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蘇有鵬：非虛構寫作如何構思選題邏輯并尋找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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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蘇有鵬：非虛構寫作如何構思選題邏輯并搭建提綱？

?整理：許玉珍 陳鐘靈 馬翔

編輯：付雨潔

蘇有鵬

蘇有鵬，南方周末特稿工作室資深記者，曾獲騰訊新聞谷雨獎、全球真實故事獎提名、廣東新聞獎二等獎。

代表作品：

在開始之前，我想請大家形容一下自己印象最深的一雙眼睛。

同學們印象最深的一雙眼睛

A：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父親喝醉之后的眼睛，在喝醉的狀態下，他會說一些平時不太和我說的話。我看到他的眼睛泛著一點淚光又帶著一絲疲憊，那時候我不敢直視他，怕自己也會流淚。

B：我想談談我表姐的眼睛，她今年30多歲，小時候得了感冒沒有及時醫治，逐漸從慢性哮喘發展成了支氣管炎，不得不長期待在家里面，無法工作。她本來是個活潑開朗的人，但因為長期待在家里而患上了重度抑郁。她的眼睛很大，雙眼皮，原本應該很漂亮，但受到支氣管炎和長期抑郁的折磨，眼睛里總是布滿紅血絲，我每次都無法直視她，因為她眼睛流露出來的那種悲傷真的會讓人非常想哭。

這些問題看似與主題無關，實際上很容易引導對方說出一些自己在正式提問時不愿意講的事情，比如第二位同學B，我直接問她可不可以講一下患有抑郁癥的表姐的情況，可能不太容易獲得答案。而使用剛才這種提問方式，盡管細節有一定缺失，但能將姐姐的情況簡單勾勒出來。

在非虛構的采訪提綱里，最好要設計一定比例與采訪主題無關的問題，這些問題有時候恰恰是整個采訪提綱中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原本很不喜歡概念和理論方面的課程，尤其是新聞這種注重實踐的專業，但很多新聞專業課往往從理論講起。開始指導實習生后，我體會到，學習理論概念的重要性，因為我發現很多新傳出身的同學，對于新聞的理解不太夠，具體來說，就是不太知道，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我猜測，這可能是因為大學課堂里所講授的新聞理論和新聞業務之間割裂過于嚴重，與實際的新聞采編工作脫節。

舉個例子，新聞的客觀性是一開始就有的嗎？或許并不是。

新聞界從什么時候開始追求客觀的？

客觀性或許和很多因素相關，首先是報業競爭。兩家媒體報道同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家說是黑的，另一家說是白的，那它們就開始以客觀性為標準相互攻擊。

從業者本人的因素也推動了這一進程。從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許多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選擇成為記者，據《新聞從業者》統計，當時紐約各個報紙都至少聘有10名大學生。這群人在從政做國會議員和做記者中選擇了后者。后者中的很多人的想法是：我雖然不能直接在政治上影響政策，但能否通過新聞報道影響國會決議？而如果報道要想有影響力的話，就必須保證內容的客觀性，就需要調查。

比較知名的調查組織紐約慈善組織協會，他們于1900年就紐約的經濟公寓房展開調查，當時現實主義的觀點這樣認為：報紙應該像照相機一樣重現生活。這就涉及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之分。大家如果在校園里既練習過短消息寫作，又接觸過深度報道，可以隱約察覺到這兩種模式的不同。短消息要求我們少用形容詞，多用動詞，做到客觀公正。而一旦涉及非虛構寫作，會發現沒辦法只用動詞。這兩種創作模式背后的思路完全不同。

在一些人看來，1960年代之前，客觀性遭遇了兩次危機，第一次是公共關系學的提出；第二次是宣傳概念的使用，比如列寧在俄國革命中對報紙功能的定義，這些都對新聞的客觀性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和影響。

關于新聞和客觀性的問題，大家有興趣可以閱讀邁克爾·舒德森的《發掘新聞》。但是，大家聽到這里，或許會有點疑惑，作為一個報道者，我們為啥要知道客觀性是從哪兒來的？

別急，講客觀性，是為了勾勒出非虛構的發展脈絡。現在市面上對新聞中的非虛構作品定義很多，如果沒搞明白非虛構的歷史，那我們在寫作時，要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要寫得像什么樣，才是非虛構？

來到1960年代的美國，這一次的客觀性危機直接與非虛構的誕生相關。當時正值越南戰爭爆發，也是電視媒介第一次系統報道戰爭。按理說，提供聲、畫的電視，肯定比報紙更“客觀”。然而，隨著戰爭的推進，約翰遜政府開始對電視新聞施加政治壓力，在嚴格的審查機制下，戰爭中很多關鍵畫面無法在電視上播出。這一現實使當時的人們思考該如何追尋更客觀的事實？

新新聞主義也隨之興起，諾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軍》作為非虛構寫作的經典之作，融入了濃厚的個人色彩。面對電視畫面審查下的受限客觀，梅勒采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加入反戰游行，記錄自己一路上的所見所聞。這種方式實現了另一種客觀，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

新聞其實從沒有絕對的客觀：寫什么主題？采訪誰？哪段素材會被呈現？這個選擇的過程，就體現了充分的主觀。但當“我”作為一個報道對象，把自我感受寫出來的時候，其實就是在文中提醒讀者注意，這里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一種對絕對客觀的反思。

另外，我注意到，在邁克爾·舒德森最近的一篇論文中，他也系統總結了對于客觀的看法，他認為，20世紀20年代所出現的那種對于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要求，屬于“客觀性1.0”。

而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客觀性2.0”成為文字媒體的一種必要經濟行為，用于電視媒體競爭，為讀者提供他們在電視中得不到的東西。具體而言，“客觀性2.0”承認了記者應當做出判斷，而且應當對報道事件有所分析。有學者做過統計，1960年，《紐約時報》與競選有關的封面故事中，超過90%都是描述性的，而到了1992年，這樣的報道只占20%。

過去一年，我很喜歡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新聞報道中能不能出現“我”這個字眼？其實從新新聞主義誕生的背景來看，肯定要出現“我”，或者說，需要有來自“我”的洞見，這是非虛構最重要的特質。

我認為比較受用的找選題的方法有以下幾點 ：

1.投喂社交媒體

利用平臺或軟件的推送機制搜索感興趣的東西，在短期內匯聚大量信息，博聞取實，去粗取精。

2.廣泛交友

通過瀏覽朋友圈以及看朋友圈里朋友點贊的內容，也許會發現一些有意思的選題。

3.多問為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往往對很多事情習以為常，很少深究其背后的邏輯與緣由。但當我們多問幾個為什么會是這樣時，就能夠產生出很多新穎的選題靈感。以經典的“睡美人童話為例”，它講述的是一個公主遭詛咒長眠，直到一位王子路過，親吻公主并將其喚醒的故事。這個故事我們從小聽到大，好像沒有什么問題。但是當我們換一種角度去思考，便能打開新世界的大門，比如：公主的身體躺在棺材里面還不腐爛，會不會是僵尸？什么樣的王子看到一具尸體會想去親她一口？由此，我們能發掘出很多暫未被關注的選題。

這個例子也不是我的原創，來自小說《美國眾神》作者尼爾·蓋曼提出的故事創作技巧。

那什么樣的選題是好選題？結合李海鵬、包麗敏幾位老師課程的一些內容和我自己的一些感悟，我覺得要滿足以下五個條件其中之一。

季節性的選題。所謂季節性選題就是兩種，一種是大季節性選題——時代的或者《南方周末》喜歡說的“根目錄”問題。比如《夜幕下的大軍》與反越戰或反戰運動相關；何偉的《江城》《尋路中國》等一系列作品是在中國卷入全球化、世界看中國的背景中寫的；傳統的《南方周末》在十年前、十五年前關注進城務工的農民、法律上的弱勢群體，這就是根目錄問題。另一種是小季節性選題，比如每年的高考季、七夕節、記者節等。

戲劇性驅動的選題。按照包麗敏老師的說法，戲劇性指看到事情之后，我們會感到很驚訝，會情不自禁地發出“哇”。我之前在《湖南日報》上看到一則豆腐塊新聞，一位100歲的副教授申請了國家社科（ 《100歲老人干科研獲國家立項》 ） ，我很想知道100歲的他為什么還要申請國家社科。這件事情當時讓我很驚訝，我想要了解他的動機，就有了這個選題（ ） 。

具有意義空間的選題。借用《冰點周刊》的第一篇報道來做解釋。《冰點》第一篇報道是《北京最后的糞桶》，為什么要寫北京最后的糞桶？90年代的時候，北京有很多四合院的廁所需要挑糞工人去清理，這群挑糞工人是誰？這些人大部分都是當年去北大荒的知青，所以意義空間相當大。

能引發情感共鳴的選題。去年南周的一篇報道（）講述了一所二本學校老師帶著同學寫班史。很多同學特別是二本院校的同學在這篇報道里收獲了很多共鳴點。

學會養題。還有一種選題，或許沒有以上四種特質，但因為你長期關注某個領域，所以可以看到另一種價值。比如，我喜歡喝茶，多年前，曾在一個茶博會了解到，在西雙版納邊境的一個村子里，有一支由村民組成的足球隊，并且，這些隊員們還會和泰國、緬甸的民間足球踢球，十分活躍。這個選題我一直不太知道要怎么寫，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期間，我覺得時機到了，恰好那年年底，疫情防控政策發生變化，編輯吳筱羽想了一個“重新與世界連接”的主題。之后的采訪也很順利。

我給大家分享一個“屠龍之技”——用概念操作化的方法列采訪提綱。

許多新手在列采訪提綱以及做采訪時，都容易出現一個問題——明明已經去了現場，但該采的東西沒有采到，還要通過第二次、第三次采訪進行補采。而概念操作化或許能一次采訪就把所有問題搞定。

概念操作化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方式，指將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可觀察和測量的具體指標的過程。比如，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這本書里探討到底什么是現代人，一個國家公民的現代性到達了什么程度。這個時候，它要考慮三個層級：概念、變量和指標。

什么是概念？概念就是“人的現代性”，這個概念比較抽象。那怎么把抽象的東西變得稍微具體一些？

首先要把概念轉換為變量。什么叫變量？變量其實就是概念的維度。比如，人的現代性可以拆分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教育期望和職業期望、年老者的角色、可依賴性、對變革的認識和評價等維度。

其次要進一步把變量細化成指標。以“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為例，什么叫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第一個指標是是否屬于某個組織，如果屬于某個組織，是否代表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第二個指標是所參加的組織的數目，所參加的組織數目越多，是否代表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第三個指標是參加投票的次數，參加投票次數越多，是否代表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從概念到變量的過程一定是周延的。回到剛才“人的現代性”那個例子，就是設置的幾個變量能完全解釋“人的現代性”，變量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

那概念操作化到底怎么用，假設，你現在要去寫一個縣城的衰落，但看到什么、問到什么，才算“衰落”呢，我們可以嘗試概念操作化一下“衰落”。

同學們對于“衰落”的概念操作化

A：如果我拿到“衰落”這個詞，我會先想，是指哪一方面的衰落， 比如，一個城市的衰落，某個群體的衰落。我會聚焦農村的衰落 ，從老年人和年輕人兩方面看衰落是怎樣體現的。我會針對性提問， 年輕人的流動是否會加劇村落衰 落。

B：如果要寫一個東北小城的衰落，我會先分成經濟、文化、人口、教育這四個方面。經濟方面，GDP的變化、優勢產業的變化、有沒有龍頭企業；文化方面，流行文化的變化；人口方面，數量總體趨勢以及年輕人和老年 人 的比例變化；教育方面，高考的升學率、教育質量以及好老師的多少。

在“衰落”這個例子中，A同學講的看老年人和年輕人，其實只看了人，但哪怕是一個村子，也不只有人，因此不太周延。B同學提出，從政治、經濟、文化上來觀察，這幾個變量就是周延的，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

這里可以繼續借用社科的方法論，補充一點，變量要繼續細化為指標，而指標本身可以不周延。比如，從文化角度來看，一個縣城是不是衰落了，它或許有一百種表現方式，但你只需要根據你要到達的縣城，挑出5個、或者10個指標就行，不用很全面。

發現沒有，概念操作化其實是讓你提前掌握一張地圖，采訪原本是一個論述題，但有了這張地圖，就變成了填空題。

但要注意，概念操作化不具有導向性，換言之，有了一張關于縣城衰落的地圖，并不一定要寫一篇縣城衰落的報道，很可能經過你的觀察和采訪，你發現縣城其實沒有在衰落，而是在復興，這就相當于你成功證偽了最早的假設。

這張地圖可以變成更復雜。很多人會糾結，如何問出場景感的問題，除了現場觀察之外，我自己的體驗是，一定要有很多具體的預設，但這些預設又不是毫無根據的，它是從概念操作化這張地圖上推導而來的。

這些表現出來的東西就會成為采訪素材。如果覺得自己在新聞方面完全沒有任何直覺、敏感，只是天然地熱愛新聞，還需要下笨功夫，概念操作化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在說服采訪對象接受采訪時，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說服方法是隱瞞身份或突然襲擊。比如我曾聽說，有實習生會以大學生調研為由去套話，這種方式其實不太好，不太符合采編規范，也存在風險。突然襲擊或許會好一些，在一個突發事件發生后，打一圈相關部門的電話，拋出很多問題讓他回答，有的人可能還沒反應過來，會回答幾個問題。

第二種說服方法是說理。即向采訪對象說明接受采訪的公共價值。現在很多人喜歡用這招，但我個人認為，或許移動互聯網本身并不是哺育公共價值的最好場所，網友們會認為，那個宏大的公共價值和自己關系不大，因此成功概率并不高。

真正高明的說服方法是尋找共同利益。

在《事實核查：理念與方法》一書中，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莊永志老師曾總結過11種人們之所以會接受采訪的情形，包括履行社會義務、參與公共表達、維護自身權益、積累社會聲望、實現自我辯白、出于競爭需要、迫于特殊壓力、為了獲取報酬、被糾纏不過、滿足虛榮心、支持或同情媒體和記者。

莊老師之所以列舉這些動機，是為了討論信源真實性，但我們完全可以參考這些情形，想想看，在保證信源真實的情況下，記者能為受訪者提供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非虛構選題中，讓受訪者積累聲望的吸引力正在降低。舉個例子，一個愿意在豆瓣、小紅書上訴說自己經歷的人，如果他們想出名，為啥發帖時往往會匿名或者用小號？

如果一定要補充一種情形的話，或許是被聆聽的需要。當嘗試勸說采訪的人越多，我越感覺到，隨著技術革新帶來的、對人類感官的每一次刺激，讓個體在真實世界中愈發孤獨，如果我們曾認為，被聆聽是一種基本能力，那么，被一個真實的人聆聽，在當下則變成了奢侈品。有幾次，和對方聊了三個小時的采訪，聊到最后，TA會提到，從來沒有人聽TA說過那么多話。

大家或許都認為，媒體應該為被采訪者帶來公平、正義或一些更為雄偉的東西，但其實，如果這一切注定會緩慢消解，媒體不妨回到它最簡單的功能，聆聽和撒播。很多時候，把握住這一點，就能爭取到不少采訪對象的信任。

Q：在您講采訪的說服技巧時，還提到可以利用“信息差”，具體指的是什么？

A：比如做人物報道，正常情況下，會先采訪他的朋友、他的敵人等等。我們會預設，受訪者朋友說的內容，他本人是知道的，但其實并非如此，這就是信息差。哪怕是緊密聯結的親密團體，彼此之間的評價或對于一些事情的認知并不一樣。很多時候直接去采訪主人公a，a可能不接受采訪，但如果我們先去把a的外圍采訪全部做一遍，采訪之后獲取了很多信息，這些“信息差”會有助于我們說服a。a或許也好奇，最親密的朋友會怎么評價自己。

Q：在校園環境中如何增強對社會生活的了解或者對某件事的在地感？

A：去交朋友、培養真正的興趣愛好，以及多閱讀。剛剛提到我愛喝茶，我把學校里所有跟茶有關的書都讀過一遍。當然我們學校本身不是一個農業學校，所以跟茶有關的書不是特別多。

除此之外，多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如果你是大一的同學，我很建議大家加入學生會，學生會能讓你接觸不同專業的同學。以前學生時期負責校園媒體的時候，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我在每個學院認識了5個左右的同學。這5個同學大多消息也很靈通，是我想打聽什么事，能馬上找到人的同學。

Q：什么是觀點先行，什么是在事實材料中逐漸形成的立場？

A：任何一個采訪，哪怕是個很小的采訪，都要看很多論文和素材。通過收集的素材形成一些問題，并把問題帶到采訪當中解決。立場在采訪之前就要形成，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直接到現場。

Q：概念操作化的提問必須封閉式提問嗎？可以問開放性問題嗎？

A：當然可以，這不是非黑即白的設計。明確一點，概念操作化不能解決采訪提綱的所有問題，它只是一張地圖，而且這張地圖也應該是隨著提問而不斷被標注新的地點。

Q：在講概念操作化的時候說，要關于某一個角度選取指標，那么具體的寫作角度是從這些指標中切入嗎？

A：切入角度，或者說主題，不應該由概念操作化解決。在采訪之前通過材料獲取素材，有了一定的需要思考的問題之后，就要有切入角度，而不是概念操作化之后再去想角度。某種程度上，概念操作化是對角度或者說主題的證實或證偽。

Q：之前的劉學州事件和藥家鑫事件，當媒體報道一些相關事實之后，反而讓輿論愈演愈烈。這種情況下，媒體或者相關從業者還可以做些什么？

A：過去一段時間，很多同行會因為一句話、一個提問有“問題”，而被“掛”在網絡上。大家引用了很多新聞倫理中的概念，論述自己為什么憤怒。我很能理解，我在大學時代，也擁有給稿子挑毛病的勇氣。

工作后，勇氣變成了一種審慎。因為我發現，以前認為的“瑕疵”，其實背后有一個預設：記者應該可以做得更好。事實上，環境、知識結構、新聞時效，都是影響因素，很多時候，記者可能沒辦法做得更好了。去年我們組織的評稿會中，我提出一個點評稿件的原則，我們要信任記者已經付出足夠努力，只能采訪到這些人了，那么，基于目前的素材，稿子如何呈現會是更好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當放棄對新聞倫理問題的討論，媒體從業者也不應當忽略新聞倫理規范。就連在社交媒體上表達對新傳失望的學弟學妹，也不要忘記，在食堂、在宿舍、在走廊，當你周圍的人疑惑，稿子到底該不該給受訪者看、要不要主動提出為受訪者匿名、侵擾悲痛的界限是什么等等問題時，你完全可以發起一場關于媒介素養的討論。討論不一定要有結論，但每一次討論，都會讓我們離共識更近一點。

*本文封面及所有圖片都來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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