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貪腐案件顯示，一些上市公司是如何“做業績”的

導語：“個別監管安排、地方輸血、企業造假”的結構，相比以往貪腐方式，更柔性、更隱蔽，但危害更大。

金融系統反腐已進入“高頻時刻”。

從監管高層到大型金融機構的高管，從地方國資平臺到產業園區，密集出現的落馬案例背后，一種隱秘的腐敗模式，逐漸浮出水面。

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直接收受賄賂，這類模式往往通過制度性通道實現“監管資源貨幣化”，呈現出個別監管高層、地方國資與城投平臺、上市公司三方之間的“軟交易”

所謂“監管資源貨幣化”，指的是監管權力帶來的資源，被轉化為可交易的資源。它不是簡單的貪污受賄，而是把監管環節制度化的權力，變成企業可以購買的“隱性服務”。

這種交易在表面上保持了“合規外觀”，利益交換也不再通過直接轉移現金或財物來完成，而是在資本、項目和政策的交織中，完成了隱秘的利益輸送。

運行邏輯并不復雜，但其隱蔽性使得外界往往難以察覺。

一些案件顯示，某些監管高層掌握著對IPO、再融資以及重大項目核準等影響力，同時也擁有項目資源匹配的能力。他們的介入并非直接批條子，更常以“牽線搭橋”的形式出現，為企業打通審批通道或撮合項目對接。

而地方國資和城投平臺則成為業績的提供者。通過PPP項目、政府采購或債務融資，向上市公司輸送收入和資產，使其財務報表在關鍵節點上滿足監管要求。

上市公司方面，則借此虛增收入、制造增長假象，以維持資本市場的存續地位，或順利過會IPO，或避免退市。

一紙批復的時機、一筆債券發行的承銷安排、一份PPP合同的對接，均可能成為利益交換的方式。

與傳統腐敗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往往具有表面合法性。所有文件、合同和公告看上去都符合法規，卻在桌面之下，完成了權力與資本的綁定。

美尚生態景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美尚生態）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體現。

主營生態濕地修復、水環境治理等業務的美尚生態，于2015年登陸創業板，此后業績在短時間內一路擴張。業內人士透露，其背后最大的“保護傘”，正是時任證監體系高層的王建軍。

2018年，美尚業績開始急轉直下，面臨增長停滯和退市壓力。就在這一節點，美尚生態實控人王迎燕曾向王建軍尋求幫助。

原證監會云南監管局副局長、后升任證監會副主席王建軍，安排云南的PPP項目與美尚對接，具體執行者是云南城投董事長許雷。

2018年6月，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江蘇省美尚生態景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專項債券核準的批復》（發改企業債券[2018]119號），美尚生態PPP項目獲批專項債券不超過5億元，所籌資金2.5億元用于昌寧縣勐波羅河治理及柯卡連接道路建設項目，2.5億元用于補充營運資金。

來源：公眾號PPP資訊觀察

地方城投提供項目，美尚則借此虛增業績，表面上化解了財務壓力，實則為造假制造了條件。

在此過程中，王迎燕與許雷深入交往，地方城投平臺與上市公司之間的紐帶進一步穩固。

2019年5月，許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主動投案。此后，王建軍考慮將美尚的殼轉手予湖南相關國資，以避免更大范圍的曝光。

這一年，王迎燕曾與湖南湘江新區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湘江集團）旗下的中盈基金有過股權接洽。2021 年2 月，王迎燕再度與湘江集團達成股權轉讓合作意向，交易完成后湘江集團將成為控股股東，長沙市國資委成為實控人。

交易推進過程中，美尚生態自身問題逐漸暴露，加之湖南彼時官場呈現“塌方式腐敗”，湘江集團控股計劃受阻。最終在美尚生態退市前，湘江集團僅為第二大股東。美尚最終也未能逃脫既定的命運。

2023年6月，經證監會查實，美尚生態連續9年財務造假，從2012年到2020年，公司虛增利潤合計4.57億元。

美尚生態2015年的招股說明書、2016年和2017年的再融資文件，以及各期的定期報告均存在虛假記載，構成信披違法違規以及欺詐發行。證監會決定對美尚生態和王迎燕分別處以罰款，并對王迎燕采取證券市場終身禁入措施。

2025年4月，王建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回看整個鏈條，美尚案不僅是企業的財務問題，而是監管權力、地方國資和金融機構共同作用下的產物。

與美尚案對應的，是林景臻案在蘇州工業園區的另一種呈現。

9月9日，中國銀行（601988.SH）原副行長林景臻被查。有業內人士透露，他的問題或與蘇州工業園區的融資鏈條密切相關，其間還牽涉到一位監管“大人物”從中穿針引線，形成利益輸送鏈條。

蘇州工業園區過去一年已有六名官員被查，其中包括管委會主任吳宏、紀檢工委書記葉新等關鍵崗位，顯示出當地存在系統性腐敗鏈條。

中國銀行曾在該園區的融資項目中頻繁出現。這些業務本身屬于正常的銀企合作，但在地方融資需求旺盛、項目緊迫的情況下，承銷安排、定價節奏乃至項目包裝，實際上都可能成為權力化的空間。

林景臻的落馬，與吳宏被查幾乎在同一時間節點上發生，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金融與地方權力之間的深度捆綁。

一面是地方國資平臺與上市公司業績“捆綁”，另一面是金融機構在地方融資項目中的角色被權力化。美尚案與林景臻案共同說明，在當下的金融體系中，監管與業務權力并未完全隔離，反而存在“嵌套式”的灰色交易空間。

地方國企與銀行的合作，監管審批與項目推進的節奏，均可能成為無形的籌碼。相比以往直接的貪腐方式，這種鏈條更柔性、更隱蔽，但危害更大。

一旦形成慣例，它不僅會扭曲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也會加劇金融體系的風險累積。

這類模式并非孤例。

某資本系上市融資與財務問題，背后亦有王建軍與淫浸新疆多年的原中紀委駐證監會紀檢監察組組長王會民的身影；而*ST元成（603388.SH）的IPO，也與原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掌舵銀行時期的“斡旋”密不可分。

不同地區、不同層級的案例共同說明，這種模式跨區域存在，已經不是孤立的現象。

表面合規的文件、公告與項目掩蓋了真實交易，加之個別證監干部底線失守，最終令投資者在虛假繁榮中承擔了損失。

資本市場被扭曲，公共債務被加重，資源配置失真，可能在多年之后才集中爆發。

當前密集的反腐行動，正是試圖打破這種隱蔽而固定的鏈條。

只有當監管權力真正回歸公共屬性，地方國資的資源配置透明化，企業的市場運作獨立化，資本市場的公信力才可得到真正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