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候為箋寫就與自然的對話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當春風拂過江面，水獺將捕獲的游魚整齊排列在岸邊，古人見了，便說這是“獺祭魚”，像是生靈對天地的致敬；今人循著書頁細察，會知曉這是水獺儲存食物的本能，卻也依然為那份原始的秩序感心動。這樣的古今共鳴，藏在《萬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國時序》的每一頁之間。作者李蔚以七十二物候為起點，寫出自然科普的嚴謹與文化傳統的溫潤，既解開了古人觀天時、察地利的生存智慧，也為現代人打開了一扇重返自然的窗。

　　中國人對物候的感知，早在上古時期便已生根。《大戴禮記·夏小正》里“雁北鄉”“梅杏杝桃則華”的記載，是先民刻在骨頭上的自然日記；二十四節氣劃分黃道為二十四段，將地球公轉的軌跡化作“春雨驚春清谷天”的韻律，這是農耕文明對宇宙規律最詩意的解讀。而李蔚的巧思，在于從“節氣”向“物候”的延伸，每個節氣分三候，五日為一變，獺祭魚、桐始華、半夏生、白露降，這些細碎的自然信號，恰是古人丈量時光的刻度。

　　書中引《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釋“處暑”：“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寥寥數字里，藏著古人對季節流轉的精準把握，而緊隨其后的“鷹乃祭鳥”，又為猛禽的捕獵行為賦予了“義禽知報本”的人文想象，讓自然現象與人類共情彼此映照。

　　這種雙向解讀的智慧，在書中俯拾皆是。雨水二候“雁北歸”，李蔚既寫大雁排成“人”字飛越千山的遷徙本能，也提《詩經》“鴻雁于飛，肅肅其羽”的鄉愁意象；既解釋候鳥體內“控制遷徙節奏的生物鐘”，也憂心城市擴張中“鳥網與毒藥對遷徙路線的截斷”。當我們知道大雁每年要完成幾千公里的苦旅，時速可達九十公里，再讀“似曾相識燕歸來”，便多了幾分對生靈韌性的敬畏；當了解到上海正位于“東亞—澳大利西亞遷徙線”這一瀕危物種最密集的通道上，便會明白保護城市濕地，不是“錦上添花”，而是對自然契約的堅守。古人見雁北歸，知春已至；今人觀雁陣變化，察氣候變遷。物候從未變，變的只是人類解讀它的視角，而《萬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國時序》做的，正是架起一座連接古今的橋。

　　更動人的，是書中處處可見的“共生智慧”。古人觀物候，不是為了征服自然，而是順應天時。處暑三候“禾乃登”，李蔚詳解“五谷”的馴化史：稷為“百谷之長”，小米耐旱耐瘠，便成了黃河流域的主食；稻喜水濕，遂在江南織就“稻花香里說豐年”的圖景；《黃帝內經》“五谷為養”的飲食哲學，本質是人類對作物習性的尊重。這種尊重，在現代語境下有了新的表達。

　　《萬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國時序》提到“洋草坪”的困境：歐洲冷季型草在國內“水土不服”，需頻繁修剪卻無吸塵降噪之效，而蒲公英、蛇莓等本土植物，既能適應氣候，又能為昆蟲提供棲息地。作者發起的“家門口的自然學校”，正是在踐行這種智慧。讓上海長寧區的孩子在小區里觀察“腐草為螢”，讓楊浦區的居民記錄“寒蟬鳴”，不是要回到農耕時代，而是要在城市化中保留與自然對話的能力。當孩子知道“螢火蟲的幼蟲需在潮濕腐草中越冬”，便不會再隨意踩踏草坪；當大人發現“蚯蚓出”是土壤透氣的信號，便會懂得少用化學肥料。這種從“認知”到“行動”的轉變，正是人與自然和諧的起點。

　　李蔚的筆，既有科學家的嚴謹，也有詩人的溫柔。寫“腐草為螢”，她不只是說“螢火蟲幼蟲以腐草為食”，而是描繪“流光飛舞”的夏夜圖景，讓讀者想起童年捉螢的時光；寫“蛇雕”，她先講古人“飲鴆止渴”的誤解，再用現代科學為其“平反”，既糾正了認知偏差，也保留了文化典故的趣味。

　　書中的插圖也很美，“桃始華”的粉白花瓣沾著晨露，“鷹始鷙”的羽翼掠過云層，“菊有黃華”的金蕊映著秋陽，這些細節讓“物候”不再是紙上的文字，而是可觸可感的美好。當我們在書中看到遼寧岫巖出土的“萬年狗尾草種子”仍能發芽，會驚嘆生命的頑強；當得知“三江源是水獺最后的棲息地”，會心疼這種“嚶嚶怪”的生存困境。文字里的溫度，讓“自然教育”不再是口號，而是直抵心靈的觸動。

　　書中最具遠見的是作者對“全民物候行動”的呼吁。她提到美國國家物候網絡靠志愿者數據監測氣候變化，日本延續千年的櫻花記錄成為“氣候變化的一手資料”，而中國作為最早有物候記載的國家，卻面臨“觀測點稀缺”的困境。于是，她發起公眾記錄物候的倡議，不是要求專業設備，只是讓每個人在春分時節看看“玄鳥至”是否準時，在霜降時留意“草木黃落”的速度。這種“全民參與”的智慧，恰是古人“眾人察天時”的現代延續。作者曾說“哪怕無法遠行，仍可走出家門記錄物候”，這句話點出了人與自然連接的本質：不必去遠方尋找自然，身邊的一草一木、一鳥一蟲，都是天地的信使。當北京的讀者記錄“白露降”的氣溫，廣州的讀者分享“半夏生”的時間，這些零散的記錄便會匯成一張“當代物候地圖”，為氣候變化研究提供中國視角，也讓每個人都成為“自然的守護者”。

　　此時，恰逢窗外秋雨淅瀝，想起書中白露三候“群鳥養羞”——鳥兒正忙著儲存食物過冬。古人觀此景，會備好冬衣、修繕糧倉；今人見此景，可多添一件外套。人與自然的智慧，從來都不是復雜的理論，而是這種“感知—回應”的默契。《萬物有信：七十二物候里的中國時序》沒有教我們如何“征服自然”，也沒有勸我們“回歸原始”，只是告訴我們：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我們依然可以像古人一樣，慢下來聽風、看云、觀鳥、賞花，在物候的流轉中，找回與天地共生的節奏。

　　七十二物候，是大自然寫了千年的信。李蔚將這封信拆開，用科學的注解、文化的墨色、詩意的語言，重新謄寫一遍，遞到我們手中。當我們開始記錄身邊的“獺祭魚”“雁北歸”，便是在給自然寫回信——這封信里，藏著人類對天地的敬畏，對生靈的善意，也藏著文明延續的密碼。畢竟，人與自然的對話，從來都不是單向的傾訴，而是一場跨越千年的雙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