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間中國就發明了機關槍?比西方早兩百年?"
這個說法流傳甚廣,讓無數人驚嘆于古代中國的科技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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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相究竟如何,戴梓發明的"28連發火器"真是現代機關槍的雛形嗎?康熙帝又為何要流放他?

早在我國唐代,先民便創制出了火藥,最初這些僅用于煉制丹藥或是制作節慶煙火。
至宋金時期,兵家開始將火藥投入戰場,由此催生了早期的火器雛形。
元代時,火銃問世,這一發明讓熱兵器發展邁入全新階段。
其原理是利用火藥燃燒后產生的氣體壓力推送彈丸發射,相比傳統的弓箭與投石器械,殺傷力更高。
不過火銃自身存在明顯短板,無論是破壞威力還是打擊范圍都較為有限。
此后火器技術主要分化出兩條演進路徑:
其一朝著增大口徑方向發展,演變為火炮;其二則提升便攜性,改進為火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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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西方開啟大航海時代后,歐洲在火器研發領域實現了突破性創新。
1326年前后,歐洲軍事史上首門有史料可考的火炮"花瓶炮"問世。
盡管這門早期火器的構造尚顯簡陋,卻在攻堅作戰中初顯實用價值。
時光流轉至1346年,克雷西戰場上,首次出現英軍集中運用火炮對抗法軍的戰例。
彼時這些火器的殺傷力,雖與后世裝備相去甚遠,但其發射時產生的震耳轟鳴與彌漫硝煙,仍令法軍陣營陷入短暫恐慌。
在隨后逾百年的時光里,歐洲火器研發迎來迅猛發展期:
1410年前后,弗朗機炮的早期形態完成技術驗證;至1411年,歐洲工匠更成功鑄造出口徑達76厘米、可發射409公斤巨型彈丸的法烏爾邁特超巨型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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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年君士坦丁堡攻防戰中,奧斯曼軍隊列裝的烏爾班巨炮,重達17噸的戰爭機器,能將680公斤的特制彈丸精準投射,其驚人破壞力足以使中世紀堅固城防崩塌。
反觀同期東方,明代前期的火器研發進程,卻呈現明顯的技術滯緩態勢。
在西方近代火炮技術傳入東方之前,明朝陸海軍主要裝備的仍是傳統前裝滑膛火器。
這類早期金屬管形火器普遍存在缺陷,不僅炮管長度不足、管壁厚度偏薄,其金屬熔鑄的均勻性難以保障,在實戰中頻繁出現膛室爆裂的嚴重事故,極大制約了戰場效能。
公元1521年珠江口屯門海域爆發沖突,明軍水師首次近距離接觸歐洲裝備的青銅前裝加農炮。
這些來自伊比利亞半島的新型火炮,展現出遠超明軍火銃的穿透力與打擊精度。
盡管當時明軍已著手開展仿制研究,但由于缺乏系統的冶金學理論與工藝支撐,進程異常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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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制造的過渡型火器,普遍存在子母銃結構設計缺陷:
作為發射單元的子銃裝填火藥容量有限,而承載子銃的母銃炮膛口徑相對狹窄,導致整體爆炸當量與彈道性能,均難以達到實戰預期。
同期自歐洲輾轉傳入的管狀火繩槍械,包括葡萄牙制鳥銃與魯密國進獻的魯密銃等新型單兵火器——開始零星裝備明軍部隊。
然而這些進口輕火器的質量穩定性令人堪憂:
頻繁出現的膛室炸裂事故、擊發機構卡滯故障,以及火繩引燃失效等問題層出不窮,嚴重削弱了官兵對新式武器的信任度。
明朝后期,荷蘭人帶來的紅夷大炮讓明朝官員大開眼界,這種重炮的威力遠超中國傳統火器。
在徐光啟等開明官員的積極倡導下,朝廷開始嘗試引入歐洲的火炮制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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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遠之戰中,部分引進的紅夷大炮發揮了關鍵作用,有效抵御了敵軍的進攻。
朝廷內部的守舊派卻對這一變革持抵制態度。
他們以“堂堂華夏,何必依賴外夷”為由,反對大規模采用西方軍事技術,甚至對徐光啟等人發起彈劾,導致改革進程受阻。
由于保守勢力的阻撓,明朝未能全面推廣西洋火炮技術。
而與之對立的后金政權,則通過戰場繳獲和自主仿制,迅速掌握了這一先進武器。
1631年,在大凌河之戰中,后金首次運用火炮對抗明軍,取得顯著戰果。
隨著孔有德、耿仲明等明軍將領率眾歸附,他們不僅獻出大批火炮武器,更攜同技藝嫻熟的兵器匠人,促使后金在火器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短時間內大幅拉近了與明軍的裝備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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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后,清朝繼承并發展了這些火器技術,在康熙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
清朝從順治時期就開始在北京設立炮廠,滿洲八旗每旗都配有專門的火器生產設施。
康熙帝更是大力推動火器發展,在北京設立三個槍炮生產基地,分別生產不同用途的火器。
其中南懷仁制造的132門紅衣大炮,展現了當時中國火炮制造的最高水平,整個康熙年間清廷共生產了900多門工藝精湛的火炮。
這些火炮不僅數量可觀,其技術指標已經達到17世紀的世界先進水平,武城永固大將軍炮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在火槍方面,清軍裝備率同樣令人矚目,綠營部隊的火器裝備率在雍正年間達到50%,八旗部隊也有相當比例的士兵裝備火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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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三藩、收復臺灣、雅克薩之戰等一系列軍事行動中,火器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特別是在雅克薩之戰中,清軍投入43門大炮,讓俄國代表認識到清朝的軍事實力。
金川之戰中,清軍為摧毀敵方碉樓專門鑄造了大量重型火炮,這些事實都表明,清朝前期在火器發展上并非如后世想象的那樣落后,而是在許多方面保持了與世界同步的發展水平。

戴梓的"連珠銃"更是在后世為人津津樂道。
戴梓,浙江仁和人士,他不僅精通兵法、天文算法,還擅長詩書繪畫,在機械制造方面尤其展現出過人天賦。
1674年耿精忠叛亂時,戴梓以布衣身份從軍,獲得康親王賞識。
平定叛亂后他隨軍進京,得到康熙召見并被任命為翰林院侍講,從此進入宮廷技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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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的記載,戴梓曾向康親王進獻過一種名為"連珠火銃"的武器,這種后來被稱為"連珠銃"的裝置,被現代人夸張地描述為比西方早兩百年的機關槍。
按照紀昀轉述其子戴亨的回憶,這種連珠銃采用燧發裝置,結構上分為兩個相互銜接的機輪,通過扳動一個機關使火藥鉛丸自動落入槍膛,隨即另一個機關觸發燧石擊發。
銃身背部設有彈匣,可以貯存28發火藥鉛丸,理論上能夠連續發射。
這種設計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確實具有前瞻性,特別是其燧發裝置和半自動裝填的概念,在中國火器發展史上較為罕見。
但將其稱為"機關槍"顯然是一種誤讀,因為這種武器缺乏現代機關槍最關鍵的自動擊發功能,每次發射仍需手動操作機輪,更接近于一種手動裝填的半自動燧發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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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梓的連珠銃存在幾個明顯局限,其一是燧發裝置的可靠性存疑,明清時期的燧發槍,普遍存在點火成功率不高的問題,連續多次擊發更容易出現啞火。
其二彈藥裝填系統可能面臨氣密性不足的困擾,早期火器使用黑火藥,燃燒時會產生大量氣體,28發彈藥連續發射產生的后坐力和膛壓累積效應難以控制。
最重要的是,當時中國缺乏精密加工技術,無法保證彈丸、火藥裝填的標準化,28發大容量彈匣必然導致各發彈藥裝填密度不均,連續發射幾發后就可能出現卡彈故障。
這些技術瓶頸在當時的工藝水平下幾乎無法突破,即使制造出樣品,也難以投入實戰使用。
關于戴梓為何沒有將這項發明公之于眾,據傳他因夢見"上帝好生"的警示,而決定不將這種威力巨大的武器獻給軍隊,擔心流布人間會殃及子孫。
這個解釋顯然后世附會,更合理的推測是戴梓本人清楚認識到這種武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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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期歐洲制造的類似連珠銃也存在諸多技術問題,考慮到清朝前期火器生產主要依靠手工打造,缺乏標準化工藝,大規模制造這種精密武器確實不現實。

在當時,戴梓因剛正不阿的性格得罪了南懷仁等西方傳教士。
當南懷仁夸口比利時人獨有的"沖天炮"制造技術時,戴梓僅用8天就仿制成功,這個事件直接導致南懷仁的報復。
南懷仁聯合張獻忠養子陳宏勛,誣陷戴梓"私通東洋",康熙輕信讒言將其流放沈陽。
流放期間戴梓生活困苦,靠賣字畫為生,最終在貧困交加中去世。
他的一些火器設計可能確實在流放期間繼續完善,但那些超越時代的構想,終究沒能改變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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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過往,從青銅時代的鉞到清代的火炮,武器始終與權力緊密相連,中國古代工匠展現出卓越的適應能力,能夠吸收外來技術并進行本土化改進,佛郎機銃、鳥銃等武器的仿制過程就是典型案例。
但這種技術發展模式,也存在明顯局限,過度依賴經驗積累而缺乏系統的科學理論支撐,使得技術創新難以實現質的突破。
而且皇權之下,縱有通天之志,也難免收到權力傾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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