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宋明兩代文官，他們官場生存對比：哪個朝代的士大夫更安逸？

一、科舉門檻：宋朝的“寬進”與明朝的“嚴選”

宋代多元晉升體系

北宋文官

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科舉取士達303人，是唐朝年均錄取量的5倍（《宋會要輯稿·選舉》）。制度設計上，既有司馬光19歲以父蔭補入仕的“恩蔭捷徑”，也有范仲淹通過“封彌謄錄”制度公平考取進士的案例。即便是落榜者，還有“特奏名”制度，年過五旬的考生可直接授官，蘇軾門人李廌便以此獲鄭州司戶參軍。

明代科舉獨木橋

明代科舉制度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1.3萬舉人爭奪298個進士名額，淘汰率高達97.7%（《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海瑞35歲中舉后，在福建南平縣苦等12年才得九品教諭職位（《海忠介公年譜》）。更殘酷的是“觀政進士”制度，新科進士需在六部實習三年，張居正曾記錄同科30人中8人因考核不合格被貶為縣丞。

二、職場生態：宋朝的“共治”與明朝的“高壓”

宋代士大夫特權保障

宋太祖“不殺士大夫”的誓碑（《避暑漫抄》），使得包拯在朝堂當面指責宋仁宗“陛下錯矣”，僅被調任地方（《宋史·包弼傳》）。王安石變法時期，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繞開三省直接推行新政，文官集團實際掌握立法權。即便是貶謫，蘇軾在黃州仍保留“團練副使”頭銜，俸祿照領，還能開荒種地、結交名士。

士大夫共治天下

明代皇權陰影籠罩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后，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正德十四年（1519年）“諫南巡事件”中，146名官員集體受廷杖，11人當場斃命（《明武宗實錄》）。東林黨人顧憲成在書信中頻繁提及“恐緹騎至”，折射出文官群體的普遍焦慮。張居正改革時推行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每月提交三份考核賬冊，導致基層官員“日未出而作，星滿天未息”。

三、待遇對比：宋朝的“高薪養廉”與明朝的“俸祿陷阱”

宋代復合薪酬體系

包拯任開封府尹時，年收入達21800貫（含2000畝職田收入），折合現代約860萬元（《宋史·職官志》）。蘇軾在杭州任通判期間，除固定俸祿外，還有“公使錢”用于公務接待，甚至能報銷歌妓費用（《蘇軾文集》）。館閣學士更享特殊津貼，晏殊因撰寫碑文獲賜絹帛百匹，相當于半年俸祿。

明代生存困境倒逼貪腐

正七品知縣月俸7.5石，按萬歷年間米價僅值白銀3.75兩，不夠購買兩頭豬（《宛署雜記》）。海瑞任淳安知縣時，為給母親祝壽買兩斤肉竟成全縣新聞（《海瑞集》）。這種制度性低薪催生了“火耗”“淋尖踢斛”等潛規則，徐階致仕后被發現擁有24萬畝土地，卻合法享受“官戶免稅”特權。

明朝反腐

四、制度溫情：宋朝的“人文關懷”與明朝的“嚴苛約束”

宋代彈性管理

歐陽修守喪期間仍領半俸，為其編纂《新唐書》提供保障。陸游66歲致仕后保留“中大夫”待遇，得以專注創作《劍南詩稿》。即便是貶謫，黃庭堅在宜州仍能開館授徒，束脩收入超過正俸（《山谷年譜》）。

明代剛性制度

張居正父親去世后，因“奪情”留任遭滿朝彈劾，最終被迫辭官（《明神宗實錄》）。萬歷年間山東某縣，因連續三任知縣考滿不合格，全縣胥吏被發配充軍（《萬歷邸鈔》）。退休官員亦難安享晚年，嚴嵩82歲致仕后被抄家，晚年寄居墓舍靠乞食為生（《明史·奸臣傳》）。

結語：從焦慮詞頻看制度溫度

對比宋明官員筆記中的高頻詞：蘇軾《東坡志林》多記山水之樂，而明朝《萬歷野獲編》頻現“考成”“廷杖”等詞。宋朝士大夫的煩惱多在政見之爭，明朝官員的恐懼則在生存之危。當制度能讓知識分子保持尊嚴時，方顯文明真正的刻度。

士大夫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