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盟友

在《南京照相館》之前，很多抗日電影都裹著一層不便戳破的窗戶紙——總想取悅外國的觀眾和影評人。

在《黃河絕戀》里，漂亮的抗日女戰士愛上了英俊的美國飛行員，在黃土高坡上展示好萊塢式橋段；在《金陵十三釵》里，會講英語的秦淮女子獻身給保護她的外國神父，“白人救世主”的公式刻板；而在《南京南京》里，導演塑造了一個內疚自殺的日本侵華士兵，通過他來展示人性的良善。

烽火里的戀情、屠城中的義舉、殺人者的反戰，這些元素并不是說不存在，但跟5100個日夜的抗爭、250萬平方公里的戰火、3000萬人的犧牲里的無數故事相比，這些稀缺的片羽總是被不少中國導演們優先挑選，希望借它們能打動西方觀眾，營造出一種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闔家歡。

剛剛上映的《東極島》，以及去年出品的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是新一輪的嘗試。

1942年10月2日，押載1816名英軍戰俘的日艦里斯本丸號在駛入中國東海時被美軍潛艇誤判擊沉，戰俘從釘死的甲板自救逃生，遭遇日軍瘋狂掃射。千鈞一發之際，浙江舟山漁民劃著大大小小的舢板趕來，不僅救起了384名落水者，也中止了這場殺戮。

幸存者之一的丹尼斯·莫利是被日軍撈上來的，但他認為如果中國漁民不救人，沒有目擊證人進場，偽善的日軍就不會停火，因此中國人挽救的比實際救起來的更多。但在此后的80多年間，這個故事別說英國人不知道，中國人自己也不知道，直到2024年方勵執導的《里斯本丸沉沒》問世。

從《里斯本丸沉沒》到《東極島》的反法西斯接力棒

這部紀錄片能取得豆瓣9.3的高分，優點是沒有刻意煽情，而是將重心放在了人道關懷。但相應地，它的缺點也在于此——主題對中國元素的過度克制，令它對一些必要的線索缺少交代，比如日軍為何不將漁民一起滅口、將幸存者送至重慶的轉運細節、以及救人漁民的后續遭遇等等。

英國篇幅的事無巨細，與中國篇幅的大而化之，讓有網友銳評《里斯本丸沉沒》——“更像是拍給英國人看的電影”。

其實“拍給英國人看”并不準確，因為這部紀錄片的英國觀眾，基本上局限在了里斯本丸號的英軍后裔這個群體上，更廣泛的英國人關注寥寥。而可惜的是，這部電影雖然獲得了代表中國內地競選奧斯卡獎的官方認可，卻因為英語對白超過50%，不符合國際影片的選送標準，白白浪費了一屆名額。

第二年，聚焦同一個故事的《東極島》上映。這部電影由《八佰》的導演管虎與憑借《山花爛漫時》摘得白玉蘭最佳導演的費振翔聯合執導，編劇團隊則有《繡春刀》的編劇陳舒、《中國合伙人》的編劇張冀和《年會不能停》的導演董潤年——這顯然是一部體現電影工業的大制作。

跟50%英文對白的紀錄片相比，《東極島》把救人的中國漁民設置成了主角，但它最終既沒有拿下國內票房的勝利，也沒能打動西方觀眾。有網友貼出一個外網對《東極島》的評論，一個法語用戶甚至認為預告片妖魔化侵華日軍，并冷嘲熱諷地留言——“誰會去看這樣的電影”。

不了解歷史的外國人，甚至認為侵華日軍被丑化

電影面臨尷尬的現實是：在中國上映一部從從日軍槍下營救英國人的電影時，英國人正在跟當年掃射他們的日本海軍把酒言歡，搞聯合軍演。

就在《東極島》上映的第二天，在一場明顯是針對中國的聯合軍演中，一架皇家空軍的F35戰斗機從英國航母“威爾士親王號”上起飛，穩穩地降落在了日本航母“加賀號”上，配合嫻熟。諷刺地是，上一艘取名“威爾士親王號”的航母，恰好就是二戰期間被日本海軍在東南亞擊沉。

正在降落“加賀號”航母的英國F35戰斗機，2025年8月

在“西方本位”的二戰影視作品中，中國這位昔日盟友本來就沒太多存在感。在20多年前的好萊塢大片《珍珠港》里，為了營救美國飛行員而被日軍殺害二十多萬的中國軍民，虛化到看不清任何一張臉；直到中方前幾年主投主控的合拍片《決戰中途島》里，中國游擊隊員才有了一張清晰的面孔。

有一檔美國的綜藝節目，曾經在街頭隨機向路人提問：“二戰時期有哪些國家是美國的盟友”。路人們回答五花八門，有人說“英國”，有人說“加拿大”，有人模糊提及“大多數歐洲國家”，也有人說是“德國”，但其實最讓人感慨的是——說二戰期間“日本是美國盟友”的，比說中國的還要多。

從電影，到現實，從歷史，到今天，中國其實都是一個被遺忘的盟友。

01. 孤勇的中國

1938年5月16日，美國《生活》（LIFE）雜志刊登了一幅中國軍人的封面，名為《保衛中國的戰士》。

照片由美國傳奇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攝于武漢會戰前的漢口，畫面中的士兵頭戴“德械師”標志性的M35鋼盔，雖然看上去稚氣未脫，但表情卻無比堅毅，體現了中國人民視死如歸的意志。

1938年5月，登上《生活》封面的德械師一等兵

截至1938年12月，中國軍隊累計傷亡110萬人，占戰前軍力一半以上，中德合作時期訓練的德式調整師，在淞滬、南京兩場大型會戰后損失慘重，最精銳的教導總隊更是全軍盡墨。

沿海省份與經濟重鎮的相繼陷落，不僅斷送了“黃金十年”的建設成果，也加劇了難民潮和后方工業品的奇缺，僅在1938年廣州與武漢淪陷期間，進口商品價格就飆升了72%。戰至次年年末，中國已經損失了人口稠密地帶1/3的國土，以及以上區域承載的全國農業產能的40%和工業產能的92%[1]。

所謂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乍聽給人“喘上一口氣”的錯覺，實際是以后方面臨的財政赤字、惡性通脹和前線遭遇的餐食短缺、兵源不足為代價。

根據學者張瑞德對二戰時期各國單兵口糧的統計，美國陸軍戰時每日為6磅，日軍約為4磅，而國軍最多時約為1.6磅。1940年后，國軍改三餐制為兩餐制，菜葉鹽水湯為食譜標配。政府高官王世杰在日記中提及第四戰區駐粵部隊概況：“前線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飯，予聞之不甚震駭[2]。”

參加過武漢會戰的185師官兵，單衣草鞋清晰可見

即便在如此局面下，中國軍民也未曾屈服。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線上，中國是步入戰局最早的國家，也是抵抗時間最久的國家，就像宋美齡在1943年赴美演講中闡明的那樣——中國抗擊日本不僅是為了自身，也是為了給其他民主國家爭取準備防御的時間。

電影《八佰》有句臺詞，“戰爭的背后都是政治”，而對當時的中國而言，靠戰爭沒有任何勝算，只能靠政治。原因在于，熱兵器的生產依賴于工業體系，其有效使用仰仗于完善的組織機制、訓練體系和國民教育，在現代戰爭比拼的綜合國力層面，作為工業發達國家的日本具備碾壓性優勢[3]。

這就是為什么，從“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寄望于英美調停，到盧溝橋抗戰時求助《九國公約》簽字國，再到“八·一三”淞滬會戰后期的布魯塞爾會議，國民政府在暗自備戰的同時，始終利用外交手段促成中日沖突“國際化”，強調日本的無序擴張也是在威脅西方利益。

雖然日本侵華的性質板上釘釘，可對當時的列強來說，和日本作對是樁成本遠大于收益的生意。英國是當之無愧的綏靖大國；法國為21世紀貢獻無數“乳法段子”；美國則最為復雜，一面對中國的境遇深表同情，一面源源不斷地賣給日本戰略物資。

美國作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記敘道：“在國際上完全被孤立的情況下，中國確實奮起反抗長達四年之久，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而在此期間理應中立的美國，卻持續向日本提供石油和生鐵之類的重要原料[5]。”

1937-1939年間，美國市場供應了日本多數的戰時能源，包括70%的石油和90%的廢鋼鐵；1940年7月，經過中國一再爭取，美國政府實施《出口管制法》，進一步約束國內的對日貿易；直到1941年7月28日，日軍占領法屬印支，西方國家才宣布對日本進行包括石油禁運在內的經濟制裁[6]。

1938年5月9日，一萬兩千名華人在紐約曼哈頓為支援祖國抗戰進行募捐

戰前的美國奉行孤立主義（Isolationism），一心關起門來搞經濟，在日本侵華一事上，美國判斷與其核心利益無關，只是后來日本的“南進”威脅到荷屬東印度的油田與受其托管的菲律賓，才讓它覺得美日矛盾不可避免。

結合更大的時代背景來看，當時的西方仍活在上一個版本的“黃禍論”里。這種觀念上的慣性，既決定了它們戰前的作壁上觀，也影響了戰時的“歐洲優先”。

1943年，因英文版《吾國與吾民》躋身美國暢銷書作家之列的林語堂推出了政論新作《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對列強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的對日綏靖與吝嗇援華予以痛斥，字里行間充滿了對西方“現代準則”的幻滅。

林語堂說：“不論世界聯盟會以什么形式出現，以中國在大戰期間的經驗來看，中國不會得到真正平等地位。原因是，中國是亞洲國家，這次大戰結束的時候，如果她的盟國控制得了，不會讓她有自己的空軍……除非她像日本一樣，在二十年后能夠自己制造坦克、大炮和戰艦[7]。”

林語堂先生的家國情懷令人欽佩，但如果他能窺到今天，他也會對上面這番話做一番修改。

02. 搖晃的同盟

在《紐約客》2019年對劉慈欣的專訪中，有這樣一個細節。

一行人來到華盛頓的二戰紀念碑前，噴泉邊鐫刻著眾多參戰國，中國的名字介于印度和緬甸之間。劉慈欣對于這種邊緣化的排列感到不滿，佇立許久道出一句：“中國對這場戰爭的貢獻肯定比緬甸大得多[10]。”

這位科幻作家總結得沒錯，二戰時期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緬甸，只是中國遠征軍的保護對象。

2009年，由蘭曉龍編劇、康洪雷導演的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在各大衛視播出后，不僅重新打撈了那段崢嶸歷史，也為騰沖的國殤墓園帶去緬懷。與劇中那個由潰兵收攏而來的“炮灰團”不同，歷史上兩次入緬抗戰的遠征軍，均為中國軍隊的絕對主力。

以1942年的首批遠征軍為例，由第5軍、第6軍、第66軍組成，其中第5軍下轄的200師配備蘇式T-26輕型坦克，為當時中國唯一的機械化部隊，曾在1939年的昆侖關戰役重創號稱“鋼軍”的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不僅一舉擊斃其旅團長，并造成了對手85%以上的軍官死亡率。

1940年1月，第5軍200師官兵在廣西昆侖關繳獲日本軍旗

在國內戰事焦灼之際，中國卻將最拿得出手的部隊派去境外，這是為了保住最后的運輸生命線——滇緬公路。

現代戰爭需要物質支撐，尤其對于彼時工業基礎薄弱的中國來說，汽油、鋼材、武器彈藥分別以100%、90%和80%的比例依賴進口[11]，且“平均每運進1加侖汽油要消耗1加侖汽油”。1942年1月第三次長沙會戰期間，第九戰區岳麓山守軍曾急電炮彈補充，被重慶軍令部告知——“炮彈尚在仰光（緬甸首都）待運。”

在全面抗戰中，中國共有5條戰略通道，其存續是維持戰事的關鍵。

其一是中亞路線：即蘇聯-新疆的西北公路，是抗戰前期接收蘇聯援助的渠道，礙于線路長、路況差，每月僅700噸左右的運量，且于1940年蘇聯外長訪日前后大幅減少，于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后大體中斷[12]。

其二是海運路線：即香港-廣東的香港路線，自1938年10月日軍入侵大亞灣起，便淪為海上走私路線，直至1941年12月25日，英屬香港徹底淪陷。

其三是滇越路線：即海防港-河內-昆明的鐵路與公路，每月運量可達2萬噸。然而隨著1940年法國投降，貝當偽政權配合日本需求，于六七月間封鎖并拆毀了滇越鐵路；9月，日軍武力進駐河內和海防港，以法屬印支為基地開啟對滇緬公路的轟炸[13]。

九曲回腸的滇緬公路，最后的陸上生命線

其四是滇緬路線：即仰光港-臘戍-昆明的滇緬公路，滇緬公路境內全長959.4公里，由20余萬云南民工用鐵鎬和石碾歷時九月修建而成，1938年年底啟用，運力僅次于滇越路線。

1940年7-10月，英國在日本壓力下曾關閉滇緬公路。恢復通車并改善路況后，運量從1940年底的月均5000噸漲至1941年底的1.5萬噸，峰值為1941年11月的1.75萬噸。截至1942年5月緬甸陷落，九曲十八彎的滇緬公路搶救性地運進22萬噸戰略物資，有力地支援了國內抗戰[14]。

其五是空運路線：即最后的駝峰航線，這條全長520英里的航道始于1942年5月，西起印度阿薩姆邦、東至云南四川，橫跨喜馬拉雅山脈、高黎貢山、橫斷山脈等海拔區間4500-5500米、最高海拔7000米的“世界屋脊”，連綿起伏的峰巒如同駱駝脊背，航線由此得名。

駝峰航線初建時，每月運量僅300噸，經過提升，到1945年7月峰值時已高達73682噸，單日即超過5000噸[15]。不過由于氣象條件極端惡劣，僅能依靠目視導航，沿途墜毀飛機巨多，一路都能看到殘骸反光，這條充滿勇氣與犧牲的航線也被稱為鋁片之路（Aluminum Route）。

神似彭于晏的“駝峰航線”飛行員陳維齡（1919-2001）

綜上所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駝峰航線開啟前，中國抗戰的輸血管已經危如累卵，這就是遠征軍保衛滇緬公路的大背景。

1941年12月，中英簽署了《共同防御滇緬路協定》，然而英國認為“接受來自東方國家（Orientals）的援助有損于大英帝國在亞洲的威望”，兩個月后才答復中國軍隊的入境請求[8]。這一昏招令遠征軍錯過了最佳布防時間，把防御戰生生拖成遭遇戰。

當中國遠征軍在1942年3月終于開進緬甸后，局勢已經岌岌可危，日軍攻勢摧枯拉朽，追擊時甚至省略偵察的步驟，英緬軍則風聲鶴唳，一觸即潰。3月19日，行至緬南同古的日軍不知英軍防務已被遠征軍接替，中了戴安瀾200師的埋伏。

3月20日，遠征軍首戰在同古打響，日軍每日從仰光出動100架次以上的飛機投擲燃燒彈、毒氣彈，仍無法撼動守軍陣地。戰至第7日，英軍在沒有通知中方的情況下向后逃竄，將200師側翼暴露無遺。無奈之下，戴安瀾率部撤出同古[16]。

如果說同古之戰體現了英軍的損人利己，那么緬西重鎮仁安羌則見證了后者潰退時的無能。

電影《一九四二》里的遠征軍入緬作戰

4月14日，4000名日軍將配屬英軍第7裝甲旅的英緬第一師7000余人圍堵在了仁安羌，中方不計前嫌，派出新38師113團800余人前往救援。面對人數與裝備的劣勢，113團團長劉放吾通過對火力進行集中配置，讓日軍對援兵數量產生誤判。19日，遠征軍收復仁安羌，救出斷糧三日的7000英軍與500多名記者、傳教士[17]。

“仁安羌大捷”過后，新38師師長孫立人得到了《國王的演講》的主人公英王喬治六世授予的“帝國司令勛章”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授予的“功績勛章”，成為首位被中英美首腦同時授勛的中國軍人。

雖然遠征軍入緬以來頗有戰果，但盟友間無法建立的互信以及混亂的指揮系統，還是為后續的失利埋下伏筆。

當時駐緬統帥多達4人，分別是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理論上的最高指揮官美國將軍史迪威，實際上掌握兵權但只聽命于蔣介石的遠征軍副總司令杜聿明，以及隨后到任負責居中協調的遠征軍總司令羅卓英。僅在無法統一的指揮權問題上，盟軍在緬甸就犯了兵家大忌。

4月20日，曼德勒正面的英軍再次后撤，并自行在大橋上安裝了炸藥，令曼德勒會戰的計劃胎死腹中。29日，日軍在緬甸人的帶領下奇襲臘戍，截斷遠征軍東歸之路。5月8日，緬北密支那淪陷，中緬邊境退路被日軍徹底截斷。

鑒于被坑的經歷，杜聿明不愿撤往英屬印度，而是率遠征軍大部經緬北野人山繞道回國。在這片潮濕陰冷、瘴氣彌漫的原始森林中，官兵因傷病饑餓減員高達3萬人。杜聿明在回憶錄中形容，發高燒的人倒在地上，經過螞蝗吸血，巨蟻啃食，大雨沖洗，幾個小時便化為白骨[18]。

左起：200師師長戴安瀾（1942年殉國），新38師師長孫立人

10萬遠征軍入緬，生還者僅4.6萬人，200師師長戴安瀾、96師副師長胡義賓均在突圍時殉國。中國軍隊自甲午以來的首次出國作戰雖然打出了威信，但沒能從戰略上保住滇緬公路。而總結敗局成因，首推英國人的掉鏈子與不配合，導致遠征軍不僅要防對手，還要防隊友。

這份專屬于老牌殖民者的傲慢與偏見，此后仍在延續。

1942年末關于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中，英國首相丘吉爾拒絕就歸還香港主權讓步，后又在反攻緬甸一節反復拖延，氣得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吾人何不幸遭逢此等不誠無信的政治家？”

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丘吉爾反對將中國列為四強，并在年初的廣播中明確指出，亞洲戰場的目標是從日本手中收復大英帝國的領土——這對于遠征軍的犧牲和殖民主義的批評者而言，是一種貼臉開大的侮辱。丘吉爾的私人醫生回憶道，他總是以維多利亞時代的東方主義口吻談論中國和印度[8]。

翻譯成當下的流行語：在丘吉爾眼里，中國不配上桌吃飯。

03. 微弱的援手

在中國駐印軍老兵的回憶錄里，有一樁對比曾被廣泛提及。

打完一仗，中國人先問繳了多少槍，費了多少子彈，汽車是否完好；美國人第一關心的則是死傷了多少人。訓練持槍臥倒的動作，中國士兵跪地后往往先抬一只手，美軍則是直接槍把著地——這個小小的區別，就體現了美軍在戰場上看重的是人的生命，而中國軍隊更看重武器的保護[19]。

1944年10月14日，遠征軍光復騰沖，美軍士兵正向當地人借火

造成以上差異的原因，不是中國的軍隊意識落后，而是當時國家太貧窮，不具備美國那種“以人為本”的條件。唯一有條件按照美軍標準訓練的中國軍隊，正是在印度蘭姆伽受訓的駐印軍，他們不僅拿著美國人配發的沖鋒槍，還穿著英國人提供的卡其褲，和國內不是單衣就是破襖的國軍兩個待遇。

然而，中國駐印軍只是一個特例中的特例，在更普遍的層面，友邦給予的支持十分有限，與中國作出的貢獻完全不成比例，用英國二戰史權威拉納·米特（Rana Mitter）的話說：“在戰爭最困難的階段，中國只得到了美國對外援助的1%-1.5%，幾乎全憑自己的力量肩負起了抗擊日本法西斯的重任[20]。”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杯水車薪的數據區間，對應的已經是珍珠港事件之后。

縱觀抗戰期間的國際援助，時間以美國參戰前后分為兩個階段，類型則以用途分為以下三種——一、外國的購料貸款，如中國出口桐油、華錫、鎢砂等農礦產品所獲借款，只能用于非軍事領域的物資采購；二、用于保持法幣穩定的平準基金貸款；三、直接武器援助：即前期的蘇聯軍援與后期的美國《租借法案》。

簡而言之，一和二是需要還的（當然利率和到期日放得比較寬），三是不用還的（下文細說）。

在太平洋戰爭前（1938-1941），中國共獲得了5.135億美元的外國借款。蘇聯提供的2.5億美元不僅數量最多，而且屬于直接軍事援助；美國以物資采購與貨幣平準基金在內的1.7億美元貸款居于次席；英國撥款用途如上，數額為7850萬美元；法國則支付了1500萬美元援建西南省份的鐵路[12]。

而在太平洋戰爭后（1942-1945），中國在《租借法案》之外共獲得了7億美元的借款用于維持財政，包括時任外長的宋子文1942年3月從美國爭取的5億美元與1944年5月從英國爭取的5000萬英鎊（約2億美元）。但礙于第二章提到的運輸困難，這7億美元僅有一半被實際使用。

看完了以上用于物資采購和維持財政的一和二，最能反映戰時援助力度的，還是這第三種援助，即美國參戰前便已啟動的《租借法案》（Lend-Lesse Act），該法案于1941年3月11日頒布，旨在授予盟國作戰物資來“增進美國防衛”，以提供軍火為主，附帶醫療防疫、公路勘探、飛行訓練等服務，不涉及任何現款交易。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法案名為租借，但其實是贈與。之所以要在運交武器時印注“美國國有財產”字樣，只是羅斯福平息反對意見的障眼法，實際執行中并無索還案例。因此對于中國來說，無論是從“給現成裝備”的角度，還是從“不需要償還”的角度，其含金量都堪稱外援項目之最。

遺憾的是，在美國戰爭部和財政部“先歐后亞”的戰略指導下，美援的第一要務，是拯救納粹荼毒的歐洲大陸，而不是更需要幫助的中國。在《租借法案》實施頭年，中國只獲得了價值2600萬美元的物資援助，占比1.7%，而1941年年底交付于英蘇等國的援助則高達15.4億美元，占比98.3%[15]。

中國在此一節收獲甚微，客觀上有交通受阻的因素，主觀上仍與“歐洲優先”政策相關。在中國最需要支援的1941-1944年，《租借法案》一共只對華撥付了2.28億美元的戰略物資，占比僅1%，其目的看上去只是為了讓中國能夠繼續作戰，但卻不足以取得對日本的戰場優勢[8]。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物資只是被投入到中國戰場，不代表全部裝備了中國軍隊。

首先，前述提到的運輸困難在租借物資的執行中同樣存在，如撥出待運、滯留印度，沿途損耗，都導致實際運量在1945年之前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線。

其次，中緬印戰區的盟軍單位都依靠同一個補給來源——陳納德的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所需燃料、彈藥、零件全部依靠空運；美國空軍B-29轟炸日本時，沿途消耗由中國戰場供給；美國戰略情報局和美國海軍部設立的SACO等機構，也都排在中國軍隊前面。也就是說即便援華物資運進來，也要先緊著與美軍相關的部分[21]。

宋子文1943年5月19日致蔣介石的電報，可將接收物資的順位一覽無余：羅斯福向其承諾，自7月1日起，駝峰航線運抵中國的物資將提升至每月7000噸，第一批4700噸交給陳納德，第二批2000噸交給中國陸軍，剩下300噸交給中國空軍[15]。

與美軍對租借物資的分配類似，英國對華也有1100萬英鎊（約4400萬美元）的租借援助，主要用于中國駐印和駐緬部隊所需補給訓練，以及以英鎊支付的軍需品運費[12]。

美國援華聯合會的抗戰宣傳海報

這種僧多粥少的配比，不僅令盟軍對中國戰場的支援捉襟見肘，也引發了中緬印戰區美軍高層的內部矛盾，由“分豬肉”形成的積怨與掣肘，間接導致中國軍隊在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期間缺少必要的支持。

例如在4月豫中會戰前，分管空軍的陳納德曾提醒史迪威，鑒于敵近日在河南前線集結重兵，請求為轟炸機撥付油料存量，以應對日軍攻勢。史迪威一個月后拒絕了陳納德，理由是印緬運輸形勢尚未改善。而在日軍隨后攻占河南大部的過程中，共出動飛機2700架次，7倍于中美空軍數量，制空權上占據絕對優勢[22]。

雖然羅斯福非常清楚，如果沒有中國拖住日本，日軍可以迅速抽調30個以上的師團，用1942年初鯨吞東南亞的速度拿下澳洲和印度，與德國會師中東，進而引發整個反法西斯陣營的崩盤。但在整個戰爭期間，對中國的援助比例卻少之又少，直到最后一年才略有好轉。

最為諷刺的是，法國這個開戰不久即投降、僅有海外流亡政府的國家，仍收到了約32億美元的租借物資，遠高于中國在《租借法案》中得到的15.45億，且其中11億美元的物資交付于1945年，2.1億的尾貨落在抗戰結束后的1946年[12]。

理論上，中美在二戰中是唇齒相依的關系，可實際上，雙方對彼此卻都缺乏真正的理解——蔣介石深感于中國的艱難處境，對來自盟國的輕視極度敏感；而美國則對重慶政府在戰場上的被動感到失望，罔顧它已在獨自御敵數年間承受重大損失這一事實[8]。

連素來對蔣介石政權持批判態度的左翼史學家易勞逸（Lloyd E.Eastman）都在專著中承認：“為國軍說句公道話，它在與一個在組織、訓練和裝備上占有絕對優勢的敵人的戰爭中堅持了8年，與抗擊德國6周便崩潰的法國和從美國得到大量物資援助的英國比較起來，中國軍隊的抵抗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23]。”

無獨有偶，1944年底來華接替史迪威職權的美軍中將魏德邁（Albert C.Wedemeyer），在一覽前任留下的爛攤子后也不禁坦言：“相比于英國和蘇聯，中國得到的援助僅僅是涓涓細流，盡管被西方冷淡和忽視，它卻頑強地作為一個國家實體設法生存了下來[5]。”

04. 尾聲

暑期檔首爆的電影，是在《東極島》之前上映的《南京照相館》，在電影市場整體低迷的2025年，后者以包括工作日在內一天一億的票房表現扛著大盤走。

和很多主旋律電影不同，《南京照相館》因題材特殊，宣傳難度很大，完全是靠著點映過后社交網絡的高口碑，帶動了一波又一波的觀眾。

而之所以《南京照相館》這樣的好作品會遭遇宣發困難，恰恰是由于國內此前有過太多消費苦難、輕浮戲謔、對歷史毫無敬畏心的抗日神劇，如“手撕鬼子”、“褲襠藏雷”、“皮鞭女間諜”，這種“我方超人化、敵方弱智化”的幼稚劇情，給觀眾造成了先入為主的印象，在同類型中釀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果。

《里斯本丸沉沒》中幸存英軍的錄音內容

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對歷史的敘述中，中國才是被忽略的那一個，即便我們的先輩是憑借堅韌的意志在爭取民族尊嚴，是以慘重的犧牲贏得的大國席位。真正對中國抗戰勝利起決定性作用的，既不是美國的原子彈，也不是蘇聯的出兵，而是中國軍民的“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不久前去世的歷史學家許倬云（1930-2025），晚年仍對親歷過的場面歷歷在目：

“四川一個省就提出200萬壯丁，草鞋、步槍、斗笠一批批出來，基本上都沒回家。前線撤到后邊農村，農村接納難民，一句閑話不說，有多少糧食拿出來一起吃，沒有就一群人一起餓。滿路的人往內陸奔走，沒有人欺負人，擠著上車上船，都讓老弱婦孺先上，自己留在后面，老年人走不動了，就跟孩子們說你們走……所以我知道中國不會亡，中國不可能亡。”

但這些故事，好萊塢不替我們去講，歐洲人不替我們去講，日本人更不可能替我們去講，于是，我們自己也習慣了不講。慣性持續太久，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當年的中國并不是被拯救者，而是反法西斯戰線上的基石。類似《南京照相館》這樣的電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2018年，記者問姜文為何創作“七·七”事變背景的《邪不壓正》時，這位拍過《鬼子來了》的導演如此答復[24]：

“我想，抵抗侵略者在全世界都是一個最應該表現的作品，中國做的還沒有洋人做的好。之所以坐在這兒的中國人，能夠知道納粹是壞人，知道猶太人被迫害，那是因為洋人在這方面不懈的努力。每年他們的藝術家、他們的投資人都在做這樣的事，讓一個在中國長大的、甚至是小鎮的青年，都知道納粹做了什么樣的事。而在很大程度上，大家不知道日本人到底做了什么。”

對歷史了解得越多，就越覺得傳統的二戰史，應該為中國重寫一遍。這個工作，只有靠中國人自己才能完成。

全文完，感謝您的閱讀。

參考資料

[1] 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張嘉璈

[2] 真實的抗日將士，沒有發膠雪茄與別墅，只有稀飯與堅忍不拔，短史記

[3] 八百壯士，從棋子到旗幟，施展世界

[4] 如何認識全面抗戰前期的中美關系——評齊錫生著《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侯中軍

[5] 中國1945：中國革命與美國的抉擇，理查德·伯恩斯坦

[6] 石油絞殺：二戰美國對日禁運政策，中國石油百科

[7] 啼笑皆非，林語堂

[8] 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周錫瑞，李皓天

[9] 封面中國：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中國故事，李輝

[10] Liu Cixin's War of the Worlds，The New Yorker

[11] 發現另一個湖南·抗戰紀，鄒容，周志剛

[12] 抗戰外援：1937-1945年的外國援助與中日貨幣戰，阿瑟·N·楊格

[13] 惠通橋之戰：余戈談遠征軍與滇西抗戰的生死轉折，忽左忽右

[14] 史迪威公路1942-1945，牟之先，凱利·漢姆

[15] 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系，齊錫生

[16] 《探索發現》：中國遠征軍（一）鐵血遠征，央視網

[17] 《探索發現》：中國遠征軍（二）解圍仁安羌，央視網

[18] 《探索發現》：中國遠征軍（三）兵敗野人山，央視網

[19] 在同一面戰旗下，鄧賢

[20] 中國，被遺忘的盟友，拉納·米特

[21] 抗戰中國輕武器史料，火器堂堂主

[22] 日軍「一號作戰」期間，史迪威究竟有沒有扯中國后腿，短史記

[23] 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易勞逸

[24] 姜文：我要用電影讓世界都知道日本人曾做過什么，觀察者網

作者：魯舒天

編輯：戴老板

責任編輯：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