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泰 | 楊翼驤先生治學風格管見

陳其泰，男，廣東豐順人，1939年10月出生。1963年畢業于中山大學歷史系，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兼職教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學科組成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出版《陳其泰史學萃編》（九卷）、《中國史學史·近代卷》《從文化視角研究史學》《歷史學新視野——展現民族文化非凡創造力》《文史通義解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何以通向馬克思主義》等著作十余種。主編《20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分獲北京市第九屆、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一等獎；主著《中國歷史編纂學史》五卷本，共240余萬字，榮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所著《陳其泰史學萃編》榮獲北京市第十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人民日報》等刊物發表論文300余篇。

摘要：楊翼驤先生一生學術成果豐碩，他的身上有兩種相輔相成的治史風格，推動他不斷前進和創新。一是他諳熟古代典籍文獻，并精于鉤稽、考訂；二是善于以觀點統帥材料，重視理論創新。二者相得益彰。后一種治史風格，可以歸納為如下四項：博采睿思，中肯評價；深入發掘，闡釋精華；實事求是，辯證分析；開拓創新，探索體系。他的學術成果和理論建樹，為后人研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啟示。

關鍵詞：楊翼驤；《學忍堂文集》；史識；理論創新

楊翼驤先生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他一生辛勤治學，多所開拓，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學術遺產。當此紀念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重溫先生遺著，筆者深深感到其一生治史，有兩種特色鮮明、相輔相成的風格。一是諳熟古代文史典籍，善于廣搜史料、鉤稽貫串、縝密考訂，并每有精當的評語。此項可以先生潛心著述幾十年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為代表，這部宏編巨制現已成為研治史學史者案頭必備之書。二是善于用觀點統帥材料，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從普遍聯系和發展的角度深入分析，闡明歷史現象或文獻材料的本質意義，并進而探求其規律性。如清代章學誠所言：“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爐錘也。”對于高明的研究者來說，他所面對的浩繁的史料好比是礦石，必須經過爐火冶煉、重錘鍛造，才能生產出合用的刀劍器械。楊先生治學即具有這種以觀點統帥材料的特長，《學忍堂文集》《秦漢史綱要》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當然，兩種治學風格是相輔相成的，有觀點作指導，史料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有豐富材料作依據，觀點才能有充分的說服力：二者相結合，才構成學忍堂學術的整體。本文以楊翼驤先生善于“以觀點統帥史料”的治學風格作為論述中心，以下從四個層面舉出例證，略作分析。

一、博采睿思，中肯評價

這里以《班固的史才》一文為例證。這篇文章的題目雖然標為“史才”，實際上是論述如何以史學、史才、史識三者結合評價班固在史學史上的地位，作者的中心觀點是：“班固的創作天才雖然不及司馬遷，而以綜合整理的能力見長，再加以高博的學養，優美的文辭與深厚的功力，所以他所著《漢書》能與《史記》并傳并重，而他在史學史上的地位，也與司馬遷相提并論了”。文章撰于1947年，當年先生還不到30歲，但其見解卻不同凡響。其時，學術界對《漢書》的評價實處于低谷時期。為什么這樣說呢？本來《漢書》撰成之后即大受學者推重，至南北朝隋唐時，“漢書學”大興，相反，研究《史記》者人數甚少。到了宋代，學者聚集一起研讀風氣更盛，甚至著名文學家黃庭堅曾說過，“久不讀《漢書》則俗”。可見，世人對《漢書》的推崇。然而，進入近代以后則情形大變，《史記》研究一直是學界的熱點，《漢書》研究成果卻寥若晨星，處于低谷。楊先生此文則慧眼獨識，指出從史識、史學、史才三者綜合評價，應該《史》《漢》并重，班固與司馬遷在史學史上的地位應當“相提并論”。此文從多方面暢論，既有確切的文獻依據，又有深刻的理論分析。如說：“在我國史學史上，班固是常常與司馬遷并稱的。班固的史才雖然不及司馬遷，但他學養很深，又富于綜合的能力，所以他所著的《漢書》，組織完密，敘事詳備，足以比美《史記》。”“斷代為書的辦法確有其獨特的方便與長處。其后每一朝代滅亡后，便有專記此一朝代的史書出現。而我國的史籍得以繼續銜接，沒有間斷，不能不說是班固的功績，所以班固對我國史學的貢獻與影響，實在是至深至大，不容忽視的。”又駁斥南宋鄭樵攻擊班固的錯誤說法：“鄭樵因為提倡通史，便對這位‘斷代之祖’的班固痛加詆毀，甚至罵他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然而客觀地看來，實在是意氣用事，厚誣古人。劉知幾雖然贊成班固斷代為書的法式，但對于司馬遷的長處仍加表揚；章學誠也是主張通史的，但并不任情地譏斥班固。因為對于體例方面的批評，各人的見解雖有不同，而其‘潛精積思二十年’，撰成一部巨大的史書，在史學上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更不能因其著作的體例不合己意，就連他的為人與學力也一概罵為一文不值了”。

楊先生文中還從《漢書》體例創新、補充史實和歷史敘事的高超能力等方面，證明《漢書》的杰出貢獻。他說，班固“確有深厚的功力，獨到的才能”，“班固雖然仿效《史記》的體例，取資《史記》的材料，但并非一味因襲而不知變通改革。如改《書》為《志》，取消《世家》，增加《刑法》、《地理》、《藝文》諸志；敘述漢朝武帝以前的史事，也重新費過排比、整理、增補、刪節的工夫，比《史記》的原文詳細正確。趙翼《廿二史札記》有‘《漢書》移置《史記》文’、‘《漢書》多載有用之文’、‘《漢書》增傳’、‘《漢書》增事跡’諸條，舉出許多實例，以見他雖依據舊史，而能別具剪裁之才”。楊先生又引用《漢書·蘇武傳》中文字敘事極其生動感人的典型例子，證明班固與司馬遷同樣具有杰出的歷史敘事才能：“他又是當時最有名的文學家。《漢書》文辭的優美，能使讀者亹亹而不厭。趙翼曾稱贊他的文筆無愧于司馬遷，《廿二史札記》‘《漢書》增傳’條里說：‘《史記》無《蘇武傳》，蓋遷在時，武尚未歸也。《漢書》為立傳，敘述精彩，千載下猶有生氣，合之《李陵傳》，慷慨悲涼，使遷為之，恐亦不能過也。魏禧謂固密于體，而以工專屬之遷，不知固之工于文，蓋亦不減子長耳’”。總之，楊先生《班固的史才》一文，是針對20世紀初以來《漢書》研究呈低落局面的情況而發，鄭重地提出了要對《漢書》歷史地位重新評價的問題，立意很高，而且抓住關鍵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給讀者以深刻的啟示。此后至20世紀60年代初，白壽彝、冉昭德先生先后著文對班固《漢書》作出新的評價。改革開放以后，《漢書》研究更是呈現出活躍的局面，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從學術史發展的大勢看，楊先生此文堪稱以其卓識睿思開啟了先聲。

二、深入發掘，闡釋精華

此以1956年出版的《秦漢史綱要》為例證。這部著作以十余萬字的篇幅，對秦、西漢、東漢時期的政治盛衰、經濟政策、民族關系、文化成就等作了提綱挈領的論述，線索清晰、詳略得當，是建國初新型斷代史著作的重要成果之一。書中專立了《秦漢時代的文化》一章，對漢賦成就、漢代美術雕刻、司馬遷班固的史學、經今古學派之爭、佛教的傳布與道教的創立、科技發明等都有簡要論析。關于漢代畫像石，書中綜合了新中國成立初年華北各地新出土的文物，作了要言不煩的評價，如數家珍，表明楊先生對最新考古資料的極大關注和獨到的藝術眼光。需要特別重視的是，本章專門設立一節論“王充的哲學思想”，以約六千余字論述，在全章中分量最重。全文共分四個小題：“王充的生平及其所處的社會思想”，“王充所著的《論衡》”，“王充的主要哲學思想”，“王充哲學思想批判”，論述綱舉目張、重點突出、勝義紛呈。僅列舉幾項，以見一斑。

1.凸顯了王充的著作具有對抗西漢末至東漢盛行的圖讖妖妄邪說的戰斗性意義。楊先生指出，圖讖之說“以陰陽五行思想為中心，把預言和神話交織滲入儒家經典之中，使儒家學說充滿了迷信的成分。在西漢末期以至東漢初期，讖緯在封建統治階級中極為盛行，如王莽時常利用讖緯來促成其政治欲望的實現，當他輔政時即不斷發現他做皇帝的預示；劉秀也深好緯書，曾因閱讀過久而感受風寒致疾”。“此后，明帝、章帝都信奉讖緯。由于皇帝的提倡，一般儒生為了干求祿位，除了研讀五經之外，也兼學習讖緯，于是讖緯中的天命、災異、神鬼等迷信思想在社會上占據著統治地位，淆亂是非，嚴重地阻礙著學術思想的進步。”由此對王充學說的進步意義作了明確定位：“杰出的思想家王充，為了闡揚真理，乃以戰斗的姿態，極力打擊儒家學派的謬說，與散布在社會上的迷信思想進行堅決的斗爭。”

2.書中揭示出王充學說的精華是“疾虛妄”，針對當時流行的各種觀點“訂其真偽，辯其實虛”。楊先生高度評價了《論衡》中閃耀著唯物主義思想光芒的論斷。如說，王充“極力駁斥天命、天意之說，以為宇宙間的一切東西都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萬物的生滅，都有其物質的原因，不是所謂天命或天意造成的；而‘天’也不過是一個自然體，根本沒有什么意志，絕不能干涉人的活動，像董仲舒所說的天會降下災害來譴告人。他說：‘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他表彰王充以確鑿的事實和嚴密的邏輯對神鬼之說作了極有力的批駁，贊揚王充極力駁斥神鬼之說的虛妄。“因封建統治階級時常藉‘鬼’來愚弄人民，宣稱人間的禍福是由神來支配的，如把雷電擊折樹木、毀壞房屋、震死人畜的現象，說成是龍神所加給的禍。王充根據事實，指出雷電之所以擊折樹木、毀壞房屋、震死人畜，是物質運動的結果，絕不是龍神在作怪。”王充對于“人死不能為鬼”的論證，尤為言之鑿鑿，擲地有聲。書中舉出王充的論述：“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成灰土，何用為鬼？”“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因此，楊先生褒揚王充這些有力辯說是“我國哲學思想史上第一篇精彩的《無鬼論》”。

3.楊先生又高度評價王充在社會歷史觀上的進步、發展的觀點，對于當時盛行的貴古賤今的倒退歷史觀以堅決的駁斥。楊先生指出，王充“認為社會歷史是前進的，是發展的。他極力反對一般儒生貴古賤今、把古代理想化的論點。他說：‘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辯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辯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而事實上則后世勝過古代，如‘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谷之食；后世穿地為井，耕土種谷，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后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根據這種觀點，所以他在《論衡》‘宣漢篇’中說‘周不如漢’，指出漢代比周代進步”。王充的學說在當時令一般俗儒感到“詭異”，統治階級更利用所借的政治勢力來禁止其流傳，因此《論衡》著成后，百余年之間埋沒無聞，直至東漢末至三國年間始得傳布于世。楊先生在書中特意引用了《后漢書》李賢注和《抱樸子》注兩段生動史料，來說明《論衡》成書后“在思想界所放射的特異的光芒”。

“《后漢書》卷七十九《王充傳》注引袁山松《后漢書》說：‘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后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又引《抱樸子》說：‘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可見這部偉大的哲學著作雖然遭受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壓制，但它在思想界所放射的特異的光芒是掩蓋不住的。”楊先生特意引用這兩段典型材料極有匠心，既巧妙地證明了《論衡》中蘊涵著豐富的時代智慧，其論辯性內容對士人極具吸引力和啟發性，而文中仿佛無意帶出的兩則花絮又增添了敘述的生動性。我們閱讀楊翼驤先生對上述王充學術成就的深刻發掘和高度評價的文字，處處體會到他對《論衡》戰斗的唯物主義思想風格懷有強烈的感情。筆者認為，這恰恰證明先生的學術旨趣與王充的風格是相通的。在20世紀50年代，運用唯物主義史觀剖析古代思想學說的工作正在展開，楊先生即為學術界貢獻出如此有份量的論著，將這篇《王充的哲學思想》視為這一時期思想史研究的名篇之一，完全可以當之無愧！

三、實事求是，辯證分析

這里以楊先生1991年撰成的《唐末以前官修史書要錄》為例證。這一約三萬八千字的長篇論文，是當年楊先生應《史學史研究》主編白壽彝先生約稿而撰寫的，誠為兩位前輩學者深厚學術友誼之一證。楊先生說：“只有經過幾代史官相繼纂修，或由帝王敕命組織修史人員，成于眾手的史書才是官修，屬于本文介紹的范圍。”根據這一標準，文章就先秦至唐初共八部官修史書（《竹書紀年》《世本》《東觀漢記》《魏書》《吳書》《周書》《隋書》《晉書》）和唐代官修的十六部實錄，對其成書經過、纂修人員、體例特點、基本評價等項，作了簡要論述。不僅史料詳實、多方鉤稽、考辨精審，而且實事求是地進行辯證分析，或澄清前人的誤說，或提出確有見地的新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例如，《魏書》是一部記載三國時期曹魏事跡的紀傳體史書，但原書在南宋時已亡佚。作者多方鉤稽材料，考證出它在魏文帝初、明帝太和年間，“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此后又復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沉等“復共撰定”，據《史通·古今正史》說，此次撰修，系由王沉“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然據作者考訂，“所謂獨就，非指全書始終由王沉一人撰寫，只是最后由他編次勒成而已”《魏書》需要作深入辨析之處，是東晉人王隱曾說此書“多為時諱，而善序事”，此見于《太平御覽》卷二三三引王隱《晉書》。但此后評論者卻只指責其缺點，如唐修《晉書·王沉傳》說它“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也說：“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那么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三國志》裴松之注中引用的王沉《魏書》共計一百九十六條，楊先生對此一概搜集，并一一加以審視、考辨，歸納出其中屬于諱飾的有七條。這七條之中，齊王曹芳被廢一事，據《三國志·齊王紀》和《魏略》所載，都是先出自司馬師之計謀，“但《魏書》卻記載為司馬師‘承皇太后令’而廢。似乎齊王被廢完全是太后的主意，這顯然是在為司馬氏諱”。又一條，見于《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注所引，《魏書》記諸葛亮伐魏，“糧盡勢窮，憂恚嘔血”而死。這一條有“厚誣敵國”之嫌。“余者或屬審核史料不當，或為有語病。至于另外的一百八十九條，絕大多數亦屬于裴氏所謂補闕、備異者。”通過對裴注所引全部《魏書》的史料實事求是地作辯證分析，結論就是：“《魏書》的‘非實錄’問題不比其他一些封建時代的史書嚴重”，不應當如劉知幾那樣只是指責它“殊非實錄”，而不言及其長處。楊先生又指出，晉人王隱評論的《魏書》“善敘事”是符合實際的，裴注中的不少引文“都稱得上清晰明暢”。如記曹操在許昌屯田，“先寫漢末‘率乏糧谷’之形勢，繼寫諸軍沒有意識到問題之重要，從而導致‘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只有曹操深謀遠慮，認為：‘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因而募民屯田，‘所在積谷，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群賊，克平天下。’（《武帝紀》建安元年十月注）僅用了百余字，便把屯田的原因及其成效寫得十分充分”。通過實事求是地辨析，使讀者了解了王沉《魏書》記事特點和價值的真相，這部成于曹魏時期的官修史書，應該視為優缺點并存，而不應一味苛責。

此文下更大功夫之處，是評述唐代史館纂修的十六部實錄的成書經過、纂修人員、史料來源、體例特點等項。由于有這十六部實錄的修成，就為五代時期修纂《舊唐書》提供了系統的史料基礎。雖然五代時期政局動蕩，《舊唐書》于后晉出帝開運二年（945）撰成，歷時僅四年余，即成共計二百卷之巨帙，這當然得力于唐代歷朝實錄奠定的基礎。因此，唐修十六部實錄的史實以及如何評價其價值，是史學史上的大事。有見于此，楊先生對此作出系統周詳的論述，其功甚偉！對于實錄纂修中出現的曲折，先生所作的辨析至為細密。如，由韓愈纂修的《順宗實錄》，在纂成十六年后，宦官要求“改正永貞時事”，卻遭到眾多臣僚反對，但唐文宗仍下詔對順宗朝禁中事“詳正刊去”。“于是，路隋便按照文宗的指示，刪去其中的一部分，算是完成了任務”。因此，韓愈《順宗實錄》原本及路隋刪改本俱存。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就稱前者為“詳本”，后者為“略本”。“后來詳本失傳，略本被編入《韓愈集》中，得以保存下來，是現在看到的唯一完整的唐朝實錄。”

歷代實錄纂修過程中，確實屢有因當權者（或君主，或權臣，有時甚至是擅權的宦官，如唐文宗朝時宦官干預修改《順宗實錄》事）的干預而致使記載失實，或遭篡改。那么，從整體上應如何看待實錄的真實性？有的人甚至用“實錄不實”四個字來作概括，這就成為研究古代史學史以至古代文化史必須面對的大問題。楊先生此文作出了明確的回答。他指出：（1）“唐修歷朝實錄，每一部的質量是不同的。從參加撰修的史官來看，各人的德、識、才、學之優劣高下，會直接影響到實錄的質量，其中又以史德最關重要。”如許敬宗參修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實錄，此人險佞卑鄙，“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這樣修成的實錄，質量當然不高。而參修武則天、中宗、睿宗三朝實錄的吳兢剛直不阿，秉筆直書，如此修成的實錄，質量當然上乘。（2）“總的看來，唐歷朝實錄的記載還是基本可信的。因而，作為史料，它受到后代史家的高度重視。”如后晉纂修的《舊唐書》，“有多處照錄唐實錄的原文”，“北宋司馬光等撰著《資治通鑒》之《唐紀》部分，唐實錄更是其主要的史料來源”。因此，“唐實錄確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這些結論，是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作辯證的、深入的分析，而慎審得出的，值得我們予以高度重視。

四、開拓創新，探索體系

楊先生在晚年撰成的《論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體系》一文，是一篇理論色彩很強、討論范圍很廣、取精用宏的大文章。中國古代史學素稱發達，不但在編纂成果上達到了極高的成就，而且在理論闡述上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以往學者們雖然對此作了許多發掘、總結工作，但與歷代史家已有的理論建樹相比，還遠不相稱，與當今史學發展的需要更有明顯差距。楊先生關注于此，要探索如何建構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體系的大問題，這充分說明其治史目標之高遠和推進本學科發展的崇高使命感，十分令人敬佩！他認為，總結古代史學理論成就，固然應重視劉知幾、章學誠等少數人作出的總結性貢獻，同時更要關注“在長期發展中主要不是以長篇巨制的專著表現出來，而是由于千百個學者共同創樹”的理論成果，才能達到全面的總結。為此，這篇長文討論了八個方面的問題：史學宗旨、史學地位、史學方法、史家標準、治史態度、修史制度、史籍優劣、史學流變。無不廣采資料，詳加闡釋。由于此文涉及范圍甚廣，筆者不能全面涉及，這里僅擇其中第一、第三兩項，簡要談談其理論創新價值。

“史學宗旨論”，主要論述的是研究歷史應持什么目的，史學著作應有什么功用。作者分析概括了自先秦孔孟至近代史家的大量主張，將此歸納為“鑒戒、懲勸、教化”—“資治、明道”—“經世”三個層面。如，楚莊王的大夫申叔時論教育太子事，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左傳》闡釋孔子《春秋》的功用：“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至唐劉知幾更加發展，提出：“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再到宋代司馬光修纂《資治通鑒》，更自稱其書“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同屬于史學宗旨論的范疇，宋代學者又提出“明道”的主張，如邵伯溫述其父邵雍所著《皇極經世書》，其總的立意為“以明大中至正之道”。而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的著述宗旨，按李方子所撰《序》的解釋，最終是要“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至清初顧炎武又進一步提出“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根據以上的邏輯發展，作者強調說：“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史上，史學的經世宗旨包括兩大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直接用于現實政務的‘資治’觀念，第二是‘明道’的觀念，后一項內容給不為時用的學者提供仍可從事經世之學的廣闊天地”。關于史學方法論，作者的核心觀點是：“以編纂方法為主，以治史方法為補充”。前者，如孟子闡述孔子修《春秋》，提出其內容和形式上具有“事”“文”“義”的內在結構。司馬遷則以“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為自己的著史方法。劉知幾《史通》更對史書的體例、史料的采集以及題目、注釋等等作了細致的論述。至清代潘耒，則總結史學方法應先重“博訪”，即“凡有關史事者，一切抄撮薈萃”；然后重考辨，即“稽其異同，核其虛實”，“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章學誠為了救治后期歷史編纂拘牽定例、死板凝滯之積弊，提出“圓而神”和“方以智”的概念，以求編纂方法的創新。

對古代史學理論的成就，做構建體系的工作，是有十分重要意義的。楊先生的宏文，可稱著其先鞭之作，必將啟發后來者繼續探索。當前，我們應當確立更高的目標，更加努力地從事理論的發掘和闡發，構建中國史學的話語體系，從而更有成效地推進中國史學的發展，并推動中國學術走向世界。

（為方便手機閱讀，本文刪除了原文注釋。如需引用，請查閱原刊，原文刊載于《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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