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誠感愧，暗中助吳家，2000年后才披露詳情

1950年春天的臺灣沒有山花爛漫，只有鐵窗與槍火。吳石，這位在軍事情報界赫赫有名的參謀次長，被秘密處決的時候，臺北馬場町一帶風聲尤緊。那些日子里，白色恐怖化作沉甸甸的烏云，連帶著城市的空氣都發苦。吳石的女兒吳學成和年幼的吳健成，被人從家中趕了出來。他們流浪街頭，目光迷茫，無以著落。也就是在這黑暗之中，許多年后回憶起當晚，兄妹倆只覺得活像在驟雨里奔逃，泥濘濕冷、沒個盡頭。

誰還會記得？吳石臨行前留的絕筆詩、家里的擺設被搜得空落落，妻子王碧奎被一同帶走，任憑兩個孩子在風里打顫。吳健成后來在回憶錄里寫了這樣一句話，他說母親出獄后，總有人悄悄塞來生活用品，可直到多年以后才恍然明白，原來一切安排都指向陳伯伯。再看他收到的錄取通知書，上面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陳明德”，他在臺灣活了下來。講這句話的時候，他聲音低，神色難說清是感激還是自嘲。

吳學成的說法略有不同。她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生活里不斷有突兀的溫暖出現，比如學費、或者一碗熱湯，讓人覺得父親的犧牲沒被遺忘。可這些溫暖都是無名的，她甚至盲猜，是不是天上掉下的不義之財？結果沒人告訴他們事實，好像這就是常態。活著人，有多少才真的擁有解釋權？

幾乎沒有什么懸念，“陳伯伯”、“陳明德”，這個名字背后站著的正是那位鐵腕人物——陳誠。那時候他是臺灣的第二號人物。“明德”之名，則是他慣用的化名。他處理事情素來低調，不會輕易讓人揣度他究竟在想什么，更不會主動說自己做了什么善事。這一點，在吳石案之后的處理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吳石案的發生背景，無需贅述。臺灣“撲殺紅色”的年代，人人自危，密探鷹犬四處。蔣介石、陳誠父子統治下的局面，殺戮和背叛成了日常，柔軟和溫情反倒成了稀罕物。在這樣的環境下，怎么能有人動惻隱之心？可偏偏，陳誠那種夾雜著克制和隱忍的“善良”，成了歷史的細小逆流。他的個人命運，和歷史大勢之間纏繞不清。有人說，這種救助就是“問題人物之間的庇護”，也有人說是“人性最后的掙扎”。到底屬于哪種呢？說清楚了嗎？

追溯陳誠和吳石的交情，得從早年保定軍校算起。吳石那時候是出了名的“炮兵學霸”。老師親自把他的戰術教材給印成范例，日本教官都要嘖嘖稱奇。陳誠也學炮，不算同一屆，彼此卻早就在口口相傳的軍校段子里結下了緣分。陳誠聽說過這位學長，私下常跟副官念叨，說吳學長才是真正用腦子打仗的，自己拍馬也趕不上。

后來有了南昌戰役。"1926年那會兒，陳誠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一師的團長，打牛行車站時染了瘧疾，戰區里一陣炮火亂糟糟。他迷迷糊糊就被吳石用棉衣裹著背了出去。吳石只穿單衣、冷得直哆嗦，守在破廟里照應。有人說陳誠把這事子記成了“再造之恩”，老副官一度感慨：陳誠常摩挲一枚北伐勛章，對誰提起都是吳學長為他撿命來的。真假如何？這事也只有他們自己清楚。

二人之后雖各分一方，通信往來不斷。陳誠在家書里多次夸吳石天賦卓絕，覺得黨國沒讓他帶兵簡直是傻了。久而久之，這種“惺惺相惜”藏進時間深處，也成為后世各種演義的素材。人說知己難求，全在那時。

再后來到了抗戰，局勢更復雜了。吳石負責對日情報，把《日本作戰綱要》交到蔣介石案頭，被捧成“最高機密”，也是那幾年關鍵情報不少都靠他支撐。陳誠一路升遷，當上軍政部長，兩人手下兵來將往，合作不乏火花。到了抗戰僵持期，陳誠和吳石在政治路線上漸行漸遠。吳石覺得國民黨不堪，暗自感嘆“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陳誠反共到底。朋友之間，能不能只談戰術不談信仰？現實里，沒有答案。

到臺灣以后，這段情分就徹底擱淺。吳石留在臺面上，其實早就是“潛伏者”，手里的情報幾乎是致命級別。陳誠轉而當了蔣介石最倚重的那個副手。命運捆綁在一起，結局卻兩極分化。有人說，在吳石被槍決那晚，陳誠拎著北伐紀念章低聲自語“愧對故人”；有人說，他夜里不眠，獨坐寫下“有些痛不能示人”。可這一切，又有多少經得起推敲？傳說嗎？也許只是需要一個情緒宣泄的出口。誰也沒法指證當事人到底有多傷心，還是根本就沒耿耿于懷。

翻查權威材料，真正有力的記述其實寥寥。陳誠的副官記得，他那一陣子常說“有些痛不能示人”。也有記載稱，陳誠私下承認：“吳石之死，我有責任。”吳健成提及，陳伯伯曾坦承：“我對不起吳次長。”這些片言只語，乍看真摯，其實露出兩面性。1950年3月2日，陳誠日記寫道：“晨接毛人鳳電，吳石事已證實，不勝駭異。”又在6月11日記：“聞吳石等昨日伏法，念及舊誼，不禁欷歔。”看似哀傷，實則立場分明。緊跟一句“政府執法如山，不容寬貸”。兩面派作風，說起來算不算真情？問了等于白問。

陳紅民在《陳誠日記中的國共內戰》里說得直白：“陳誠對吳石案的態度，就是理性反共的官僚模式，沒有道德懺悔，也沒越界。”翻開日記，歷史留下的全是難逾越的框架。就算心疼一把，也絕不會公然忤逆蔣介石，挑戰體制。那結果是什么？一種沉默，一種有限溫情。

其實老黑更愿意相信，陳誠的聰明在于自保。蔣介石說得更絕：“吳石不死，臺灣軍心難穩！”連主審的蔣鼎文都因建議判緩刑被一鍋端。如此大風大浪下，陳誠如果公開伸張，等同于自掘墳墓。選擇低頭作壁上觀，也許就是一種本能——一邊裝聾作啞，一邊用隱蔽的手段盡量補救。

能做些什么？陳誠動用副官，三次批示王碧奎減刑，從九年擠到七個月。出獄后，他安排人送去生活費、住處和工作，還協商保密局降低監控強度。吳健成、吳學成的學業或生計，全靠著“陳明德”這個身份才有可能繼續。有人也說，陳誠不過是用自己的方式給舊部家屬打點撫恤，夾縫中做點人事。不站隊也不拉偏架，只維持一個最底限的人情社會。這種援手面對持續的高壓，只能暗里來，不能大聲說。

臺灣檔案里留有明證。1952年一筆“特別補助”資金賬目，注明“吳石家屬”，陳誠親簽。吳健成從臺大到美國，全部學籍、簽證申請表上“陳明德”護航。細想起來，陳誠自己始終沒出現過，每一步運作全靠手下打掩護。直到2000年以后，相關材料才曝光，好像給所有流言找到了錨點。一切不明不白，僅有冷冰冰的檔案和手寫批示。

有人質問，這種救助算不算真正的溫情？是不是贖罪？或許根本只是一種權力體制下的小動作？也許他真的后悔未能搭救故人？可有時，一個人不說，別人怎么猜都是枉然。對吳學成、吳健成來說，救命的不是信仰，是吃下去的一碗飯和一間安身之地。對歷史來說，這種暗流涌動的“人道主義”，距離偉光正尚遠，但給極端環境下的個體留了一條活路。甚至有人寫到頂點，說陳誠臨終被問是否后悔，沉默良久，只說了句：“活著的人沒有資格替死者原諒誰，只能替他們記住。”

可陳誠真的完全沒有懺悔嗎？他既沒有懺悔，又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手腕老辣，做人狠厲，偏又存著一絲別扭的溫情。這也許只是陳誠式的自洽。他既是政治工具，又是吳石家屬的恩人。所有善意和幫襯都加了一層自保的面紗，說到底就是有人還要活下去。

這種矛盾、反復，還有誰會去較真？一邊是體制的緊箍咒，一邊是人情的微光。有點像在甕中自由呼吸一樣難。救贖、背叛、忠誠、溫情，每一個詞都能用在陳誠身上，也都剛好構成一團解不開的糾結。再追問下去？歷史總有一種好看的矛盾感，也有一絲說不清的悲涼，而吳學成、吳健成這些后來人的人生軌跡，大概也是這樣兜兜轉轉，在“某某伯伯”的匿名照拂下一步一步往前挪。

總之，這個人物，這樣的選擇，其實已然伸展開一幅清晰又曖昧的圖景。誰能保證自己在風暴當口一定義無反顧，誰又能說不是正巧在亂世之中被裹挾著左右為難？目錄上印著的歷史，是死人的世界，活人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低頭往前走。

這一切，無關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