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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工作,看似平凡,卻蘊含著無盡的力量與深沉的意義。每個清晨,當我的腳步踏上法院門前那幾級堅實的花崗巖臺階,心中便涌起一股難以言喻的使命感。推開那扇門,仿佛推開了一個個濃縮著世間悲歡、承載著公平重量的空間。在莊嚴肅穆的法庭之上,法槌起落間,不僅是對是非曲直的裁斷,更是對個體命運的重新審視與界定。每一次披上這身莊重的法袍,端坐于審判席,沉甸甸的責任感便如影隨形——那看似普通的卷宗背后,是當事人真切的人生、焦灼的期盼,甚至是一個家庭的生計所系。
今年六月,我受理了徐某、殷某、薛某、王某、翟某分別訴某公司的勞動爭議五案。翻開厚厚的卷宗,仔細研讀案情與原審判決,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浮出水面:原審在法律適用上存在瑕疵。若徑直改判,固然在法律邏輯上更為嚴謹,但結果必將使五位勞動者熱切的期待驟然落空,極易引發他們對司法公正的質疑與失落。而另一方面,深入調查后,我了解到這家公司正深陷經營困境,步履維艱。即便改判,判決所確定的賠償金額,對于此刻的它而言,無疑雪上加霜,可能將其推向更深的泥潭。這五起案件,如同一架微妙的天平,一端托著勞動者賴以維生的權益,一端壓著企業掙扎求存的現實。如何尋求那微妙的平衡點?我深知,冰冷的判決并非唯一答案,也未必是最好的答案。于是,我最終確立了“調解優先”的工作策略,力求在法律的框架內,為雙方尋得一條彼此都能喘息、都能向前的生路。
盡管五案案情基礎相似,均源于公司欠薪,但五位勞動者的個體訴求卻如枝葉般分岔開來:徐某堅持要求立刻全額支付拖欠工資及高額經濟補償;殷某則因家中有病人急需用錢,希望至少能先拿到部分款項;薛某、王某更關注社保補繳的落實;翟某則因工齡長,對補償金計算基數耿耿于懷。若強行合并調解,五人訴求的差異必然相互牽扯、彼此影響,極易陷入僵局。分案調解,精準施策,是破局關鍵。我再次細讀卷宗,結合有限的庭前溝通,嘗試勾勒出五位當事人的不同畫像:徐某言辭激烈,維權意志堅定;殷某神情焦慮,透露出生活重壓;薛、王二人較為理性,關注長遠保障;翟某則顯得固執而憂心忡忡。根據這些初步判斷,我評估了各案調解的難易程度,決定按照“先易后難,逐個擊破”的原則,為每個案件單獨安排了充裕的庭審時間。庭前三天,我一一致電五位勞動者和公司法人代表,言辭懇切地要求他們務必親自到庭:“面對面,心才能通。法庭愿意傾聽每一方的難處,也請大家給調解一個機會。”
調解的戰役在庭審日下午兩點正式打響,直至夜幕低垂、華燈初上七時許方告結束。法庭的門依次開合,見證著焦灼、爭辯、沉默與最終的和解。在進行每一個案件的庭審和調解工作時,我自己先向雙方當事人闡述該案的基本事實和雙方的爭議內容,向他們展示法官已經充分掌握該案的相關情況,使他們相信法院確實很關心雙方的爭議。然后,我將庭前準備好的最高院案例庫案例和本院的同類生效案例向雙方展示,向他們釋明法院對雙方爭議的裁判規則。經過耐心地反復勸說和釋法明理,五案均以調解結案,公司和勞動者均作出讓步,由公司分期向勞動者支付款項。
當最后一份調解協議書簽署完畢,手機上的時鐘已指向晚上七點。步出法院大門,深沉的夜幕溫柔地籠罩著城市,白日里的喧囂沉淀為一片安寧。身體固然疲憊,但那份沉甸甸的疲憊之下,涌動的是難以言喻的欣慰與力量。五個小時唇焦舌敝的溝通,見證著法庭上從最初的劍拔弩張、怒目相向,到最終的克制理解、握手言和。這不僅僅是五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塵埃落定,更是五段因勞資糾紛而緊繃、甚至可能走向撕裂的社會關系,在法律的引導與法官的斡旋下,重新尋得了某種脆弱而珍貴的平衡點。
公司法人代表在離開前特意折返,低聲道:“駱法官,謝謝您沒把我們一棍子打死,給了條活路走。” 這些樸素的話語,比任何華麗的辭藻都更能詮釋這份職業的價值。法律條文是剛性的尺度,但司法的藝術,恰恰在于如何在這剛性的尺度上,注入人性的理解與溫度,在定分止爭的終極目標下,盡可能彌合創傷,呵護那份最質樸的信任與對公平正義的永恒期待。讓冰冷的法條,真正化作可以觸摸的、溫暖人心的力量。這,正是我每日踏入這座殿堂的意義所在。
編輯:張 瀾
一審:王利冬
二審:陳志強
三審:王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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