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廣州通海夷道考釋與歷史價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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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何新對《新唐書·地理志》中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進行了詳盡考釋，揭示了唐代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長達1.4萬公里的海上貿易航線，這一研究對于理解中國古代海洋文明具有重要價值。

史料來源與背景

何新的考釋主要基于《新唐書·地理志》中的記載，該志書詳細記述了唐代國際環境與地理交通。其原始資料來源于中唐宰相賈耽編著的《邊州入四夷道星記》(又名《皇華四達記》)，記載了由唐邊州入四夷要道，包括海道二條、陸路五條[3]。其中"廣州通海夷道"是唐代最重要的海上貿易路線之一。

航線考釋成果

何新考證的廣州通海夷道全程約1.4萬公里，從廣州出發經過以下關鍵節點：

具體航線路徑為：

1.廣州出發，向南至香港屯門青山(屯門山)

2.折向西南，過海南島東北角七洲列島(九州石)

3.經海南萬寧大洲島(象石)

4.越過越南峴港占婆島(占不勞山)

5.經越南昆侖島(軍突弄山)

6.通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尼蘇門答臘(佛逝國)

7.向西橫越印度洋至斯里蘭卡(師子國)

8.繼續西行至巴基斯坦印度河口(提狖國)

9.最終抵達伊拉克巴士拉(烏剌國)和巴格達(縛達城)[6]

整個航程約需三個月左右，是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人航海的最早詳實正史記錄[6]。

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

1.駁斥"中國封閉論"：何新指出，《新唐書·地理志》中的記載有力駁斥了"中國自古乃閉關鎖國之封閉國度"的錯誤觀點，證明唐代中國已經建立了廣泛的海外聯系[6]。

2.見證唐代海外貿易繁榮：據記載，唐開元時期(713-741)來往廣州港貿易的外國客商每年達80多萬人次，其中以阿拉伯商人居多[8]。廣州設立"蕃坊"安置外商，成為唐代廣州城外最大、最繁華的商業中心。

3.文明交流的見證：這條航線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在廣州，阿拉伯人李彥升甚至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高中進士，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阿拉伯進士[8]。

4.城市發展與文化印記：唐宋時期，廣州城內外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蕃坊"區域(今光塔路一帶)成為外商聚居地，至今廣州仍保留著許多與阿拉伯文化相關的地名，如源自阿拉伯語的"仙羊街"(意為"送別")、"擢甲里"(意為"小巷")等[8]。

5.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基礎：何新的考釋為理解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撐。這條航線不僅是商貿通道，也是文明傳播的橋梁，何新稱其"極其寶貴"，它"清晰地畫出了上古文明史傳播的路線圖"[3]。

6.航海技術與貿易模式研究：何新的考釋揭示了唐代海上貿易的運作模式。當時航行主要依靠季風，冬天靠東北信風，夏秋則憑借西南季風，往返一次通常需要兩年時間[8]。這種貿易模式促使外商在廣州長期居留，形成了"住唐"現象，進一步促進了文化交流。

何新的考釋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學價值，也為當代"一帶一路"倡議中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歷史參照，展示了中國古代開放包容的海洋文明傳統。

二、背景與史料來源

賈耽(730-805年)是唐代著名地理學家、政治家，曾任宰相，其編著的《邊州入四夷道星記》(又名《皇華四達記》)是唐代地理學的重要成就。該書詳細記載了唐朝邊州通往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七條主要交通路線，包括兩條海道和五條陸路[3]。

《皇華四達記》的編纂背景源于唐玄宗對外國地理的求知欲望。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才十數國。其后，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里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于鴻臚者，莫不畢紀。"[6]這表明賈耽的地理著作遠比前人更為詳盡全面。

上圖展示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路線圖，其中紅線標注的正是賈耽所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路線。這條航線從廣州出發，經過香港屯門、海南七洲列島、越南沿海、馬六甲海峽、蘇門答臘、印度洋，最終抵達波斯灣和巴格達，全長約1.4萬公里[3]。

《新唐書·地理志》保存了《皇華四達記》的精華，記載了七條主要交通路線：

1.營州入安東道

2.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

3.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

4.中受降城入回鶻道

5.安西入西域道

6.安南通天竺道

7.廣州通海夷道[6]

《新唐書·地理志》的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它是研究唐代國際交通網絡的第一手資料，詳細記錄了唐朝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交通路線，為研究唐代對外交往提供了重要依據。

其次，它是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史料。"廣州通海夷道"的詳細記載，是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人航海的最早詳實正史記錄[6]。

第三，它為研究唐代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線索。據記載，唐開元時期(713-741)來往廣州港貿易的外國客商每年達80多萬人次[8]，反映了唐代海外貿易的繁榮景象。

第四，它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歷史背景。在廣州設立的"蕃坊"成為外商聚居地，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阿拉伯人李彥升甚至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高中進士，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阿拉伯進士[8]。

第五，它駁斥了"中國自古閉關鎖國"的錯誤觀點。何新指出："流行俗見認為中國自古乃閉關鎖國之封閉國度，是單純農業國家，缺乏海洋藍色文明之熏陶云云諸如此類極端愚昧無知之妄論甚囂塵上也。"[6]《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證明唐代中國已經建立了廣泛的海外聯系。

總之，《皇華四達記》和《新唐書·地理志》不僅是唐代地理學的瑰寶，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對外交往、海上絲綢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為當代"一帶一路"倡議中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參照。

三、航線分段考釋

何新對《新唐書·地理志》中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進行了詳盡考釋，揭示了唐代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長達1.4萬公里的海上貿易航線。以下是這條航線各段落地理名稱的今昔對照：

中國南海段

1.廣州- 起點，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

2.屯門山- 今香港屯門青山一帶

–漢學家伯希和根據《廣東通志》考證，其地在大嶼山及香港二島之北，海岸及琵琶洲之間[6]

3.九州石/七洲洋- 今海南省文昌市東北七洲列島

–又稱七星山，是海南省最東部的海島，西文稱為Taya列島[6]

4.象石- 今海南省萬寧市東南大洲島

–又稱大洲頭，西文稱為Tinhosa島

–此區域被古代阿拉伯航海者稱為"中國之門"[6]

東南亞段

5.占不勞山- 位于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今越南東南沿海

–何新認為可能指西貢(今胡志明市)東南海濱地區[6]

6.奔陀浪洲- 今越南東海岸的潘朗(Phan Rong)

–又名奔陀浪山Pandorang，為占城碑銘中梵文名稱Panduranga的譯音[6]

7.軍突弄山- 今越南南部湄公河口外的昆侖島

–又譯作軍徒弄山，為中古時代海舶往來東西洋必經要地

–南宋時始稱南昆侖[6]

8.質硤- 指馬六甲海峽

–硤通"峽"，質為馬來地區部族名

–北岸為羅越國(今馬來西亞柔佛)，南岸為佛逝國(今印尼蘇門答臘)[6]

9.佛逝國- 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地區

–全名室利(舍利)佛逝國，宋代后史籍稱三佛齊國[6]

10.阇婆國- 今印尼爪哇島

–《宋書》夷蠻傳稱"呵羅單國，治阇婆洲"[6]

11.婆露國- 今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岸的巴羅斯(Baros)

–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稱為婆魯師，以出產樟腦著名

–中國人舊稱樟腦為婆律膏[6]

印度洋段

12.師子國- 今斯里蘭卡

–即《大唐西域記》之僧伽羅國，舊稱錫蘭[6]

13.故臨- 今印度西南部的奎隆(Quilon)

–位于印度馬拉巴爾(Malabar)海岸

–宋商前往大食國需在此換成小船，并等待季風[7]

14.居八丹- 今印度半島東海岸的訥加帕塔姆(Negapatam)附近

–藤田豐八考證其位置，此地有宋商建造的禮拜之處[7]

15.提狖國- 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入海口地區[3]

西亞段

16.烏剌國- 今伊拉克巴士拉

–位于波斯灣北端，是阿拉伯河(今什特阿拉伯河)入海口

–是波斯灣重要港口，阿拉伯商人從此出發前往中國[9]

17.縛達城- 今伊拉克巴格達

–阿拉伯帝國首都，整個航線的終點

–從廣州到此需循阿拉伯河換乘小舟，沿著底格里斯河航行[3]

–巴格達統治者見到來自中國的瓷器后異常高興，命人往東方遠航[7]

–阿拉伯文獻《印度奇觀》記載，從阿曼出發的商人返回時船上滿載著價值百萬第納爾的麝香、絲綢、瓷器和珠寶等中國奇珍[7]

這條航線全程約1.4萬公里，是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人航海的最早詳實正史記錄。唐代航行主要依靠季風，冬天靠東北信風，夏秋則憑借西南季風，往返一次通常需要兩年時間[8]。何新的考釋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學價值，也為當代"一帶一路"倡議中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歷史參照，展示了中國古代開放包容的海洋文明傳統。

四、考釋方法與學術爭議

何新對《新唐書·地理志》中"廣州通海夷道"的考釋工作，不僅揭示了唐代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長達1.4萬公里的海上貿易航線，更展示了地名考辨中跨學科研究方法的重要價值。其考釋方法與學術貢獻值得深入探討。

音義互證法與多語種文獻互證的應用

何新在考釋過程中綜合運用了音義互證法與多語種文獻互證的方法，這種方法論在古代地名考辨中具有獨特優勢：

1.音義互證法的精準應用：何新通過分析古代地名的音譯與意譯關系，確定其現代地理位置。例如"奔陀浪洲"被確認為梵文"Panduranga"的音譯，對應今越南東海岸的潘朗(Phan Rong)；"婆露國"則與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中的"婆魯師"相對應，確定為今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岸的巴羅斯(Baros)[6]。

2.多語種文獻的交叉驗證：何新不僅參考中文史料，還借鑒了阿拉伯文獻《印度奇觀》等外文資料，通過比對不同語言文獻中的記載，確認了航線的準確性。阿拉伯文獻中提到的"廣府"與中文文獻中的廣州相互印證[7]。

3.語言學與歷史地理學的結合：何新考釋中特別注重語言學證據，如廣州今日街巷名稱中保留的阿拉伯語痕跡——"仙羊街"(阿拉伯語"送別"的音譯)、"擢甲里"(阿拉伯語"小巷"的音譯)，為地名考證提供了語言學佐證[8]。

考釋方法的學術爭議與局限性

何新的考釋工作雖有重要價值，但也存在一些學術爭議和方法局限：

1.地名定位的不確定性：對于某些地名的考證仍存在爭議。例如"占不勞山"的位置，何新認為"可能指西貢(今胡志明市)東南海濱地區"，用詞謹慎，表明定位尚有不確定性[6]。

2.史料解讀的主觀性：在缺乏直接史料佐證的情況下，何新有時依賴推測。如對"質硤"的解釋，認為"硤通'峽'，質為馬來地區部族名"，這種解讀雖有合理性，但缺乏確鑿史料支持[6]。

3.西方漢學研究的借鑒與批判：何新在考證"屯門山"位置時引用了漢學家伯希和的研究，但對其他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缺乏系統評價[6]。

何新考釋方法的創新與貢獻

何新的考釋工作在方法論上具有以下創新與貢獻：

1.跨學科研究視角：結合語言學、歷史地理學、文獻學和考古學等多學科方法，使考證結果更加可靠全面。

2.文化交流的語言證據挖掘：通過地名音譯背后的語言互動，揭示了唐宋時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深入交流。如蒲氏家族的阿拉伯姓名記載("瑪呿阿"、"嗨噠唲"等)展示了文化融合的過程[9]。

3.歷史誤解的糾正：通過嚴謹的地名考辨，何新有力駁斥了"中國自古閉關鎖國"的錯誤觀點，證明唐代中國已建立廣泛的海外聯系網絡[6]。

4.為"一帶一路"研究提供歷史參照：何新的考釋工作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為當代"一帶一路"倡議中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參照，展示了中國古代開放包容的海洋文明傳統[3]。

何新的考釋方法論為古代地名考辨提供了典范，其跨文化、多語種的研究路徑對于理解中國古代海洋文明與國際交往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五、歷史意義與現代啟示

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特別是"廣州通海夷道"的開辟，為早期全球化貿易網絡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這條全長約1.4萬公里的航線，從廣州出發，經過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最終抵達阿拉伯帝國首都巴格達，成為連接東西方的重要紐帶[3]。

貿易網絡的形成與擴展

唐代中期以后，由于陸路絲綢之路受戰亂影響，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的主通道，廣州因此成為東方第一大貿易港[8]。據記載，唐開元時期(713-741)來往廣州港貿易的外國客商每年達80多萬人次，其中以阿拉伯商人居多[8]。

這一時期形成的貿易網絡具有明顯的圈層特征。從《漢書·地理志》所載的徐聞、合浦通黃支國道來看，分圈層的貿易古已有之，直航反而是歷史上的短時期現象。這種貿易形式受到季風、洋流的影響，圈層間的港口成為商品和物質文明薈萃之地[7]。

貿易規模與商品交流

唐代海上絲路促進了大規模的商品交流。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通過這條航線銷往東南亞、南亞、西亞、歐洲和非洲，同時又把沿途的特產(象牙、寶石、香料等)運回中國[8]。

阿拉伯文獻《印度奇觀》記載，從阿曼出發的商人返回時"船上滿載著價值百萬第納爾的麝香，還有同等價值的絲綢和瓷器，還有同樣多的珠寶，來自中國的奇珍數不勝數"[7]。這種經濟上的巨額利潤刺激著阿拉伯波斯商人從波斯灣沿岸向東方遠航。

貿易中心與商業網絡

廣州作為海上絲路的東方起點，發展成為國際化港口。為安置外商，官府在城西坡山一帶設立"蕃坊"，成為唐代廣州城外最大、最繁華的商業中心[8]。

除廣州外，泉州在宋代也成為重要的貿易港口。宋商在印度洋沿岸也建立了商業據點，如在印度半島東海岸的訥加帕塔姆(Negapatam)附近建有禮拜之處，在印度西南部的奎隆(Quilon)設有轉運站[7]。

文化交流與融合

海上絲路不僅促進了商品交流，也帶來了文化融合。在廣州，阿拉伯人李彥升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高中進士，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阿拉伯進士[8]。

阿拉伯人在廣州的長期居留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至今廣州仍保留著許多與阿拉伯文化相關的地名，如源自阿拉伯語的"仙羊街"(意為"送別")、"擢甲里"(意為"小巷")等[8]。黃埔區珠江村的蒲氏家族就是唐宋時期從海上絲綢之路走來的阿拉伯人后裔[9]。

總之，唐代海上絲路通過建立跨越亞非歐三大洲的貿易網絡，促進了商品交流、文化融合和技術傳播，為早期全球化貿易網絡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當代"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參照。

六、結語

何新對《新唐書·地理志》中"廣州通海夷道"的考釋工作，為駁斥"中國自古閉關鎖國"的錯誤論調提供了堅實的學術依據。通過對這條長達1.4萬公里海上貿易航線的詳細考證，他揭示了唐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廣泛聯系，展現了中國古代海洋文明的開放性與先進性。

考釋成果的學術價值

何新的考釋工作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

1.提供海洋活動的確鑿證據：通過對《新唐書·地理志》的考釋，證明唐代中國已經掌握了遠洋航海技術，并建立了覆蓋亞非歐三大洲的貿易網絡，這是"鄭和遠航之前中國人航海的最早詳實正史記錄，堪稱世界第一"[6]。

2.國際學術界的新視角：何新的考釋工作為國際漢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他在考證過程中不僅參考了漢學家伯希和的研究，還通過多語種文獻互證，如阿拉伯文獻《印度奇觀》等，展現了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創新[7]。

3.文化交流的深度展示：何新的考釋揭示了唐宋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廣州至今保留的阿拉伯語地名，如"仙羊街"(阿拉伯語"送別"的音譯)、"擢甲里"(阿拉伯語"小巷"的音譯)等，成為文化融合的語言學證據[8]。

4.城市國際化的歷史根源：何新的研究展示了廣州作為國際化港口的歷史根源。唐代廣州設立"蕃坊"安置外商，允許外國商人自由貿易，甚至出現了夜市，"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廣州城允許蕃商列肆而市，城府洞開，貿易自由"[8]。

對中國封閉論的有力反駁

何新的考釋工作對"中國自古閉關鎖國"的錯誤論調提出了多方面的反駁：

1.開放的貿易政策：唐代中國實行開放的貿易政策，廣州設立專門管理外貿的官員——市舶使，為外商提供便利[8]。

2.多元文化的包容：唐宋時期廣州的"蕃坊"聚集了來自西亞、南亞、非洲等地的外國商人，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社會環境[9]。

3.海外華人社區的形成：宋代中國商人的印度洋遠航初具規模，在東亞、東南亞、南亞均留下了印記，這也是早期華人華僑史的關鍵時期[7]。

4.文化融合的深度：阿拉伯人在廣州不僅從事貿易，還深入參與中國社會文化生活。黃埔區珠江村的蒲氏家族就是唐宋時期從海上絲綢之路走來的阿拉伯人后裔，他們的族譜記載了從阿拉伯名到漢化姓氏的演變過程[9]。

現代意義與啟示

何新的考釋工作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為當代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

1.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歷史依據：何新的考釋工作為當代"一帶一路"倡議中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參照，展示了中國古代開放包容的海洋文明傳統。

2.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何新的研究方法論為古代地名考辨提供了典范，其跨文化、多語種的研究路徑對于理解中國古代海洋文明與國際交往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通過嚴謹的地名考辨和多語種文獻互證，何新有力駁斥了"中國自古閉關鎖國"的錯誤觀點，為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海洋文明提供了重要學術支撐，也為當代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

參考來源：

1.何新. 《新唐書·地理志·通海道里》摘錄及考注文獻鏈接

2.桑原騭藏. 蒲壽庚考文獻鏈接

3.讀何新《新唐書·地理志·通海道里》摘錄及考注, 原文鏈接

4.讀何新《新唐書·地理志·通海道里》摘錄及考注原文鏈接

5.《新唐書.地理志》原文鏈接

6.【何新史地雜記】唐代遠洋航海的珍貴記錄原文鏈接

7.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與遠航貿易|廣州市原文鏈接

8.讀懂廣州·粵韻|海上絲路帆影幢幢 千年"蕃坊" 原文鏈接

9.唐宋時期的阿拉伯人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走來,定居在黃埔的這條村,如今他們姓蒲原文鏈接

10. 2022暑假,穿越唐宋《發現廣州通海夷道之美》桌游設計共創營開營啦! 原文鏈接

11. 何新:讀《大宛傳》西域地理考注原文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