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學平 | 刑事阻擊成功后，又贏得逾億元的經濟訴訟

蛇年剛一開年，就收到法院傳來的好消息：在2024年年初代理的一起標的逾億元的經濟案件取得完勝，法院駁回了原告的所有訴訟請求，判決逾50萬元的訴訟費完全由原告承擔。讓人驚奇且意外的是，在法定上訴期間內，原告沒有上訴，一審判決正式生效。

當事人是歐洲某大型跨國公司核心業務部門北亞地區總監，帶領和幫助該企業在中國實現了長足的業務增長，后因故辭職離開公司。該大型跨國公司一開始試圖對當事人提起刑事控告，通過分化瓦解、孤立施壓等方式試圖逼迫當事人就范，并且多次向公安機關進行正式報案。當事人通過我之前的一名客戶引薦，第一時間來到律所咨詢并及時委托本律師擔任其專項法律顧問，幫助其評估和應對可能的刑事法律風險。

我在充分了解案情經過后，經評估認為，對方很難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為此，我代理當事人多次赴公司跟對方委托的律師進行溝通談判，表明當事人絕不會屈服且可能會適時反擊的堅決態度，打亂了對方刑事控告的計劃，瓦解了對方刑事控告的意志。與此同時，我又指導當事人積極收集和固定于己有利的證據，以便根據案情發展隨時準備主動出擊。當然，我們也做好了最壞情況的應對預案，對當事人進行了周全的訊問輔導。即便有關部門對當事人采取強制措施，也能確保當事人心中有數，不會因為恐慌和無助令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困境。

幸運的是，經過周密的籌劃、有效的應對和堅定的博弈，我們幫助當事人抵擋住了公司施加的各種壓力。公司最終放棄了刑事控告，轉而對當事人提起高達一億余元的民事索賠，理由是當事人擔任公司高管期間存在特定行為進而損害了公司利益。當事人繼而委托本律師作為該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的訴訟代理人，代理其出庭應訴。

原告除向法院繳納了50多萬的訴訟費，重金聘請國內頂級紅圈所律師代理案件，還花費巨資委托國際權威會計機構進行了財務審計和所謂損失測算。原告擺出了一幅來勢洶洶、志在必得、不勝不歸的架勢。我們則全力以備、穩扎穩打，從當事人不具備公司高管身份、未實施起訴的特定行為、相關交易經過了公司的正規審批流程、相關供貨均系個性化定制且具備市場性價比、原告訴稱的利益損失并不存在等方面進行據理抗辯和積極應訴。尤其針對原告提交的審計報告，我們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十余項質證意見，將其結論批駁的體無完膚。

最終不出所料，我們的代理意見幾乎全部被法院采納，原告所有的訴訟請求全部被法院駁回。在一審徹底敗訴后，該跨國公司也許是評估到二審翻盤的希望渺茫，果斷放棄了上訴。至此，這起由刑轉民的案件終于畫上了句點。

我平時主要以刑事辯護業務為主，但幾乎每年都會承接少量重大復雜的刑民交叉案件。這類案件往往標的額極大，涉及到刑事犯罪和經濟糾紛的厘定和界分，對法律專業素養和綜合應處能力的要求極高，處理好這類案件的難度極大。我在代理此類案件時往往會綜合運用刑事控告、協商談判、利益互換、民事訴訟、行政報案、輿論監督等手段，靈活進行節奏控制、意圖試探和壓力測試，從現實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思考和設計一攬子綜合解決方案。律師不止是法律知識的掌握者，還應當是問題解決方案的設計者、提供者和操盤者。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律師就不能彰顯自身的存在價值。

該起案件是本律師代理的又一起成功化解涉刑風險的案件。此前，我曾經幫助某德國公司中國區CEO、某國內一線IT大廠核心供應商高管等當事人成功化解刑事風險，幫助其免予被刑事追訴。目前，我手頭還有兩起專項顧問案件，都是關于立案前的刑事風險管理和防控。實踐反復證明：風險意識越高，風險后果越小。

很多人誤以為，人只有被偵查機關立案抓捕，刑事律師才有介入的必要。這種觀點非常錯誤，常會導致當事人貽誤最佳戰機，進而付出高昂的代價。在當事人還有人身自由的時候，如果應處得當，很多事情都還有回旋和挽回的余地。退一萬步，即便不能完全免予被刑事追訴，專業律師也可以提前幫助做好風險排查識別，進行必要的訊問或詢問輔導，幫助當事人制定穩妥的投案和應訴策略，爭取到盡可能多的有利量刑情節。立案前應對得當，可以防止當事人墜入未知的偵查陷阱，從而將損失和風險降至最低。

絕大多數人尚未意識到：立案前的刑事風險防控和法律攻防比立案后的刑事辯護更加有效。特別是商業企業，無論是商業模式的風險論證，還是合規架構的防火墻設計，刑事律師都不可替代。對于自然人而言，遇到可能的刑事風險不要想當然的自認為自己沒事，也不要盲目的迷信關系可以擺平一切。讓自己在法律上無懈可擊永遠比找靠山和找保護傘更加可靠，而且前者的成本和付出往往更低。不論什么人，遇到刑事風險，第一時間尋找專業靠譜的律師介入止損是恒定不變的黃金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