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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場町,又見血色。雨細。春雨綿綿。
那是1950年6月10日的下午,臺北的街道帶著濕冷,軍法局的刑車緩緩駛出青磚黛瓦間,經過幾處市街,路旁有行人,也有人在雨中遠遠注視。
事情的起點并不復雜——幾份黨刊出現(xiàn)在高官住所附近,國安系統(tǒng)于是展開逐層追查;保密局通過對印刷來源的排查,順著線索發(fā)現(xiàn)了中學印務的異常,從而牽出一條地下組織的網(wǎng)絡。
說白了,這場風暴始于一紙一印,但波及面極廣,牽動了軍政系統(tǒng)內部復雜的人脈與權力關系,令人驚訝的是,最核心的那人并非普通基層,而是參謀次長級別的吳石將軍。
這條線索一路蔓延。
基隆中學的偵察,臺工委高層的敗露,陳澤民被捕,蔡孝乾的逃逸與指認,朱楓的暴露與被捕——環(huán)環(huán)相扣。
保密局在調查中取得了通行證、文書與筆跡比對的材料,進而對幾名關鍵人物形成指向性證據(jù);同時,連帶著吳石家中被搜出的文件也將聯(lián)勤總部的陳寶倉等人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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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細品味這些證據(jù)鏈,確有條理,確有依據(jù),但也有模糊處——在證據(jù)與口供之間,法律與政治的界線被不斷拉扯。
依我之見,調查技術發(fā)揮了關鍵作用,然而在我看來更讓人不安的是審判過程中的政治干預,換個角度想想,這不只是司法案件,也是權力博弈的現(xiàn)場。
那時候,監(jiān)獄里的人,過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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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道問號。
聶曦、陳寶倉、朱楓以及吳石——四人最后并列為“要犯”。
審訊據(jù)稱極為嚴酷,吳石在獄中受刑,曾失明一眼,三個月零十一天的拘押里充斥著精神與肉體的折磨。
仔細想想,刑訊與供述之間的因果,總讓人有些琢磨:是證據(jù)逼人,還是逼人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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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不是嗎?
——這是司法現(xiàn)實的沉重疑問。
審判進入軍事程序,蔣鼎文出任審判長,韓德勤與劉詠堯為審判官,初步意見建議重判但免死;然而蔣介石的干預改變了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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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壓力傳遞下來,判決被改寫為死刑。
這一過程,恐怕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政治操演,且影響深遠。
站在今天回頭看,那個年代的保密與審判機制——硝煙彌漫的背景下,法治的游走軌跡被強烈地牽動。
臨刑場面,帶著歷史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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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在馬場町被允許留下遺書,書記官桑振業(yè)記錄了程序。
執(zhí)行方式采用點射——數(shù)發(fā)斷續(xù)射擊,意在控制反沖、提高命中而又讓人無法幸存。
吳石在初次射擊后發(fā)出慘叫,胸部創(chuàng)傷致心臟外露,隨后追加射擊;朱楓據(jù)稱身中多槍,至少有報告記述為六槍之后才不治。
血流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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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沒想到,結局竟如此慘烈;與此相比,行政與司法的機械性冷酷顯得天差地別。
回顧這條鏈條——刊物的流通、印刷的線索、文書的比對、親友的牽連、逮捕的推進、審訊的酷烈以及最終的軍事處決——每一環(huán)節(jié)都不容忽視。
正如史料所示,保密局通過傳統(tǒng)偵查與筆跡鑒定構建證據(jù)鏈;而政治干預則在關鍵節(jié)點改變了命運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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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告訴我們過去的司法語境并非純粹法律邏輯驅動,而是被權力的風向所左右。
如果把此事放在更廣的年代脈絡中看,它既是個案,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臺海對峙的大背景下,安全機制對所謂“滲透”采取了零容忍姿態(tài),程序速度快,懲罰力度大,所有與組織關聯(lián)的蛛絲馬跡都可能被放大到極致。
換做現(xiàn)在想想,類似情形在任何時代都會引發(fā)關于程序正義的質問;在我看來,這種質問是必要的,也是難以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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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場町的那場雨未能洗去歷史的血印。
青磚黛瓦下的回聲還在。
那些名字——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被記錄進過往,成為歲月的痕跡。
令人感慨的是,一紙刊物竟能牽動如此巨大的漩渦;像是一粒小石投入深潭,波紋擴散,最后撞碎了許多人的命運。
真的是,歷史有時就是這樣殘酷——細小之處決定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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