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兩漢：自身能力差的人，還能不能當領導

漢元帝劉奭的懦弱，在西漢帝王中堪稱典型 。

面對宦官專權只會哭泣自責，遭遇邊疆危機只會妥協退讓，連信任的大臣蕭望之被殺都不敢嚴懲真兇。

可蹊蹺的是，如此軟弱的帝王，在位 16 年間，卻從未出現像霍光那樣 “廢昌邑王、立漢宣帝” 的超級權臣。

要解開這一矛盾，需跳出 “帝王強弱決定權臣有無” 的慣性思維，從西漢權力體系的深層邏輯中尋找答案：

首先，霍光的專權源于 “漢武帝托孤 + 昭宣兩朝權力真空” 的雙重特殊性，這一條件在漢元帝時期已不復存在。

公元前 87 年，漢武帝臨終前任命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與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輔政，核心目的是 “穩定幼主（漢昭帝）時期的朝政”。

彼時漢昭帝年僅 8 歲，無親政能力，而霍光憑借 “大司馬大將軍” 的軍權、“領尚書事” 的行政權，以及漢武帝賦予的 “輔政重托”，逐漸排擠其他輔政大臣 。

先聯合上官桀除掉桑弘羊，再以 “謀反罪” 誅殺上官桀父子，最終獨掌朝政。

此后漢昭帝早逝，霍光又以 “昌邑王劉賀在位 27 天作惡千余件” 為由，廢黜劉賀，擁立從民間找回的漢宣帝，進一步強化了 “廢立大權在己” 的權威。

但漢元帝即位時，西漢的權力基礎已完全不同。

漢宣帝臨終前雖安排外戚史高、大臣蕭望之、周堪共同輔政，但并未賦予任何一方 “獨斷之權”，反而刻意設計 “三方制衡”。

史高代表外戚勢力，蕭望之、周堪代表儒學大臣，三者相互牽制；更關鍵的是，漢元帝即位時已 27 歲，具備親政能力。

他雖性格懦弱，卻始終掌握 “最終決策權”，不存在 “幼主臨朝” 的權力真空。

霍光當年能廢立皇帝，核心是 “代幼主行權”，而漢元帝時期，權臣既無 “輔政重托” 的法理依據，也無 “代帝決策” 的現實條件，自然無法達到 “廢立級” 的權威。

其次，漢元帝時期的朝堂勢力 “碎片化”，缺乏霍光式 “整合各方力量” 的權臣。

霍光專權的關鍵，是他能同時掌控 “軍權、行政權、輿論權”，可漢元帝時期的權臣，始終處于 “勢力分散、無法整合” 的狀態。

這種 “碎片化” 的勢力格局，導致沒有任何一方能像霍光那樣 “集軍權、行政權于一身”，各方勢力相互消耗，最終只能 “依附帝王”。

哪怕帝王懦弱，也只能通過 “討好、蒙蔽” 的方式獲取權力，而非 “廢黜帝王”。

再者，漢元帝的 “懦弱” 本質是 “性格軟弱”，而非 “權力喪失”，這與昌邑王、漢昭帝的 “權力真空” 有本質區別。

霍光廢黜昌邑王，是因為昌邑王剛即位就急于提拔自己的舊部，威脅到霍光的權力；而漢元帝的懦弱，恰恰體現在 “不主動爭奪權力，也不阻礙權臣攬權”。

他允許石顯掌管尚書臺，允許史高干預朝政，卻始終保留 “最終否決權”。

從權力本質看，漢元帝是 “主動放棄部分權力”，而非 “被動失去權力。，他的無能，是 “不能承擔決策風險”，而非 “無法掌控決策權力”。

這種情況下，權臣的權力始終是 “帝王賦予的”，而非 “自己奪取的”，一旦漢元帝收回信任，權臣的勢力便會削弱。

而霍光當年的權力，是 “自己奪取并鞏固的”，早已超越 “帝王賦予” 的范疇。

漢宣帝即位初期，甚至要 “芒刺在背” 般忌憚霍光，直到霍光去世（前 68 年），才敢逐步收回權力。

更重要的是，西漢自漢武帝以來形成的 “制度慣性”，也不允許 “廢立級權臣” 再次出現。

漢武帝時期通過 “推恩令” 削弱諸侯、“設立內朝” 分割丞相權力、“鹽鐵官營” 掌控經濟，本質是強化 “中央集權、帝王專權”。

霍光的專權，某種程度上是 “漢武帝強化集權后的特殊反彈”。

因幼主臨朝，集權的權力暫時落到權臣手中，但漢武帝設計的制度核心，仍是 “確保帝王掌控一切”。

漢宣帝親政后，更是通過 “重用文法吏、打擊豪強、控制外戚”，進一步鞏固帝王權力，明確 “外戚、大臣不得擅權” 的底線。

這種制度慣性在漢元帝時期依然發揮作用：朝堂上，大臣們雖有派系之爭，卻普遍認同 “帝王正統性”。

哪怕漢元帝懦弱，也無人敢質疑 “劉奭作為漢宣帝嫡子的皇位合法性”，軍事上，邊軍將領、京城衛戍部隊的指揮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且多為 “忠于漢室” 的軍功貴族。

而不會像霍光時期那樣 “軍隊只認權臣不認帝王”，輿論上，儒學大臣們以 “維護皇權” 為己任，即使反對宦官、外戚，也只會 “勸諫漢元帝親政”。

而非 “主張廢黜帝王”。例如蕭望之多次上奏，要求漢元帝 “疏遠宦官、親理朝政”，核心仍是 “強化帝王權力”，而非 “取代帝王”。

對比霍光時期與漢元帝時期的 “權臣結局”，更能看清這種差異：霍光去世后，其家族因 “謀反罪” 被漢宣帝滿門抄斬。

卻無人敢為霍家鳴冤，反而認為是 “權臣專權的必然下場”。

而漢元帝時期的石顯，雖在漢元帝晚年失勢，卻僅被 “免官遣返故鄉”，未遭誅殺，本質是他的權力始終 “依附于漢元帝”，未威脅到 “帝王正統”。

這種差異證明，西漢的制度與輿論，早已對 “廢立級權臣” 形成 “零容忍”，霍光的出現只是 “歷史偶然”，而漢元帝時期無此類權臣，才是 “制度必然”。

由此而可見，古代皇權政治的隱秘邏輯是：

帝王的“無能” 并非決定他能否專權的唯一因素，權力結構的平衡、制度的約束、歷史條件的差異，往往更能左右朝堂格局 。

其實這種隱秘邏輯在任何時候，都依然適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