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浩月 | 《戲臺》的言外之意

文 | 韓浩月

《戲臺》公映，讓消失于銀幕多年的陳佩斯，再次通過影院與大家見面，讓一種屬于“老派”的電影創作手法，為觀眾所重溫。從開始不被看好，到口碑暗流涌動，再到體現出有力的票房后勁，《戲臺》不只是一部電影，它與過去幾十年的娛樂記憶有關，與電影藝術的創新與守正有關，更與面對眾多的娛樂選擇觀眾何去何從有關。

在整個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期，陳佩斯因主演電影《二子開店》《父子老爺車》《爺兒倆開歌廳》，以及小品《吃面條》《主角與配角》《警察與小偷》等，在喜劇領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周星馳、趙本山、馮小剛，均在他之后才相繼各領風騷，要論“喜劇之王”，陳佩斯應排名在前。這段前史，也與《戲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戲臺》本身以及電影的言外之意，也暗合陳佩斯的人生與藝術軌跡。

陳佩斯在鼎盛時期隱退，傳說中的原因，是否屬實已不重要。他的“不配合”，后來也引來兩種解讀：一種是他重視個人權益與尊嚴，是真正的藝術家；另一種是他個性太強，因小失大，沒有必要。在漫長的時間洗禮下，陳佩斯“寧折不彎”的姿態，已經有了雕像般的效果，欣賞與欽佩他的人，一直是主流。他能把這種姿態堅持幾十年不變，也算是言出必行、認真到底。在娛樂業紛亂的價值體系中，陳佩斯成為一個行業內少有人企及的標桿。這個背景下，看《戲臺》，就具備了以下動機：窺探陳佩斯內心世界是否依然純潔如斯，打量《爺兒倆開餐廳》之后陳佩斯的藝術境界進展到了哪一層次，在“投機取巧”為一些電影人推崇時《戲臺》要不要妥協……

買一張《戲臺》的電影票，是觀眾對好電影的支持，也是給過去和現在的陳佩斯，投一張“贊成票”。

這么多的期待，意味著陳佩斯新片面對的風險，要多于同檔期其他電影。觀眾感謝他、喜歡他、支持他，其實是把雙刃劍，如果《戲臺》遠低于預期，陳佩斯將不得不背負“他也沉淪了”的輿論重壓。但公映后的《戲臺》，讓人看到創作者的一種誠懇與忠實，尤其是陳佩斯，他的個性沒變，價值觀沒變，藝術審美沒變，唯一變的，是他從當年銀幕、舞臺上的那個意氣風發的青年人，變成了一個沉穩有加、懂得讓他人出彩的老藝術家——陳佩斯沒把自己的角色安排得“偉光正”，是一種奉獻，這是一種只屬于老藝術家才懂得的“讓”，他把光環讓給了金嘯天的飾演者尹正和鳳小桐的飾演者余少群，戲里的《霸王別姬》，成為《戲臺》的戲劇內核，《霸王別姬》的無奈與悲壯，才是《戲臺》想要傳遞給觀眾感知的情緒。

功力深厚，出手便見真章，《戲臺》的好，是只有陳佩斯那代人才能給出的好，它帶有陳佩斯久遠之前的創作印痕，也帶有超越過去與當下的銳利思考。

《戲臺》講的是民國初年，北平城頭變幻大王旗時，一個戲班子的生存遭遇。不管誰進了城，還能耽誤唱戲、看戲？——這一說法，在市井與戲班子里，無論從誰口中說出來，都帶著自我安慰的色彩。人心惶惶之下，戲班子能否將一臺戲安穩地唱完，本身就是世道人心最真實的試金石。陳佩斯飾演的侯班主，在姜武飾演的洪大帥進城后，心就已經亂了，為了生存，他的虛與委蛇，讓戲班子內部荒唐叢生，黃渤飾演的包子鋪跑腿伙計大嗓兒，以一個“闖入者”的身份，見證并參與了這份荒唐。

《戲臺》是一部在創意上高明的電影，它疊加了古代、近代與當代，三個時代互為鏡像、彼此映襯，探討的都是“要不要認輸、要不要妥協、要不要堅持”的問題，這是這部電影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許多的情節、臺詞，容易讓人想到這是陳佩斯個人內心的詰問，片中幾位主演的臺詞，經常讓人聯想到，這是陳佩斯想要說的話，他想要借這部電影，把積攢了幾十年的觀點表達出來。

《戲臺》電影結尾時的高潮一幕，可以視為陳佩斯的一次宣告，“人可以死，戲不能改”，觀眾觀影至此，會覺得戲班子的輸贏已經不重要——當觀眾與故事人物站到了一起，電影與觀眾就實現了雙重勝利。

電影《戲臺》改編自陳佩斯同名話劇。除《戲臺》外，陳佩斯這些年間還有《托兒》《陽臺》《驚夢》等話劇作品，受版權保護意識強、觀眾維護觀念重等因素影響，這幾部口碑很好的話劇，多年上演后主要情節與看點仍有神秘色彩，這給陳佩斯后期繼續改編電影帶來了利好。有了話劇舞臺的成熟打磨，電影《戲臺》結構清晰、工整，表達細膩，是一板一眼的認真之作。

因為《戲臺》的故事內核與“霸王別姬”結合緊密，所以這部電影難免會讓人想到陳凱歌的電影《霸王別姬》。需要看到的是，陳佩斯的《戲臺》與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在戲劇訴求與故事落點上是不一樣的，不能拿《霸王別姬》的標準要求《戲臺》，《戲臺》在格局與穿透力方面，沒法達到《霸王別姬》的境界，但《戲臺》確實實現了娛樂性與思考價值并重的效果。電影也明確地提出了問題，給出了答案，且在這一過程里，沒有含含糊糊，如果觀眾在看《戲臺》時感受到一種清新之風，那其實就是故事與觀點的魅力和力量。（刊于7月29日《南方周末》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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