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溯：《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

《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于溯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內容簡介

中國古典文獻學在過去幾十年間積累了大量個案研究成果，也為“新文獻學”的轉向提供了契機。所謂“新文獻學”，其核心議題是探索中國古典文獻的一般特征；或者說，中國古典文獻之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生產的文獻的核心特質。

相較于以目錄、版本、校勘學為基石的傳統文獻學，“新文獻學”當有如下幾個新特點：一是視角偏宏觀，打破文獻的主題壁壘，致力于把握不同部類文獻的普遍特征；二是追蹤動態文獻現象，即一種過程的文獻學；三是加入比較文獻學的視野，探究不同文明中文獻現象及其發生時間節點的差異，以建立認識中國古典文獻的坐標。

“新文獻學”不僅回應過去文獻學所薄弱的宏觀層面、理論層面問題，也回應新科技為文獻學帶來的挑戰。總之，古典文獻學的野心不應止于傳統的目錄、版本、校勘學，也不應止于通過文獻性質分析去修正已有的文學或史學或哲學的解釋框架。新的文獻學，應該提供面對中國古典文獻的文獻理論。

新文獻學的實現，有賴于前期大量個案研究、實驗性研究為其奠基。本書即為若干實驗性探索的合集，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

《何處是蓬萊》

目 錄

緒言

第一章 盈握：卷子裝與中古書籍史

卷子設計的人體工程學問題

卷的內外矛盾

卷與書籍結構的成立

卷與四部

結論和馀論

第二章 隱蔽的網絡：中古文獻中的模塊化書寫

文本模塊與模塊化書寫

游走的模塊與固定的模塊

隱蔽的網絡

開發者和供應方

結語

第三章 行走的書簏：中古時期的文獻記憶與文獻傳播

文獻記憶：文獻還是記憶？

記憶本及其特性

記憶本的內容偏好

寫本的新變與記憶本的衰落

結語

第四章 中朝往事：文獻環境與司馬氏創業史的形成

修不完的晉書

弱文獻、弱干預下的創業史

佚事型史料批判

結語

第五章 蠟以覆車：范曄《后漢志》考

《后漢志》辨疑

《后漢志》篇目考

結語

第六章 隋煬帝的遺產：《隋書·經籍志》的形成與早期史志的統計問題

從東都書庫到《隋書·經籍志》

《隋志》制作的三個步驟

《隋志》統計錯誤分析

結論

第七章 入地上天：中古史料注與廣義合本子注說

劉知幾的史注分類體系和史料注

史料注與“合本子注”

佛經的合本文獻學

史料的校勘學

結語

附 內典合本文獻雜考

第八章 消失的碑林：《橋玄廟碑》與東漢鄉里石刻景觀

訪問橋玄廟

倒置的祠廟碑

碑陰的自覺

碑林景觀

結語

第九章 宣傳：建國史與中古文學的開端

新文學功能的發現

宣傳案例之一：曹操的周公樂府

宣傳案例之二：軍宣詩賦

結語

第十章 互文的人生：讀《五柳先生傳》

體制

傳主信息：“不知何許人也”

傳主信息：“亦不詳其姓字”

事跡

結論

馀論

第十一章 歸魂：紀行賦的道里信息

紀行賦的三種類型及其研究價值

沈炯和《歸魂賦》

《歸魂賦》的去程書寫

《歸魂賦》返程路線考

馀論

附一 萬卷：一個中古時代的收藏欲望

附二 PPP：中古王朝史編纂的組織模式

征引文獻

緒 論

本冊的主題是中國中古時期生產和流通的歷史類文獻的“文化史”，所以，它與研究歷史文獻的歷史文獻學、以及研究歷史文獻的歷史的史學史都不相同。文化史發展到今天，拓展出了五花八門的議題，觸角似乎可以說是無遠弗屆。

《子集興替：中古學術著述方式的轉型》，伏煦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版。

盡管如此，中國中古時期因其眾所周知的史料局限——無論在數量還是多樣性上——始終不是文化史研究的熱點時段，這和西方文化史研究中中世紀成為一方重鎮的情況很不一樣。將“歷史文獻”這樣一個文化符號代入中古中國，能否由此獲得對此期社會面貌更多的認知，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本冊由11篇獨立文章組成。《盈握：卷子裝與中古書籍史》探討中古時期書籍所采用的裝幀形制與知識生產、傳播之間的關系，尤其分析了卷子裝和史部形成之間的關系。史部的出現是中古史學的大事件，無論從學術史角度，還是目錄學角度，它都得到了長久的關注。本書提出的新設想是，卷子裝影響了中古時期的書籍的結構，使得模塊化書籍在這個時期風靡。大書可以以模塊化的方式快速生產，這使得歷史類書籍在某個時間點卷帙驟然大增，從而導致了新部類的出現。 《盈握》關注書籍結構的模塊化，《隱蔽的網絡：中古文獻中的模塊化書寫》則繼續探索書籍內容的模塊化。模塊化書寫在中古不同部類的文獻中都普遍存在，而出現在史傳中的故事模塊尤為常見。可以說，用故事模塊搭建單篇傳記，將單篇傳記以模塊化形式組織成紀傳史，成為中古王朝史生產的基本流程。模塊化深度影響了這一時期人們的行為模式和知識結構，而這種行為模式和知識結構又反過來又鼓勵了模塊化書寫。

《路徑與技藝：中古官制、碑志、史料批判研究及其他》

書籍結構、內容的模塊化，導致了文獻生產的提速，同時，文獻傳播也在因載體的變化而提速。不僅輕便的紙張代替簡牘成為常規書寫載體，比紙張更加“輕便”的記憶也作為文獻載體日漸活躍。

《行走的書簏：中古時期的文獻記憶與文獻傳播》提出了“記憶本”的概念，它與“寫本”相對應，是由文獻記憶形成的、同樣具有版本學意義的獨立文獻形態。模塊化加強了文獻的可記誦性，模塊和記憶，共同參與了中古文獻的制作和流通。

王朝史是政治運作的產物，也是文獻運作的產物。《中朝往事：文獻環境與司馬氏創業史的形成》提出了“文獻環境”、“檔案型史料”、“佚事型史料”三個概念，旨在證明在強文獻環境下，王朝史主要依靠檔案型史料完成，但在弱文獻環境下，社會記憶則會以佚事型史料的形態進入歷史書寫，填補檔案型史料缺位留下的空白。

史志是中古紀傳體史書發展的重要關節。在《史記》八書和《漢書》十志的垂范下，中古史志表現出在數量上遵依經典、在內容上不斷調整的面貌。史志內容的調整展現了中古史學強大的活力。

《身分敘事與知識表述之間的醫者之意：6-8世紀中國的書籍秩序、為醫之體與醫學身分的浮現》

《蠟以覆車：范曄〈后漢志〉考》以失傳的范曄《后漢志》為例，分析中古史志的編纂流程和內容偏好，同時也論及帛這種文獻載體在中古時期的使用情況。

《隋煬帝的遺產：〈隋書·經籍志〉的形成與早期史志的統計問題》討論的是史志的統計不準問題，“算不準”透露出中古王朝史史志的基本特征：材料依托此前專業人士留下的文獻，史臣僅做二次整合工作而已；文獻搜羅亦不求全；但格外強調政治正確。這章內容也對目錄學一直關注的《隋志》著錄“梁有”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

史注的出現是中古史學的另一個顯著特征，而史料注，即陳寅恪所謂合本子注，是最有時代特色的一類史注形式。

在陳寅恪之前，呂澂已經關注到內典的異譯經對勘問題，并以他所提倡的比較研究方法，對異譯經對勘給出新的示范。陳寅恪對中古內典合本的評價比呂澂要高，而他更出人意表的發揮，是將曾經被劉知幾大力批判、并且實際上在中古以后就逐漸式微的史料注撿出，歸為“廣義合本子注”，并賦予其崇高的學術地位。

《中古中國的文學與文化史》

更進一步地，在重新評估史料注的基礎上，他為傳統史學建構出了一條從中古“廣義合本子注”到“趙宋史學”再到“今日語言學者之比較研究法”的新脈絡。

《入地上天：中古史料注與廣義“合本子注”說》梳理劉知幾、陳寅恪對史料注的各自理解，分析中古內典的“合本文獻學”和史事的“內容校讎學”之各自操作方式，從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古史料注的產生和特性給出新的思考。

文獻的生產和閱讀，以及成產和閱讀之間的相互影響，是文獻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在所有的文獻類別中，碑石（包括摩崖）是展示性最突出的一種，或者說，強展示性是碑石的特點之一。觀看和閱讀的探討，以及觀看和閱讀活動對碑石生產的影響的探討，對石刻研究而言尤其重要。

《西域文獻與中古中國知識—信仰世界》

《消失的碑林：〈橋玄廟碑〉與東漢鄉里石刻景觀》討論中古石刻的觀看問題，碑石的展示主要通過兩個要素實現，一是碑體自身，二是碑和周圍空間的關系。這兩個要素，在錄文或拓本中都是無法保留的。因此，在文獻學研究層面，原石也是無法被錄文、拓本所取代的。然而就中古石刻而言，存世原石已經不多，幸存石刻原初的空間環境更早已蕩然無存。觀看和閱讀行為的反饋，只能在史料中鉤沉索隱，甚至“無中生有”地復原。

《消失的碑林》即試圖重建東漢的碑林景觀。作為該文的后續研究，我將把視角從石刻建造者轉為站在石前的讀者，更加“無中生有”地復原中古時期的“石刻觀看”，追蹤碑建立權力場域作用逐漸超過承擔文字載體的作用、最終形成以石高而不是字數作為石刻等級標準的歷史。遺憾的是，這項后續工作尚未完善，不及收入本書，期待他日能繼續得到讀者的關注和批評。

《中古文學文獻學》

本書的最后三章都選取了文學作品作為切口。《宣傳：建國史與中古文學的開端》探討宣傳文學與建國史之間的關系。

《互文的歷史：讀〈五柳先生傳〉》則旨在揭示中古時人是如何通過自傳而自我類傳化的。作家沈迥是南朝末年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他選擇以賦的形式記錄他所經歷的歷史。

《歸魂：紀行賦的道里信息》嘗試從文學作品中發掘難得的個體史信息，并借以觀察個體書寫和大歷史之間的差異。

附錄的兩篇文章原刊于《上海書評》，因涉及到中古時期的藏書與歷史編纂的組織形式，與本書內容相關，一并附入。

盜用卡爾·休斯克的說法，這11篇文章并非要去建構一個歷史時段的全貌，而是希望從盡可能多且各異的切入點去觀測“中古歷史類文獻”這一核心命題，如果可能得話，希望這些散漫的點未來還能伸展開來，“各個部分能夠彼此照亮對方，共同來闡明更大的整體問題。”相信在文化史和文獻學視角下審視中古史學，一定會有新的發現。

《中古中國的知識與社會》

作者簡介

于溯，1983年生，天津市人。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2006），文學碩士（2008），文學博士（2011）。現任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駐訪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