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玄：天津圖書館藏四庫館抄本《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再探

由于近些年四庫文獻的不斷整理出版，“四庫學”也隨之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關注，從而極大的推動了這門學問的發展。

《〈四庫全書〉小說家類纂修考》，張玄著，中華書局2024年11月版。

其中，閣本書前提要是“四庫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1] 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閣本書前提要及其與刻本《總目》的比較分析，缺乏對現存諸閣本書前提要之間關系的總體把握，以及閣本書前提要編纂過程、成書時間、提要源流等基本問題的探討。

當然，要想厘清上述問題，不得不依賴于新文獻的獲得。天津圖書館（后文簡稱“天圖”）藏有一部特殊的《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后文簡稱“欽定提要”），此書雖名為“提要”，卻不同于我們常見的刻本《四庫全書總目》（后文簡稱“總目”），而是將閣本書前提要輯錄成編。

“這部‘卷前提要’在清宮經館臣編纂后自成一套大書，每一篇的開頭，有‘臣等謹案’四字；每一篇結尾，有校上年月及館臣題名等署款。其具備‘卷前提要’主要特征和書寫形式。”[2]由于該書不見著錄，亦甚少有人提及，所以一直深藏于圖書館中，沒有得到研究者廣泛的關注。

幸運的是，近年來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主任李國慶將該書與文淵、文津、文溯三閣本書前提要一同影印出版，名為《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為我們研究閣本書前提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關于此書的內容和成稿過程，李國慶已有初步的研究。[3]事實上，正如李氏所言，這部提要稿為我們留下了諸多疑問，尚待解決。

本文以該書小說家類提要為中心，通過不同文本之間的比對分析，并結合相關史料文獻，試圖對該書的成書時間、編纂目的、提要來源等基本問題進行深入的探索。

《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

一、天圖《欽定提要》的成書及其抄寫年代

天津圖書館藏四庫館抄本《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不分卷，今存一函六十冊。全書沒有連續的頁碼，而是每篇頁碼獨自起訖。

根據李國慶在“前言”中的描述，此書為殘本，內容并不完整。由于出版之書只是將文字部分影印出來，我們無法從裝訂、版面、封頁等信息中了解該書的殘存情況。

從影印本來看，原書沒有正式的題名，所以《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和各古籍書目檢索系統著錄的書名應該是后來館方擬定的。

從該書的版式、行款、形制以及抄寫字體等種種特征來看，應該為纂修《四庫全書》時所抄寫。而該書內容、格式，確如李國慶所言，符合閣本書前提要的編寫規范。可以初步判斷，該書與閣本書前提要有著密切的關系，應該是纂修官為閣本書前提要的辦理而特意編纂的一部提要稿。

《四庫全書總目》

眾所周知，在《四庫全書》的纂修過程中產生了《總目》《簡明目錄》《欽定四庫全書考證》等副產品，但并沒有這樣一部書前提要的輯錄本。

揆之以理，四庫館既沒有編撰此書的必要，而且輯錄閣本書前提要單獨成書也缺乏足夠的價值和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抄寫工整、規范，且沒有任何改動痕跡，說明這部閣本提要稿是經過修訂之后整理寫定之本，加之《總目》和書前提要的編撰分屬兩個系統，那么它的功能似乎只能是閣本書前提要纂修時所使用的某一個范本或重要的參考本。

關于天圖所藏的這部《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相關文獻資料很少。幸運的是，筆者發現一條軍機處上諭檔，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該書的編撰情況。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六日《軍機大臣奏尊查發下<四庫全書>提要填寫年月緣由片》云：

遵查發下《四庫全書提要》末行有本年閏三月恭校上者。查向來繕校各書，所寫年分均系按照各呈進年分填寫，從前進過一、二、三分書均系如此辦理。惟月分有填寫在前、進呈在后者，因無甚關礙，是以進呈時即用原填月分，以省挖補痕跡。現在運送熱河備進各書所填月分，自二月至四月不等。理合據實覆奏。謹奏。[4]

根據此條檔案，可知四庫館確實編纂過一部匯輯閣本書前提要之書，天圖《欽定提要》應該與檔案中提及的《四庫全書提要》是同一類書稿。

那么檔案中的這部《四庫全書提要》有沒有可能指的是《總目》提要呢？筆者認為沒有這種可能，因為《總目》在編纂之時，并無末行注明校上年月之例，無論是刻本《總目》，還是在現存的稿本《總目》中，都沒有校上年月。

《四庫全書薈要御制詩》

而符合此編撰體例的只有諸閣本和《四庫全書薈要》書前提要，但《四庫全書薈要》早在乾隆四十三年就已編纂完成，所以檔案中提到的不可能是其他書稿。

此外，從檔案中我們還可以知道，閣本書前提要末行的校上年月，是根據進呈時間填寫的，雖然月份可能有填寫在前、進呈在后的情況發生，但年份是嚴謹可靠的。

而每部書的進呈時間都不盡相同，有時候兩部書的進呈時間相隔數年之久，這就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閣本書前提要校上時間不同的原因。

盡管閣本書前提要的校上時間不一樣，但總體上與諸閣本《四庫全書》辦理的時間順序大致吻合。

第一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之后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也相繼告竣，后世稱為“北四閣”。而文瀾、文宗以及文匯三閣的纂辦則開始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續繕工作全部完成于乾隆五十二年六月。

筆者粗略統計了天圖《欽定提要》的校上時間，發現最早為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最晚為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在此期間，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即將辦理完成，其他北方三閣陸續告竣，而“南三閣”也開始辦理。那么天圖《欽定提要》很有可能就是給“南三閣”書前提要編纂提供的參考底本。

《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

另外，筆者還發現該書的校上時間先后與經、史、子、集部類順序大致相仿。

關于天圖《欽定提要》抄寫的具體時間，我們可以通過參考現存的多種《總目》稿本來確定。

根據夏長樸、楊新勛兩位學者的研究，國家圖書館藏《總目》稿本的成書時間要稍晚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的上海圖書館藏《總目》殘稿，大致抄寫于乾隆四十七年一月至七月之間。[5]

國圖稿本繼承了上圖稿本的修訂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做了新的修訂，但國圖稿本的修訂工作并非集中于一時，而是在此后數年時間內完成的。

筆者將天圖《欽定提要》與國圖稿本《總目》共存的小說家類提要進行了比對，結果發現天圖《欽定提要》基本上吸收了國圖稿本的修訂成果，例如國圖稿本中《投轄錄》提要“明清有《揮麈錄》已著錄”[6]一句被纂修官墨筆刪去，天圖《欽定提要》亦無此句。

《四朝聞見錄》提要中“又載程公許與論真德秀謚議手柬”一句“又”字后纂修官墨筆添加“書中”二字，“考書中載高宗航海一條”，“書中”二字改為“所”字，天圖《欽定提要》均予填改。[7]

《續齊諧記》中“均事跡具《梁書》”一句后，有墨筆添加“本傳”二字，天圖《欽定提要》亦有此二字。[8]

據此可知，天圖《欽定提要》的抄寫時間不會早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清高宗在進呈的“南三閣”《四庫全書》中發現李清《諸史同異錄》存在嚴重違礙情況：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

四庫全書處進呈續繕三分書，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書內，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李清系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閱多年，乃敢妄逞臆說，任意比擬。設其人尚在，必當立正刑誅，用彰憲典。今其身既幸逃顯戮，其所著書籍悖妄之處，自應搜查銷毀，以杜邪說而正人心。

乃從前查辦遺書時，該省及辦理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等未經掣毀，今續三分全書，猶復一例繕錄，方經朕摘覽而得，甚屬非是。因檢閱文淵、文源兩閣所貯書內已刪去此條，查系從前覆校官 編修許烺初閱時簽出擬刪，是以未經繕入。但此等悖妄之書，一無可采，既據覆校官簽出擬刪，該總纂、總校等即應詳加查閱，奏明銷毀。

何以僅從刪節，仍留其底本？其承辦續三分書之侍讀恭泰、編修吳裕德雖系提調兼司總校，但率任書手誤寫，均難辭咎。所有辦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及總纂紀昀、孫士毅、陸錫熊，總校陸費墀、恭泰、吳裕德，從前覆校許烺，俱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

至議敘舉人之監生朱文鼎，系專司校對之人，豈竟無目者，乃并未校出，其咎更重。朱文鼎本因校書特賜舉人，著即斥革，以示懲儆。所有四閣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內，俱著掣出銷毀，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刪。欽此。[9]

《中國四庫學》第三輯

國圖稿本中的《黙記》提要完整保留了有關李清的內容，但纂修官在原稿中對此篇提要進行了修訂，將“字性之”至“為樞密院編修官”一段刪去，改為“有《補侍兒小名錄》已著錄”，其他提要內與李清相關內容全部墨筆刪去。[10]夏長樸曾據此推斷國圖稿本的抄寫時間和修訂時間[11]，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筆者發現天圖《欽定提要》完整的吸納了國圖稿本的修訂成果，由此又可以判斷天圖《欽定提要》的抄寫時間不會早于乾隆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既然天圖《欽定提要》是給“南三閣”書前提要的編纂提供的參考底本，那么該書的抄寫時間當不晚于南三閣辦理告竣之期。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上諭檔案中說到“今續辦三分全書，已經告竣。”[12]

清高宗于此年三月發現李清違礙事件，并迅速對相關書籍、提要進行了查刪。而此時距離“南三閣”告竣尚有三個月，理應于此三月內一并完成刪改。因此，天圖《欽定提要》的抄寫時間不晚于乾隆五十二年六月。

但考慮到李清事件涉及書目眾多，也不排除時間延后的可能，不過刪改工作最遲至“南三閣”《四庫全書》送貯之前已經完成。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上諭云：“《四庫全書》薈萃古今載籍，至為美備，不特內府珍藏，籍資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前因卷頁浩繁，中多舛錯，特令總纂等復加詳細讐校，俾無魯魚亥豕之訛。茲已厘訂蕆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兩省，文宗、文匯、文瀾三閣，應全貯書，陸續頒發，藏庋該處。”[13]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由此可以斷定，天圖《欽定提要》的抄寫時間至遲不會晚于乾隆五十五年六月。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天圖所藏的這部書前提要稿的成書時間應該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至五十二年六月之間。至遲不會晚于乾隆五十五年六月。

二、天圖《欽定提要》小說家類的內容

天圖《欽定提要》小說家類，不僅在確定該書的抄寫年代上提供了關鍵的證據，還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總目》小說家類纂修的相關問題。

此書小說家類分為雜事、異聞、瑣記三類，殘存提要四十三種。

《四庫全書總目匯訂》

其中雜事類提要有《朝野僉載》《唐國史補》《大唐新語》《次柳氏舊聞》《因話錄》《玉泉子》《唐摭言》《鑒誡錄》《南唐近事》《北夢瑣言》《歸田錄》《甲申雜記》《湘山野錄》《玉壺野史》《鐵圍山叢談》《黙記》《揮麈前錄后錄》《投轄錄》《雞肋編》《聞見后錄》《北窗炙輠錄》《獨醒雜志》《四朝聞見錄》《歸潛錄》《輟耕錄》《水東日記》《何氏語林》，異聞類有《山海經》《穆天子傳》《神異經》《漢武帝內傳》《異苑》《續齊諧記》《還冤志》《集異記》《杜陽雜編》《劇談錄》《唐闕史》《稽神錄》《陶朱新錄》《博物志》，瑣記類有《述異記》《清異錄》。

雖然天圖《欽定提要》現存提要數量與刻本《總目》的一百二十三種相比，不足原書的二分之一，但提要的前后順序并沒有因為內容的殘缺而被打亂。

因為《四庫全書》中每部書的抄校完成和進呈時間不一樣，所以我們看到同一閣本的書前提要校上時間不盡相同。

天圖《欽定提要》校上時間的范圍是從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到四十八年六月，但小說家類現存的四十三種提要校上時間全部題作“乾隆四十八年三月恭校上”，[14]說明這部分提要在抄校完成和進呈時間方面是一致的。

這與現存文淵、文溯、文津、文瀾閣本小說家類書前提要校上時間的“各不相同”相比，顯得格外異常。而這種異常現象的本身似乎也說明了天圖《欽定提要》的編撰具有某種特殊性。

此外，天圖《欽定提要》小說家類在分類上，第三類為“瑣記”。而乾隆六十年刊刻的浙本、武英殿本《總目》以及現存的諸種稿本《總目》均題為“瑣語”。

《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見文淵、文津閣本以及天圖《欽定提要》都寫作“瑣記”。[15]

筆者發現不僅刻本、稿本《總目》與閣本書前提要的分類名稱不同，即便是同一閣內所附《總目》和書前提要也分別題作“瑣語”和“瑣記”，如文淵閣本就是這種情況。

由此可見，《總目》和書前提要在此處有著明顯的區別，而如此明顯的差異，絕不可能是因抄錄致誤，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總目》和書前提要的編撰分屬兩個系統，其文本來源也有所差別。

“瑣記”和“瑣語”雖然僅有一字之差，但在內涵上卻有著細微的區別。“瑣記”一詞側重于成書方式，而“瑣語”則強調于內容。無論“記”，還是“語”，都是古代小說常用的命名方式，表面上看，也都能夠概括這類小說的文體特征。

但作為熟知小說文體的總纂官紀昀，遣詞用語必然經過深思熟慮，絕非隨意而為。

事實上，《四庫全書》和《總目》小說家類在編纂之初，并沒有明確的細分類別，乾隆三十九年進呈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中小說家類就沒有具體分類。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校證》

隨著編纂的深入，大概在此后不久應該就出現了細分的類別，我們看到乾隆四十六年進呈的第一分文淵閣《四庫全書》和《總目》，有了非常成熟的分類體系，但作為一部大型叢書，部類的劃分一定會提前擬定。

文淵閣本書前提要的篇名下均注有部類名稱，翻閱小說家類書前提要的校上時間，可知最早的是乾隆四十一年六月的《唐闕史》,這或許能夠說明在此年前后小說家類就出現了類目的劃分。

現存的上圖《總目》稿本中沒有保存“小說家類三”的分類信息，但稍后抄寫的國圖《總目》稿本中恰好保留了相關信息，題作“瑣語”。

兩部《總目》稿本之間有著直接的繼承關系，只是我們不清楚國圖稿本是繼承了上圖稿本的修訂成果，還是上圖稿本原本如此。

《四庫全書》的纂修產生了很多副產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后文簡稱“簡明目錄”）就是其中之一，此書進呈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是年經過四庫館的允許，館臣趙懷玉錄副并攜帶出宮，于乾隆四十九年在浙省刊刻。

由于《簡明目錄》的編纂性質，其在宏觀的分類上也能反映出乾隆四十九年之前《總目》的修訂成果，所以對我們研究分類問題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筆者發現《簡明目錄》小說家類與閣本書前提要一樣題作“瑣記”，但與國圖《總目》稿本的“瑣語”明顯不同。

楊新勛曾借助《簡明目錄》來推定國圖《總目》稿本的抄寫時間，并認為國圖稿本與《簡明目錄》的內容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6]。但筆者發現，僅就小說家類而言，差異不止上述一處。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事實上，楊氏也注意到了兩者之間存在差異，只不過他認為此類差異均與國圖稿本的修訂相關，同樣能夠證明國圖稿本的抄寫時間早于《簡明目錄》的成書時間。可是筆者的發現顯然無法得到相同的解釋。

此后抄寫的天圖《欽定提要》仍然沿襲閣本書前提要的寫法，作“瑣記”；而浙本、殿本《總目》也同樣繼承了稿本《總目》，題為“瑣語”。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四庫小說家的分類也隨著《總目》的修訂經歷了前后的變化，而閣本書前提要和《總目》之間的關系，既是相互統一的整體，又存在彼此獨立一面。《簡明目錄》的編撰可能參考了閣本書前提要。

國圖藏有一部內府抄本《簡明目錄》，筆者通過與趙懷玉刻本小說家類的比對，發現兩者內容高度吻合，筆者認為國圖所藏的這部內府抄本《簡明目錄》，很有可能是館臣趙懷玉錄副并刊刻的底本，此書雖然不能確定是否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簡明目錄》告竣后的進呈之本，但至少反映了《簡明目錄》成書時的面貌。[17]

《四庫全書目錄資料三種》

這部內府抄本的小說家類也題作“瑣記”。由此可知，纂修官在此處，沒有進行過任何修訂，并與《總目》形成鮮明的對比。

不過刻本《總目》使用“瑣語”一詞確有其合理之處，“雜事”、“異聞”、“瑣語”三類大體上是從內容層面來設定的，相比于“瑣記”來說，顯得更為嚴謹、協調。

三、天圖《欽定提要》與現存諸閣本小說家類書前提要的關系

上文已經提到過，天圖《欽定提要》是給“南三閣”書前提要的編纂提供參考底本。我們知道現存諸閣本書前提要之間，以及閣本書前提要與刻本《總目》，甚至閣本《四庫全書》之前所附的《總目》在內容上都存在不小的差異。

通過相關文獻的比對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更為深入的了解天圖《欽定提要》的成書和閣本書前提要的編纂過程。

由于現存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部分為后來補抄，而補抄的閣本書前提要缺乏參考價值，故不在本文對比分析之內。

為了確保結論的客觀嚴謹，筆者選擇現存的四種閣本書前提要和天圖《欽定提要》所共有的十二篇提要作為對比分析的內容，他們分別是：《大唐新語》《唐摭言》《甲申雜記》《湘山野錄》《玉壺野史》《北窗炙輠錄》《何氏語林》《神異經》《漢武帝內傳》《異苑》《還冤志》《聞見后錄》。

《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

為了更為清晰的展現對比結果，茲列表如下：

表1 文淵、文溯、文津、文瀾閣本以及天圖《欽定提要》小說家類書前提要異同分析表

序號

篇名

異同情況

1

《大唐新語》

此篇提要文淵、文津、文瀾閣以及天圖藏本內容基本相同，文淵閣與文瀾閣本篇名作《唐新語》。文溯閣本書前提要內容與其他三種有明顯差異，應另有來源。

2

《唐摭言》

此篇提要內容文溯與文津閣本相同。文淵閣本與天圖藏本提要內容相同，文瀾閣本與文淵、天圖藏本提要內容基本相同，僅一字之差。

3

《甲申雜記》

此篇提要文溯和文津閣本的內容長短不一。文瀾閣與天圖藏本基本相同，僅有一字之差。而文淵閣本提要內容與二者僅個別字句差異。此外，在篇名寫法上天圖藏本與文瀾閣本一致。

4

《湘山野錄》

此篇提要文溯和文津閣本提要內容相同。天圖藏本和文瀾閣本提要內容相同，文淵閣本與二者相比僅有一句有異。

5

《玉壺野史》

此篇提要文淵閣、文津閣、天圖藏本提要相同，文瀾閣與之相比僅少一字。文溯閣本提要另有來源。

6

《北窗炙輠錄》

此篇提要文溯和文津閣本的內容相同。文淵閣本和文瀾閣本的內容相同，天圖藏本與之相比僅有一字之差。

7

《何氏語林》

此篇提要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的內容相同。文淵閣本和天圖藏本內容相同，文瀾閣本與之相比僅篇名不同，作《語林》。

8

《神異經》

此篇提要文津與文溯閣本的內容相同。天圖藏本和文瀾閣本相同，文淵閣本與之相比僅少一字。

9

《漢武帝內傳》

此篇提要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的內容相同。天圖藏本與文淵閣本提要內容相同，文瀾閣本與之相比僅三個文字差異。但文淵閣本將《漢武帝內傳》《漢武故事》兩篇提要寫在一起，而天圖與文瀾閣本兩篇提要均獨立書寫。

10

《異苑》

此篇提要文津和文溯閣本的內容相同。文淵閣本與文瀾閣本提要內容基本相同，僅有二字差異，而天圖藏本各有一處相同。

11

《還冤志》

此篇提要諸閣本內容基本相同，僅有個別字互有差異。天圖藏本和文淵閣本完全相同，文瀾閣本與之相比少一字。

12

《聞見后錄》

此篇提要文津和文溯閣本的內容相同。文淵閣本和天圖藏本提要內容相同，文瀾閣本與之相比僅少一字。

由上表可知，在五種閣本書前提要中，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提要內容高度吻合，應該有著相近的文本來源。

而天圖《欽定提要》與文淵閣和文瀾閣本書前提要內容基本相同，僅有個別字句的差異，其中還包括不少明顯是抄寫時漏抄和誤抄的例子。

由此我們可以初步斷定，天圖《欽定提要》與文淵閣、文瀾閣本書前提要有著密切的關系，雖然在校上的時間方面與稍后的文津、文溯閣本更為接近，但通過比對，我們發現天圖所藏的這部書前提要稿與二者相比差異較大，應該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

《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

乾隆四十六年第一部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纂修完成，此后的三年中，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本也相繼告竣。

在此期間，“南三閣”的續纂工作也正式開始。迫于清高宗的壓力，辦理比較迅速，但校勘上不如“北四閣”那樣嚴謹。

面對皇帝的催促，纂修官只能采取便捷的方法，直接吸收“北四閣”，尤其是文淵閣本書前提要的編纂成果，輯錄一部抄校完善的提要稿給“南三閣”參考就成為了可能。

對此，劉浦江《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陳思<小字錄>為例》中說到：“與內廷四閣全書的辦理方式所不同的是，南三閣的每種書均是三份同時辦理，‘每一底本發出，即令書手全寫三份，庶繕校尤得迅速’。而且有跡象表明，南三閣全書的書前提要似乎也是批量生產的。”[18]

劉浦江在文中又提到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八冊，不分卷。為內府抄本。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版心上題“欽定四庫全書”中題“某某提要”下題頁碼。鈐有“趙常恂印”、“北海趙心青藏”等。今存經、子、集三部提要105篇。

筆者也查閱了此書，發現該書的版式行款以及版心和卷端題名與天圖《欽定提要》大體一致，而且均無正式書名，所抄錄的內容也都為書前提要。

不同的是天圖《欽定提要》在卷端所題“欽定四庫全書”之下還題有四部類別和序號，如“子部十二”，次行書名下題有具體部類和分類，如“小說家類 異聞之屬”。

這一書前提要的抄錄格式在現存的文淵、文溯、文津閣本中皆被嚴格遵守，唯獨文瀾閣與他閣不同，無此等信息，與國圖所藏內府抄本相同。

另外一點重要區別是天圖《欽定提要》末行均注明校上年月，而國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全部寫為“乾隆□十□年□月恭校上”，年月均空缺，留待填寫。

《四庫全書總目稿鈔本叢刊》

劉浦江又將國圖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文淵閣本書前提要進行了對比，結果發現“這些單篇提要一般與乾隆四十五、四十六年抄成的文淵閣提要內容相同或相近，而與較早抄成的文淵閣提要則有較大出入。”[19]

由此作者認為“這是乾隆四十七年以后，由翰林院按照統一格式抄寫的四庫書前提要底本，每篇提要至少一式抄錄三份，專供辦理南三閣全書采用，當每種書抄校完畢后，只需要將這些業已按照統一格式抄好的書前提要填上年月即可。”[20]

劉氏的推測確有其合理之處，但關于“南三閣”書前提要的纂辦過程是否如其所言，筆者認為尚需斟酌。

而筆者通過國圖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天圖《欽定提要》內容的比對，發現兩書的提要內容基本相同，而不同之處多為書名的寫法。

如國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道家類提要寫作《周易參同契發揮 附釋疑》，天圖藏本無“附釋疑”，同類中國圖本寫作《莊子翼 附莊子缺誤 附錄》，天圖本無“附莊子缺誤 附錄”，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提要內容的開頭，如集部三別集類二《盱江集》首句云“臣等謹案，《盱江集》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天圖藏本無“《年譜》一卷，《外集》三卷。”

《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

雖然在提要的題名和首句敘述書籍卷數的方面兩者有所不同，但之后的提要內容卻高度吻合，這說明兩者的差異并非來自于底本的不同，只是寫法的不一樣，具體來說是提要寫作的規范性問題。

國圖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僅版式內容與天圖《欽定提要》相吻合，兩書的內容還可以互為補充，筆者曾懷疑國圖和天圖藏本是否為同一部書稿，但仔細對比后，諸多差異逐漸否定了這一推測。

但可以肯定的是，兩部書的編纂性質和目的相同，都是為了給“南三閣”提供參考底本。

而天圖《欽定提要》比國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體例上更為成熟，其成書時間也應該晚于國圖藏本。

不過如果確如劉氏所言，每篇提要抄錄一式三份，空缺校上年月，待每種書抄校完畢之后，再填上年月。

那么天圖所藏的這部書前提要稿為何都有明確校上年月？如果文瀾閣的書前提要是以文淵閣本作為底本的，那為何筆者通過小說家類書前提要的比對，發現文瀾閣與文淵閣本書前提要在內容和寫法、格式上都有不小的差別？

從文瀾閣本現存的原寫本書前提要來看，校上年月并沒有后補的痕跡。而且上文所引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六日《軍機大臣奏尊查發下<四庫全書>提要填寫年月緣由片》中明確提及校上年月是根據每部書進呈年月填寫的，并非是抄校完畢時間。

《文瀾閣與四庫全書》

關于校上時間還發生過月份在前而進呈在后的情況，因無關緊要，故而未予修正。如果國圖藏本校上年月的空缺是為了抄校完畢后統一填寫，那么為何會出現檔案中提到了月份在前、進呈在后的錯誤呢？這些跡象表明，事實也許并不像推測的那樣簡單。[21]

從比勘結果中我們也能看到，天圖《欽定提要》與文淵閣、文瀾閣本小說家類書前提要的內容高度吻合，雖然三者之間內容的差異并不明顯，而且部分可以確定為抄寫致誤。

但如果仔細分析三者之間的差異，我們還可以發現天圖《欽定提要》與文淵閣本在提要篇名的寫法，以及提要的分合，尤其是提要內容都有著不小的差異，這種情況明顯不是抄寫時的隨意改動，而是纂修官認真修訂的結果。

因為以上現存諸閣本書前提要的比對要考慮到彼此篇目存佚情況，所以比對范圍十分有限，為了明確天圖藏本和文淵閣本書前提要的差異，筆者又將兩者共有的提要進行了對比。

結果發現，文淵閣本和天圖《欽定提要》在形式，尤其是內容上均有著較大的差異。[22]

如文淵閣本篇名之下，還標注有分類序號，如“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文瀾閣本均無此一、二、三分類序號。

明刻本《大唐新語》

文淵閣本中的《大唐新語》，天圖藏本名為《唐新語》。文淵閣本《因話錄》篇名后無“提要”二字，天圖藏本有。

文淵閣本中個別提要寫法上“提要”二字在前，而篇名在后，如《集異記》《江淮異人錄》《漢武故事》等。天圖《欽定提要》則全部為篇名在前，“提要”在后。

文淵閣本《揮麈錄總目》題名下的《前錄》《后錄》《三錄》《余話》等均分開單行書寫，天圖藏本則總題為《揮麈前錄后錄》，提要中的《三錄》稱為“第三錄”。

此外，在提要的書寫上，文淵閣本書前提要部分采取連續書寫得分方式，沒有另起一頁。在這些連續書寫的提要中，只有最后一篇提要有校上年月。而天圖藏本均為獨立抄錄，無一例外。

如《漢武故事》和《漢武帝內傳》，《集異記》和《博異記》，《遂昌雜錄》和《樂郊私語》，以及《甲申雜記》《聞見近錄》《隨手雜錄》三篇提要。

在提要內容上，諸如《鐵圍山叢談》《湘山野錄》《投轄錄》《集異記》《黙記》等提要，天圖藏本和文淵閣本有明顯不同。

筆者還發現天圖《欽定提要》相比于文淵閣本部分書前提要有大幅度的刪改。

如天圖《欽定提要》中的《輟耕錄》對比文淵閣本則刪去了“惟第三卷種楊維楨《正統論》”之后的一大段文字內容。

另如天圖藏本《穆天子傳》同樣刪去了文淵閣本中從“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至“《列子》《周穆王篇》所載”的大段文字。

《輟耕錄》書前提要最后刪去的一段文字，筆者已在《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小說家類考》一文中結合檔案資料考得其原因為楊維楨《正統論》涉及違礙，故而在上圖稿本《總目》的修訂中已經予以刪改，最終也同樣體現在浙本、殿本《總目》中。[23]

《輟耕錄》

天圖《欽定提要》明顯是吸收了這一修訂成果，而上圖稿本《總目》的修訂時間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之間。[24]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天圖《欽定提要》的成書時間不會早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作為第一部進呈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其辦理本該最為嚴謹、認真。但在文淵閣本《輟耕錄》書前提要中，“楊維楨《正統論》”一段違礙文字卻完整的保留了下來，這不得不讓我們為四庫纂修官的疏忽感到緊張。

事實上，檔案資料中所記載的諸閣本《四庫全書》的誤抄、漏抄、缺頁、違礙等現象比比皆是，出現這樣的嚴重問題，作為總校官的陸費墀自然難辭其咎，最終被嚴厲查辦也在情理之中。

《四庫全書研究論文篇目索引》（1908-2010）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天圖《欽定提要》與文淵閣本書前提要的差異往往體現在內容和寫法上，此類差異主要來源于底本的不同。

而天圖《欽定提要》與文瀾閣本書前提要相比，內容、寫法等重要方面基本相同，不同之處多為個別字筆畫錯誤以及漏字，屬于抄寫致誤。

綜合比勘結果，能夠看出天圖《欽定提要》與文瀾閣本書前提要之間存在的某種聯系，進一步說明了此書是四庫館為辦理“南三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而編纂的一個參考底本。

四、結語

通過對天圖所藏《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版本、內容的研究以及與現存諸閣本小說家類書前提要等相關資料的對比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天圖《欽定提要》與國圖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均為四庫館給“南三閣”書前提要編纂提供的一個參考底本。

從提要內容來看，天圖《欽定提要》的編撰要比國圖藏本更為成熟，后者的抄寫時間早于前者。而編纂此書的原因，則是由于“南三閣”以期速成，三份同時辦理，書前提要的編纂不得不采取這樣一種事半功倍的簡便方法。

第二，結合閣本書前提要的校上時間和相關資料，筆者認為天圖《欽定提要》的成書時間應該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至五十二年六月之間。至遲不會晚于乾隆五十五年六月。

第三，通過對比分析，發現文淵閣、文瀾閣以及天圖《欽定提要》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而天圖《欽定提要》與文瀾閣本書前提要的關系更為接近。文津閣、文溯閣本書前提要相比較而言內容差異較大，應該是另有來源。

《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

第四，從小說家分類的寫法來看，《總目》的編纂可以分為兩個系統：閣本書前提要和《總目》提要。此前學界更多關注于四庫小說在子、史之間的游移，忽略了小說家類的纂修過程以及具體分類。而“瑣記”和“瑣語”的不同寫法，提示我們四庫小說家分類同樣經歷過復雜的修訂過程。

實際上，關于閣本書前提要，我們還需要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諸閣本書前提要內容之間何以產生較大的差別。

對此，劉浦江曾在《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陳思<小字錄>為例》一文中進行了簡要的分析，認為閣本書前提要內容的差別主要來源于具體負責辦理的時間、人員不同，更為重要的是《總目》在乾隆四十六年進呈之后仍在不斷的修訂，這就導致了提要來源的不同。

筆者認為劉浦江的觀點大致與事實相符，不過仔細考究起來，仍有進一步補充、商榷的必要。

《四庫全書館密函》

而《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中的一條資料或許可以為我們探討這一問題提供線索。除了底本來源的不同，閣本書前提要在編撰時還發生過諸多意外情況，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三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遵旨核議紀昀覆勘文津閣書籍各情折》提到：

臣阿桂、臣和珅、臣王杰、臣福長安、臣董誥、臣慶桂謹奏，為遵旨議奏事。

本年五月初二日左都御史紀昀奏覆勘文津閣書籍完竣等因一折，奉旨：軍機大臣議奏。欽此。

據稱：文津閣全書六千余函，現俱勘完歸架，所有勘出從前詳校各員遺漏未簽之處。逐條造具清冊，修補完整。其中缺頁、缺卷及成部、成卷應行換寫各書，并查出他本抵換書三種，請照從前《性理大全》《史記正義》之例賠寫。又提要內有任意刪節、改竄及遺失私撰各篇頁，并請先交武英殿官為換寫，所需工料、銀兩，于議敘得官供事名下攤追。等語。……又據紀昀查出提要內刪節、改竄及遺失私撰各篇頁，與《總目》不符，必須一律賠換，以臻完善，均應如紀昀所奏，先交武英殿官為換寫，其需用工料銀若干兩，應即查明議敘各供事現任某省，飭令按數攤賠，并行知各該督撫上緊追齊歸款，毋任延宕。俟寫畢后，仍責成紀昀帶領官匠將文淵、文源二閣換寫篇頁，逐一抽換完竣，再前赴文津閣，抽換整齊，免致歧誤。[25]

閣本《四庫全書》辦理告竣之后，乾隆皇帝又發現了諸多錯誤，由于辦理人員以及嚴謹程度的不同，造成了書前提要出現刪節、改竄、私撰等現象，這些問題都最終呈現在諸閣本提要上，形成了文字內容的差異。

《四庫全書書前提要綜合研究》

這則檔案資料不僅告訴我們閣本書前提要差異的部分原因，還交代了閣本書前提要按規定本來的底本應該是《總目》這一重要信息，但在具體辦理過程中由于負責人員的認真程度不同，出現了各種各樣不遵守規范的情況，進而造成原本統一的提要內容出現了較大的差別。

此外，檔案中還具體說明了提要換寫的步驟：具體是乾隆皇帝發現閣本書內錯誤之后，命紀昀前往北四閣逐一復核，紀昀將錯誤匯總，交由武英殿官重寫，寫好之后仍由紀昀負責完成抽換篇頁的任務。

天津圖書館所藏的這部四庫館抄本《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對于我們研究《四庫全書》閣本書前提要的編纂和四庫小說觀念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26]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匯編：四庫全書研究》

本文只是以書中的小說家類為中心，對與閣本書前提要相關的一些基礎問題，做了一點初步的嘗試。筆者相信如果對全書進行仔細的對比研究，一定能獲得更有價值的信息。希望能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進一步推進“四庫學”和古代小說研究的發展。

注釋：

[1] 關于《四庫全書》閣本書前提要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劉浦江：《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陳思<小字錄>為例》（《文獻》2014年第5期）、陳良中：《<書>類“總目提要”與文淵閣本書前提要比勘》（《四庫學》2018年第2期）、全見為《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及書前提要中傳記類提要的比較》（《四庫學》2018年第2期）、張婷婷：《四庫全書總目》與文津閣《四庫全書》詩文評類書前提要對比研究，（《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綜合版）2018年第18期）、陳東輝：《關于文瀾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及其他》（《四庫學》2018年第1期）、《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卷前提要相關問題綜述》（《中國四庫學》2018年第2期）。李國慶、王釩：《<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及其收書異同錄——兼及金毓黼所論<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問題》（《中國四庫學》2018年第1期）此外，還有王娟：《<四庫全書總目>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比勘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2011。

[2] 李國慶、王釩：《<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及其收書異同錄——兼及金毓黼所論<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問題》，《中國四庫學》2018年第1期。

[3] 目前所能看到的相關研究成果有李國慶為2015年出版的《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撰寫的出版前言以及2018年與王釩合撰的《<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及其收書異同錄——兼及金毓黼所論<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問題》一文，此文應該是在出版前言的基礎之上撰寫發表的。兩篇文章對天圖《欽定提要》的基本情況及其與文淵、文溯、文津閣本書前提要異同做了簡要的分析。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774頁。

[5] 參見夏長樸：《試論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卷的編纂時間——兼論與天津圖書館藏<總目>稿本殘卷的關系》，《中國四庫學》（第三輯），中華書局，2019。楊新勛：《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解題》，《<四庫全書總目>稿抄本叢刊》（第1冊），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21。

[6] 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稿抄本叢刊》（13），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21，第158頁。

[7] 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稿抄本叢刊》（13），第184、185頁。

[8] 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稿抄本叢刊》（13），第256頁。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1993頁。

[10] 參見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稿抄本叢刊》（13），第153、154頁。

[11] 夏長樸：《試論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卷的編纂時間——兼論與天津圖書館藏<總目>稿本殘卷的關系》，《中國四庫學》（第三輯），中華書局，2019。

[12] 王重民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下冊），國立北平圖書館排印本，1934，第5、6頁。

[13] 王重民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28頁。

[14] 參見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20），大象出版社，2016，第1216-1273頁。

[15] 按：文溯閣《四庫全書》，筆者未見原本，而金毓黼《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為排印本，沒有反映出這部分信息。文瀾閣《四庫全書》因有大量補抄文獻，與小說分類的相關信息也未能保存下來，故二者均不在筆者論述之列。

[16] 參見楊新勛：《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解題》，《<四庫全書總目>稿抄本叢刊》（1），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21，第55、56頁。

[17] 楊新勛曾認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進呈的《簡目》今已難覓”（參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解題》，《<四庫全書總目>稿抄本叢刊》（1），第55頁。）。雖然國圖所藏抄本《簡明目錄》是否為進呈本尚待進一步的考訂，但它的內容與進呈本應該是大體相同的，或許可以彌補“難覓”之憾。另外，筆者也發現了一處國圖抄本和趙懷玉刻本《簡明目錄》之間的差異。國圖《總目》原稿的《清波雜志》提要“方回《同江續集》”一句，經纂修官墨筆改“同”為“桐”，這一修訂是正確的。國圖抄本《簡明目錄》也寫作“桐”，但趙懷玉刻本《簡明目錄》卻一如國圖《總目》稿本原稿寫成“同”。

[18] 劉浦江：《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陳思<小字錄>為例》，《文獻》2014年第5期。

[19] 劉浦江：《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陳思<小字錄>為例》，《文獻》2014年第5期。

[20] 劉浦江：《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陳思<小字錄>為例》，《文獻》2014年第5期。

[21] 如果從劉浦江推測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國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纂修官提前給南三閣書前提要編纂準備的一個參考底本，因為按規定，校上年月按進呈時間填寫，所以等每部書抄校完成，全書正式進呈之時，再填上具體年月。但如此推測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即四庫館為什么要再編一部有具體年月的提要稿呢？況且天圖《欽定提要》的校上年月與文瀾閣本并不相同。

[22] 筆者通過天圖《欽定提要》和文淵閣本小說家類書前提要的比對，發現兩書提要內容的差異并無某種規律可循。這與上文提到的劉浦江比對國圖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文淵閣本書前提要內容異同的結論并不相符。

[23] 參見張玄：《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小說家類考》，《文獻》2019年第4期。

[24] 參見劉浦江：《四庫提要源流管窺——以陳思<小字錄>為例》，《文獻》2014年第5期。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307頁

[26] 關于四庫小說觀念的形成，并非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故未做展開論述。但對該問題，筆者已另撰專文詳細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