的布置無異于“燈下掛肉”。

敵軍的炮彈一枚接一枚砸在城頭，炸裂的磚石和木梁伴隨著烈火滾落。

短短幾個時辰，前門的城樓已是一片火海，濃煙沖天。

清軍將士被炸得血肉模糊，或倒在崩裂的磚石下，或跌落城垛慘叫不止，城防線頃刻間土崩瓦解。

事實上，進入火炮時代，城墻的高度與厚度已不再是決定性優(yōu)勢。

昔日的“高筑墻、置兵樓”，在火藥之下徹底破產(chǎn)。

敵人無需多費周章，只需集中火力轟擊高聳的城角和樓櫓，便能在最短時間內(nèi)瓦解防御。

陳規(guī)早已指出，城角是最容易被攻方火力覆蓋的死穴，若不改變幾何設計，守軍必將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他主張削去直角、減少高大建筑，改以內(nèi)縮或圓角的形式，讓守方避免直接承受炮火平射，并創(chuàng)造條件“炮倒擊其后”。

他早已意識到城防要根據(jù)攻守兵器的特點靈活調(diào)整，可惜哪怕到了清末，北京城仍然維持著華美對稱的格局，敵樓巍然，馬道寬闊，甕城森嚴。

與其說清軍敗于八國聯(lián)軍的先進火力，不如說是敗于對時代的遲鈍，三百年前便有人指出的漏洞，在現(xiàn)實中被放大成慘烈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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