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仁心 人道永光 ——記淞滬抗戰中的紅十字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8月13日也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88周年。在這場攸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中國紅十字會及上海市紅十字會義無反顧地投入抗戰的人道救援中，用鮮血染就了人道主義的豐碑。銘記歷史、緬懷先烈，這支人道力量和他們創造的救護歷史也應值得世人銘記。

兩次淞滬抗戰救治數萬人

據史料記載，1932年第一次淞滬抗戰期間，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組建30余支救護隊，設立40余所臨時傷兵醫院、5處難民收容所，救治8600余名傷兵，收容53100余名難民。其間，何香凝率領“國難婦女救護訓練班”60人集體加入了紅十字會的救護隊（編為第七救護隊）。

在第二次淞滬抗戰爆發前，中國紅十字會就未雨綢繆，聯絡上海市商會、地方協會、醫師公會、中華醫學會、藥業公會、醫事教育機關及其他與救護有關的團體，在上海市救護事業協進會基礎上重組“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在紅十字旗幟下集中力量，統一組織，編練救護人員，共組建了救護隊10支，急救隊12支，設立救護醫院24所、特約公私醫院16所，分布在淞滬前線及上海租界，協同一致，執行救護、輸送、醫療等作業。并于接近前線之交通要道，設置傷兵分發站，為受傷軍民辦理登記、更換繃帶，然后分批送往醫院收容，傷兵救護工作有條不紊。救護過程中，救護隊員不畏艱險，奔走于槍林彈雨間，著名表演藝術家秦怡當時正是中學生，也積極參加了紅十字志愿救護隊，奔走于四行倉庫保衛戰的激烈戰斗中，搶救傷病員。

據統計，從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上海市各醫院收容傷病兵民19539人，傷兵分發站運送后方者計7128人，前線救護隊直接運送后方各地者共17722人，合計先后救運受傷兵民44389人。

約30位救護隊員為國捐軀

淞滬抗戰期間，約30位紅十字救護隊員為國捐軀，他們的鮮血與抗日將士們的鮮血融為一體，不少救護隊員甚至沒有留下姓名就英勇地犧牲了。

1932年2月3日，第二救護隊隊長薛振翼、第七救護隊隊長劉祁瑞分別在閘北被日軍槍擊重傷不治；2月29日，日軍轟炸縱火燒毀了江灣中國紅十字會第十五傷兵醫院，死傷慘重；同日，第十一救護隊隊長郁鴻章在邢家橋被日軍槍殺；3月1日，第十九救護隊隊員陸春華、陳祖德、潘家吉在南翔救護傷員時被日軍俘獲殘害。

1937年第二次淞滬抗戰期間，中國紅十字會第一救護隊副隊長蘇克己和隊員劉中武、陳秀芳、謝惠賢4名救護隊員在救護一位跳傘飛行員時，遭遇日軍，在寶山羅店地區被日本兵殘酷殺害。令人發指的是，據目擊者稱，蘇克己犧牲前曾用嫻熟的日語，自我介紹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人員的身份，卻仍遭殘害。蘇克己成為中國紅十字會歷史上第一位在戰地搶救傷兵時遇害的紅十字會醫師，年僅37歲。劉中武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劉中武給山東老家的父母妻女寫了一封簡短家信后，毅然參加救護隊，趕赴前線投身戰地救護工作，犧牲時年僅27歲。

噩耗傳來，上海紅十字會迅速將蘇克己、劉中武等四位紅十字人員的殉難慘況公布于世，并向國際紅十字組織報告，揭露日寇無視國際公法，殘害中國紅十字戰地救護人員的暴行。宋美齡通過“中央廣播電臺”特作英語廣播昭告世界，譴責日本法西斯踐踏人道的罪行?？谷諔馉巹倮螅趯毶搅_店為四位烈士修建了紀念碑，建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從轉運傷兵到集體加入新四軍

“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后不久，在戰地救護的第一線活躍著一支特殊的隊伍，即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

8月9日，上海煤業公會為救濟難民設立煤業界“救護委員會”，下設上海煤業救護隊，登記上前線進行戰地救護的煤業職工多至500名，汽車約50輛。8月13日當晚，煤業救護隊就出動十幾輛救護卡車，上前線進行服務。數百名熱血青年攜帶擔架、急救包、慰勞品，輾轉于八字橋、江灣、虹口公園、大場、羅店、嘉定以至昆山前線，幾十輛救護車輛往返于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和前沿陣地之間。

8月16日，為便于救護活動，煤業救護隊與紅十字會取得聯系，旋改稱“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并從紅十字會領取汽油和經費。隨著滬戰的展開，救護隊汽車遍及淞滬各個戰場，其間，隊員冒險搶救傷員，居功至偉。

11月12日，上海淪陷，數千名傷兵集聚于上海公共租界。12月初，煤業救護隊并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交通股，大大加快了轉運“孤島”傷兵至內地的進程。截至12月底，留在上海的傷兵已全部順利轉運內地。

1938年1月，煤業救護隊100多人帶著20多輛救護汽車來到南昌。不久，大部份隊員皆參加新四軍，而救護隊地下黨支部組織關系亦轉入新四軍軍部。救護隊一方面負責南方八省游擊健兒的傷病員救護工作，一方面需將分散在南方各地的新四軍戰士接運到皖南巖寺。從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間，救護隊陸續把散落各地的成千上萬的戰士運送到目的地。

從參加紅十字會進行戰時救護，到最終集體參加新四軍。上海煤業救護隊“從一個群眾性的救亡組織，發展成為一支抗日革命隊伍”，這無疑是抗日救亡時勢和愛國熱情融合的結果，也是艱難時世下愛國青年的必然選擇。

“南市難民區”保護30萬平民

第二次淞滬抗戰期間，從浦東一帶逃出的大量難民聚集逗留在南市街頭，沒有受到任何保護。

當時，中國紅十字會名譽副會長顏惠慶發起成立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簡稱“上海國際紅十字會”），法國傳教士饒家駒當選副主席兼難民救濟委員會主席。10月底，上海國際紅十字會決定在南市成立一個收容難民的安全區，具體事宜由饒家駒謀劃。經饒家駒與上海市長俞鴻鈞協商，國民政府同意以民國路、安仁街、方浜路為界，劃出難民區。之后，饒家駒通過日本總領事岡本季正，獲得日方同意，“南市難民區”宣告成立。

難民區先后設收容所130多個，制定“給養標準”分配食品、成立職業培訓、介紹所，辦草織、玩具、刺繡、縫工等自救工場，開難民醫院、設流動診療，施診48.6萬余人次，疫苗注射9.7萬人，火葬兵民遺體6000余具，葬棺4900余具。在長達32個月的時間內，難民區保護了30萬中國平民的生命安全，成為當時遠東最早的國際難民庇護地。

此后，安全區模式沿用至中國其他城市，其中以南京安全區和漢口安全區最為典型。1949年，“南市難民區”作為戰時保護平民的成功范例，與西班牙案例一起催生了《日內瓦第四公約》（即《關于戰時保護平民的日內瓦公約》）的誕生和簽署。

在全民族抗戰過程中，中國紅十字會以抗戰救護為中心，匯聚人道力量，以巨大的犧牲精神投身保家衛國戰爭的救援中，譜寫出激昂的樂章，彰顯出人道的光輝，得到社會各界的盛贊。歷史不能忘卻這支人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