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朱德庸：65歲了，我像一頭無處可去的北極熊

一場名為“楊柳”的臺風，帶來了一場黑雨，一次死別。
香港天文臺掛起了“黑雨”信號。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苦等航班飛往深圳時，朱德庸收到法鼓山農禪寺的消息：和他相識20多年的果昌法師去世了。
朱德庸在機場哭了很久。果昌法師68歲，僅比朱德庸大3歲。她原本是小學代課老師，20世紀80年代來到農禪寺附近任教，因緣際會之下進入農禪寺當居士。1992年，她被圣嚴法師收為弟子，落發出家，之后的大半生再也沒有離開農禪寺。
“她是一個非常活潑的人，我們見面都是打打鬧鬧開玩笑。但其實她有嚴重的病痛，20多年前就需要洗腎。前些年我去看望她，想給她一筆錢用來治療，但她死活不肯收，最后勉強收下，用我的名義捐了出去。”朱德庸說。循著朱德庸的記憶，我找到果昌法師前些年的一段錄像，她說起自己剛出家時的糗事與樂事，把所有法師都逗笑了。

農禪寺全景圖線稿。這里是果昌法師的修行地。（圖/農禪寺官網）

飛機落地深圳，雨仍在下，朱德庸輾轉來到珠海。第二天傍晚，我在酒店見到了他和他太太馮曼倫。朱德庸告訴我，他從昨天到今天都在跟太太回憶果昌法師，一個那么樂觀的人，一個真心對他好的人，就這樣從世界消失了，再也見不到了。
就在兩天前的下午，朱德庸在家中臥床休息時，腦海中突然出現了果昌法師的身影。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通常我想起一個人，是有特定思考途徑和模式的，那個人不會閃電般瞬間閃出來。那天想起果昌法師，就是毫無任何線頭，從天而降。”朱德庸醒來后告訴自己，好多年沒見果昌法師了，等這次出差回來就去看她。
沒想到那次閃念便是永別。朱德庸給果昌法師的社交媒體賬號發去一條信息：“果昌法師一路走好，謝謝你的照顧。”到珠海后打開手機，他發現那句話顯示為“已讀”狀態。
朱德庸說，這應該是負責處理后事的法師點開的，“但我寧愿相信，這是果昌法師自己看到的”。
60歲以后，朱德庸到了杜甫詩中所寫的“訪舊半為鬼” 的人生階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死的朋友比活的朋友多”。
我想起前些時候讀到的錢穆先生談死亡的一段話，便念給他聽：“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卻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今年3月，陪伴朱德庸將近21年的老貓阿梧，也離開了他。按錢穆先生所說，阿梧仍然活著。但在阿梧的心里，想必也有一個不曾被講述的朱德庸。

朱德庸和阿梧的合影。（圖/微博@朱德庸）
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朱德庸都不敢養貓。少年時，他 在學校操場撿到一只小貓，喚為“小咪”。起初小咪被他和同學們一起養在教室里，后來他把小咪帶回家，養嬰兒般養著，一起吃、一起睡。小咪每天送他上學、接他放學。一年后，小咪誤食滅鼠藥，死在他的懷里。
重新養貓，一開始是因為“我太太愛貓，而我愛我太太”。再后來，朱德庸徹底成了貓奴。他有一句名言：“與其做人的奴隸，我寧愿做貓的奴隸。”
朱德庸應該早有心理準備，貓咪們也許會走在他前面。他用貓的步伐來形容歲月的流逝：“時間真是像貓一樣，靜悄悄地來，靜悄悄地走。”然而，當阿梧離開時，他的內心或許就像詩人艾略特所寫，世界結束了，“并非發出一聲巨響，而是一陣嗚咽”，像貓一樣慢慢合上雙眼。
阿梧走后，朱德庸依然留著它用過的物品，“衣服、吃飯的盤、喝水的碗、挖罐頭的勺子、枕頭、被子、藥品、針筒……”。盡管每次看到它們都會被提醒，阿梧已經不在這個世界，然而，對朱德庸來說，這些物品就是記憶的載體，如果它們被丟棄了，記憶便無所憑依，只能隨風飄散。

熟睡中的阿梧。（圖/微博@朱德庸）
我問他：“你想象過自己的死亡嗎？”
朱德庸回憶道，他從小就成長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因為他父親是老來得子，從朱德庸小時候，到朱德庸兒子出生、上小學、上中學，他每一年都在隱隱擔心父親會離他而去。父親最后一次問：“我不曉得能不能看到孫子讀到大學畢業？”這次父親沒能如愿。
2009年2月，圣嚴法師去世。朱德庸在告別式上讀到了 圣嚴法師的圓寂遺言——“寂滅為樂”。晴天霹靂般，他被震住了。
朱德庸說，他開始理解，死亡就是一個過程。圣嚴法師完全有條件換一個腎，但他不肯，他認為自己該死就死了，為什么要維持自己的臭皮囊。圣嚴法師告訴朱德庸，死亡就像坐一班公車，到站了就下車，如此而已。
“我經歷過家人、親戚、朋友的離世，但我其實沒有真正感受到死亡，我只是從太平間的門口經過而已。直到圣嚴法師離開，我覺得我不再是經過太平間的門外，我把門打開了。”
朱德庸不知道門里面會是什么，但他越來越覺得，“死亡才是我們一生最大的冒險”。因為從來沒有一個過來人能夠告訴你，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他看著我說：“你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驗證一件事情，也就是所有人類的迷思——到底有沒有靈魂存在？”

“或許，人生只是一個從不明白到明白的問題吧。”（圖/微博@朱德庸）
朱德庸似乎想要一個肯定的答案。他曾戲言，如果人類有靈魂，那么貓貓狗狗、被宰殺的牛、豬、羊、雞、鴨、鵝和各種魚，也都應該有靈魂，“有些貓狗比人有人性”，沒理由它們沒有靈魂。所以，他的結論是：所有生物都有靈魂。
阿梧還在的時候，朱德庸就相信貓有心靈感應能力：“每當他有話要對我說時，只需把頭靠在我手掌，我就能清楚地接收他傳遞給我的信息：1.人類與萬物要和睦相處；2.人類不要因任何理由彼此仇恨；3.希望我們有一個讓老百姓能擁有合理房價的政府；4.叫我勤勞作畫，不要每天醉生夢死。”
朱德庸似乎對這個世界越來越失望。他的新書《一個人的人生未爆彈》收錄了他近幾年畫的作品，多數是單格漫畫，一張圖、幾句內心獨白，嘗試描繪當代人的情緒和困境。與他多年前的四格漫畫對比，我感到有一個明顯的變化：人們的對話和連接變少了。在《雙響炮》《澀女郎》《絕對小孩》《關于上班這件事》等作品里，人和人之間哪怕多么不愉快、充滿誤會，甚至彼此怨懟、彼此傷害，都一直在表達和溝通。
余華對此有一段精準的分析：“朱德庸說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相依為命。對于追求片刻經歷的男女來說，似乎玫瑰才是愛情；而對于一生相伴的男女來說，相依為命才是真正的愛情。朱德庸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一種漫畫的巧妙的方式，一種激烈的爭吵的方式，一種鈍刀子割肉的折磨的方式，一種破罐子破摔的方式，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方式，一種上了賊船下不來的方式，一種兩敗俱傷的方式，告訴我們什么是愛情。”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朱德庸作品。（圖/人民文學出版社 提供）
朱德庸說，2020年的時候，他原本已經不想再出版作品了。他向我解釋，四格漫畫的創作難度其實相當大，用四幅漫畫來講一個概念、一個觀點，每一格都必須非常精準。最后，這些四格漫畫匯集起來，會創造出一個比現實還要真實的世界，里頭有各色人物，有愛恨情仇，有關于婚姻、家庭和職場的種種煩惱。
“但是，我畫了那么多漫畫去反映一個真實的世界，真實的世界并沒有變得更好，它還是那個樣子，甚至變得更糟糕。我還要一直用我的漫畫去反映這個世界嗎？沒有意義了。”
所以，朱德庸的新作原本是畫給自己的，只是“瞎貓碰到死耗子”，他的感受就是當下人們的普遍感受，這些單格漫畫也就成了當下世界的一個縮影。他認為，新冠疫情后的世界運轉得更快了，人類像被世界碾過，變成了更扁平、更孤獨的個體。每個人都被推著向前跑，卻不知要往哪里去；每個人都被廉價的情緒感動，“可能已經沒有什么真正值得落淚的事了”。
我問他：“什么事才值得為之落淚？”
朱德庸說，一是純粹的愛，二是死亡。他從童年開始講起：養過的貓，住過的社區，走過的小路，畫過的漫畫，經歷的變遷……這是一段充滿告別的旅程，但也有愛和記憶——人們面對變化與無常時為數不多的依靠。
他不避諱談論死亡。采訪結束一周后，他從中國臺北發來一則消息：“我覺得死亡是一種激勵和提醒，不只是提醒老年人，同時也提醒年輕人，要珍惜身邊的人，珍惜緣分，珍惜自己喜歡的事物。”
以下是朱德庸的自述。

那個夢幻中的老臺北， 再也沒有了
我常常懷念過去的臺北。
我曾經說過，現在的臺北是一座由蛋糕和大便組成的城市，有很多又新又漂亮的大樓，旁邊卻是一些破破爛爛的房子。以前的臺北也有很多舊房子，但它們還是有生活氣息的，現在這些房子毫無生氣。那些新蓋的大樓，大多也不適合人類居住，甚至朝向都不對，一切都是走樣的。
小時候，我們家住在中山區，一個很安靜的社區。里頭都是日式房子，木頭的材質，灰色的瓦，有點簡陋，有點樸素。這些房子沿著鐵道鋪開，就像宮崎駿電影里的布景。
我家旁邊是平交道（鐵路道口）。我常常沿著鐵道一直走一直走，好像那樣就可以走向未知，走到世界的盡頭，或者走到一個夢幻的開端。
當時我并不知道，這條鐵道充滿了想象力。那時的火車很慢，班次也很少，當你走在鐵道上，聽到遠處的火車聲慢慢傳過來，你往旁邊讓一讓就好。你不需要急急忙忙躲開，因為你完全有時間做出反應。無論是火車速度還是生活節奏，一切都是有余裕的。

1974年的臺北中山區老照片，圖中可以看到一列淡水線火車正在通過南京西路平交道。（圖/Meta@張哲生）
這個社區的生活緩慢而有秩序。每個人都在專心做著自己的事情，主婦燒飯、洗衣、打掃，丈夫早上出門、傍晚歸來，孩子們每天都準時上下課。一家人吃完晚飯，然后大人看電視，小孩做功課。
家家戶戶差不多都是這樣過日子。你感受不到人們有什么貪念，只有一種安于生活、接受生活的平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在家門口看到一個人突然飛奔而過，后面緊接著追上來幾個人，一邊跑一邊喊“捉小偷”。那時候的小偷還有羞恥心，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對的。現在的小偷，恐怕都沒有那種感覺了吧？
每天到了傍晚5點半左右，所有人都從路上消失，回家吃飯。飯后也很少有人會出來，就乖乖地待在家里，像鳥兒在天黑后回到窩里一樣。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整個世界安靜得連掉一根針都聽得到，但大家并沒有睡覺，每一戶的燈都還亮著。我回想起來，就像戴著一副耳機，聽著一首非常抒情、節奏緩慢的音樂，看著整個社區像一幅畫一樣安靜祥和。
大概到了深夜10點半，偶爾有小攤販騎著自行車來賣宵夜，車后頭拉著一個木頭箱子，沿途賣花生、粽子和饅頭。花生是帶殼煮的，我們過去買的時候，小販會拿一張舊報紙卷成圓錐形，把煮花生倒在里面。我們把殼子剝了，就站在路邊吃。
到了過年的時候，到處都有年的味道。雖然跟現在相比很簡陋，但那時候的年味，是我這一輩子覺得最濃厚的。我們那個社區的道路有點像老北京，路都是南北向的，把整個地方隔成一個個格子。到了元宵節的晚上，你站在遠遠的地方看，家家戶戶的小孩舉著紅燈籠，成群結隊，從這個巷口到下一個巷口，穿來穿去，像魚兒在河里游一樣。這種景象，再也沒有了。

2013年的元宵節，朱德庸回想起兒時孩子們提著燈籠出來的情景，“如今臺北已多年不見燈籠隊了”。（圖/ 微博@朱德庸）
在我40多歲的時候，有一年過年，我非常想念小時候的元宵節，于是開著車子在臺北到處繞、到處找。一路上都沒有看到提著紅燈籠的小孩，到了我們家附近的民生社區，才看到一位爸爸在家門口幫小孩點亮一個燈籠。之后就再也沒有了。
你知道嗎？臺北早就變成我夢幻中的一個地方，它再也沒有了。
臺北其實就是一個小城鎮，它不夠條件變成一個所謂大城市，因為它沒有腹地，無法往外擴展。當它要變成一個大都市的時候，它只能拼命往里面填充很多很多東西，于是它原本存在的很多讓人可以喘息的空間就沒有了，沒了。
最可悲的是，我們往臺北填進去的東西幾乎都是商業和 金錢，沒有文化。

臺北夜景，左側塔樓為地標建筑臺北101。（圖/Unsplash）
新加坡也是這樣。他們曾經邀請我移居，我還猶豫過，因為當時新加坡確實是不錯的地方，干凈有序。可惜，新加坡后來也被塞進去一堆東西，想方設法吸引全世界的有錢人，把原本的生活都破壞掉了。
上一次我到新加坡，那里已經沒辦法走路，滿地都是人，滿街都是豪華跑車。我很想說，你們這地方這么小，塞進去那么多人，跑車能跑到哪兒去？

我就像一頭 無處可去的北極熊
我覺得，我們最普遍的悲哀，就是沒有辦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定下來。總是要遷徙——到東南亞，到美洲，到別人的地方去尋找理想家園，然后在那里過一種封閉的生活，成為次等公民。就算被歧視，很多人也還是要過去，仿佛腦子里被植入一個芯片，這個芯片就叫“移民”。
在臺北，有很多房子就是這樣空置下來的。他們先是把孩子送到美國去讀書，等孩子畢業、工作、待下來，再把他們接過去。我小時候認識的很多伯伯，后來年紀大了，慢慢地都被接到美國去了。而隨著他們離開，一種文化和記憶也隨之消失了。
首先是家的記憶。一座房子，它可能承載了幾代人的記憶。比如客廳的柱子上有量身高的痕跡，你小時候，或者你父親小時候，可能都是在那里量身高的。家里隨便一張椅子和沙發，可能扶手處的油漆已經變得斑駁，但這把椅子可能是你父親、祖父都坐過的。當你坐在上面，靠著扶手，你可以直接觸摸到上一代的記憶和溫度。
當我們都去炒房、都去移民，承載這些記憶的房子迅速被丟棄，我們就生活在一個真空中了。當一個人身處真空中，沒有記憶的傳承，也就沒有辦法落地。這是一種很抽象的東西，但是在任何一個經濟糟糕的年代，唯一能支撐我們的東西，也就是記憶和精神。如果這些都沒有了，我們的下一代注定會在心理疾病困擾中度過。

這幢有80年歷史的日式建筑，是朱德庸在臺北常去的地方，因為這里會讓他想起小時候的家。（圖/微博@朱德庸）
我母親的家族來自廣州，他們以前住在沙面南街，來臺以后，一直保持著廣東人的生活方式，講廣東話，吃廣東菜。逢年過節，舅舅們都會過來我們家打麻將，全部都講廣東話。我小時候聽不懂，像我媽媽給舅媽打電話，拿起電話就說“你屋企”（你家），我以為她們說的是英文“你OK”。
小時候，我們住的地方，有來自全國各省的人，什么方言和口音都有。四川、河北、湖北、貴州、江蘇、浙江，等等，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你能聽到不同的方言和腔調。我們家巷子里就有一個人賣山東大饅頭，他講話就是山東口音。1999年，我第一次到 大陸，一點也不覺得陌生，反而感到很熟悉。
后來大家漸漸搬走、移民，下一代人也基本不會說方言了。所以，那一段生活只在近代史上存在了那么一下子，幾十年，然后就這樣子，沒有了。
我覺得我們并不珍惜記憶。也許是因為大家一直過得非常貧窮、辛苦，所以記憶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奢侈品，甚至是一種恥辱。

“臺北唯一剩下的年味就是車少人稀。”（圖/微博@朱德庸）
在臺北，很多我從小就熟悉的店鋪都消失了，頂多傳承了兩代。辛辛苦苦一輩子，下一代寧可穿西裝打領帶，也不愿意接手，而房東總是貪婪地不斷加租，他們沒有辦法負擔，只好把店鋪關掉。
我這些年經常光顧的兩家小店也關了。一家是賣豬腳飯 的，開了幾十年。老板從20歲起就跟著父親打理這家店，現在60多歲了，做不動了，子女覺得太辛苦，也不愿意接手。另一家店是港式燒臘店，一對夫妻開的。賣出的每一份燒臘都是他們自己剁的，每一刀都很精準，幾十年下來，他們知道一只燒鴨應該怎樣才剁得均勻。后來，他們的小孩也不愿意接手，就關掉了。
臺北很多活生生的東西，都開始消失。這種情形恐怕發生在很多城市。時代變了，一些老的傳統和生活方式沒人去傳承，慢慢地，隨著這個城市的變質，開始消失，開始滅亡。
我喜歡在城市里散步。以前的臺北是可以隨便走的，哪兒都沒有限制，走到哪兒都可以發現新東西，就像發掘寶藏一樣。后來，我漸漸發現，有些路不好走了，只能規劃自己的散步路線。我梳理出10條私人路線：哪條路應該星期幾走；哪個時段可以走，不同時間可能會遇到不同的光影。
有的路線就像一條時光隧道，帶我回到以前的臺北。比如，在某條路上，有最新的房子，有建了二三十年的房子，也有已經有五六十年歷史的建筑，包括日據時代的老屋。這些房子沿路穿插分布，慢慢走下去，就像在歷史里穿梭。有時候，我會趴在一些老房子的墻壁上往里面看，能看很久，想象這里曾經有什么樣的人居住，他是將軍、公務員還是商人，他們一家過著什么樣的生活。

朱德庸所畫的“臺北行走之必要裝備”。（圖/微博@朱德庸）
后來，我跟媒體分享了4條散步路線，大家都跟風去那里散步，我立即就失去了這4條路。這么多年下來，城市的變化就像癌細胞擴散，慢慢地把我這些散步路線毀掉了。那些路基本上都還在，但已經不是以前的感覺了。建筑變了，舊房子沒了，摩托車沖來沖去，小雜貨店變成連鎖咖啡店、甜品店，原來的文化和生活完全被 破壞掉了。
老實說，我現在蠻討厭臺北的，但我又能去哪里？我就像一頭北極熊，看著自己站立的冰面慢慢變小，無計可施，無處可去。

問題在于， 所有人都把他的童年忘掉了
2004年，我畫了《關于上班這件事》。
那時候我在想：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上班？東半球人上班，西半球人睡覺；西半球人上班，東半球人睡覺。他們一生可能只能活七八十年，卻花了幾十年最精華的歲月，每天工作8小時甚至超過8小時，這難道不是 奴隸制嗎？

《關于上班這件事》 朱德庸 著 現代出版社，2008-9
前幾年新冠疫情來了，我原以為，當全世界停擺的時候，大家終于可以停下來，真正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前半生追求的東西真的值得嗎？
有很多年，所有人都像生活在一個大型工廠里，機器不停轉動，噪音非常大，大到聽不見別人說的話。疫情發生的時候，這臺機器停下來了，大家應該意識到，原來我們可以停下來，原來世界可以那么安靜。
很遺憾，疫情過去后，大家把這臺機器轉動得更大聲，一臺機器不夠，還要加一臺。然后，機器人來了，AI來了，世界還在加速運轉，想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之前3年的損失補回來。
有人說，我們的人生只是從這個世界路過。我說，我們的人生還會被這個世界碾過。有的年輕人會發現，社會好像越來越不需要他們了，因為現在的商業模式會讓大企業繼續膨脹，蠶食各行各業，用機器人取代很多崗位。
所以，當大家說年輕人開始“躺平”，我說，這是因為他們沒有選擇——他們是被擊敗的，他們認為自己沒有機會了。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失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沒有機會去嘗試和努力，連失敗的機會都喪失了。

朱德庸。（圖/受訪者提供）
佛教里有一個說法叫“共業”，今天全世界走到這樣的境況，我們自己也是有責任的。甚至從一開始，我們教育孩子的時候就做錯了，因為我們一直在用上一代人的觀念去決定下一代人的生活，讓他們按一個固定的成功模式去走：必須好好念書，必須學哪種才藝，必須讀什么專業。把一匹馬變成一頭老虎，或者讓一頭獅子變成一只斑馬，完全不管孩子們的本性和天賦。
我今天還能夠畫畫，沒有成為內卷的一部分，是因為我小時候很幸運地被“放棄”了。我被學校放棄，被師長放棄，甚至被我的父母放棄，他們任憑我自由發展，我的本能和天賦才得以保留下來。
有多少人能夠像我這樣幸運？大多數人從小被迫或隨大 流選擇一個專業，等到他們畢業出來的時候，跟專業對口的工作已經消失了。他們活得很辛苦，很不快樂。

8月16日，2025南國書香節珠海分會場，朱德庸出席“當我們一個人面對世界”朱德庸經典作品讀者見面會。（圖/受訪者提供）
2007年，我畫了《絕對小孩》。經濟越來越發達，錢越來越多，但是大家為什么越來越不快樂？我覺得，有一個原因是所有人都把自己的童年忘掉了。
童年是一個人的基礎。隨著長大，你會變得越來越虛偽，越來越功利，還可能被各種不屬于你的價值觀所影響、所取代，變成另外一種人，最后你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了。但是，你的靈魂還記得，所以你會不快樂。
童年的你，是唯一知道你本來面貌的人。我畫《絕對小孩》，就是希望大家回到童年，重新感受一下你剛剛出生時的世界，你小時候是什么樣的人，你的夢想是什么。

《絕對小孩》 朱德庸 著 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磨鐵圖書，2007-5
今天，當我遭遇無解的事情，只能從我小時候的線頭去尋找答案。有孩子之后，我又和他一起，重新經歷了一遍童年。這個過程，有時候會給你力量和快樂，有時候也會傷害你，讓你重新感受到童年時的無助和恐懼，讓你變得軟弱，拖你的后腿。
當然，你也會知道，你已經不是小時候的你了，你可以反抗。借由這種遲到的反抗，你反而治愈了童年。
所以，我一直都鼓勵大家想辦法回到童年，重新跟自己的童年建立連接。要知道，你和童年的你的關系是完全私密的。只有你能跟童年的自己交流，而任何人、任何心理醫師都無法做到。這種交流非常珍貴，大家都不應該放棄嘗試，它會幫助你完成自我整理。
對我來說，以后很難再從外界獲得滋養自己的養分，外界已經越來越沒有這些東西了。我只能回到小時候，回到以前的臺北，跟自己的過去連接在一起。

“為什么要討別人開心，讓自己開心才是自己該做的事啊。”（圖/微博@朱德庸）
作者 |朱人奉 編輯 |譚山山 運營 | 羅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