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軍區司令山頭太多？毛主席敲山震虎，誰不懂規矩就先敲誰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政治干部的缺乏，所以當時的很多重要職位都是由曾經立下累累功勛的元帥和將軍去擔任，毛主席每次在中南海組織的會議基本都是將軍元帥前去參加。

不過在某次會議中，毛主席卻一改往日的平易近人，臉色神情異常嚴肅，那些曾經多次受到毛主席表揚的將帥們現在也如坐針氈。

毛主席對他們直言不諱，尤其是對六大軍區司令員，直接警告他們要守規矩，很多人都認為是六大軍區司令的山頭太多，所以毛主席才敲山震虎，誰不懂規矩就敲誰。

昔日毛主席對山頭主義的破除

所謂的山頭主義是基于我國國情出現的早在土地革命時期，為了革命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我黨領導創立了許多農村革命根據地，由于當時的通信手段太過落后，而革命根據地又相對比較分散，所以各個地區大多都是開展相對獨立的長期游擊戰爭。

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曾經出現過一種帶有小團體主義和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傾向，人們才將其形象地稱之為山頭主義。

這種情況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依然存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和革命隊伍內部就曾出現過帶著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嚴重阻礙了黨組織的團結和戰斗力的增強，能否正確認識和處理山頭主義一度成為我黨爭取更大勝利的關鍵。

毛主席作為我們的偉大領袖，對這種情況早就有了認知和處理方式，他早就指出過“山頭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是中國小資產階級和被敵人長期分割的革命根據地”，一個地方的革命軍隊在攻打敵人的同時，很自然地就會形成各個集團和各個山頭。

所以在毛主席的理解之中，山頭主義其實是中國社會基于特殊革命形勢的產物，是必然的客觀因素。

就主觀方面來說，毛主席覺得山頭主義是由于黨內教育不足所造成的，雖然這種山頭及其主義并不是人為造成的，而且具有盲目性，但它存在卻會給人民團結和革命事業的發展帶來很大的破壞性和消極作用。

毛主席早在1944年的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就指出“我們黨內幾乎遍地存在盲目的山頭主義傾向”，由于它是由客觀歷史條件形成的，所以我們不能當沒看見，而應該基于現實情況下對它進行正視，并妥善解決。

在具體的操作上，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來確定的，早期由于通訊手段的缺乏和敵人的分割，我們只能在黨的領導下根據所在地方獨立自主的進行作戰。

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各自的斗爭方式，各自的人際關系，以及在觀察問題時各不相同的立足點，這種情況在各根據地連成一片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完全不可能避免。

所以連毛主席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也有許多部分，比如內戰時期的蘇區白區，蘇區之內又下轄不同的分區”，雖然非常復雜，但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后來對日作戰期間也有山頭，那就是眾多的抗日根據地。

故而毛主席對此的最初判斷是承認山頭，但是反對山頭主義，故而在后來的實際作戰之中，基于對全國力量的團結和維持，毛主席選擇了尊重實際，照顧山頭。

但此舉是在尊重歷史承認現實的基礎上所做出的選擇，不過從革命事業的發展和全局來看，承認山頭就很難消除山頭主義，尤其是各個山頭在長期斗爭中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固的人際關系，而這種人際關系又很容易演變為親疏關系，界限也會隨之出現。

時間長了就會發展為自由主義，如果變得越發嚴重，就會發展成宗派主義，一個山頭下來的人會彼此抱成一團。

所以從黨的長期團結統一出發，無論是山頭還是山頭主義，都應該逐步進行削弱，而不應該加強。

就當時的情況來說，山頭是一步一步積累起來的，所以毛主席提出了搬石頭的辦法進行消減，為此還特別提出了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等理論，而在七大前后，毛澤東親自領導了全黨反對山頭主義的斗爭。

主要因為當時我國正處于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歷史轉型時期，我們不能夠允許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如此，各個相對獨立的集團會嚴重阻礙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

六大軍區的改造

從后續的情況來看，毛主席在建國之前所采取的措施非常高瞻遠矚，而要想真正成為一個團結統一的集體，建國之后對軍隊的敲打就不得不著手進行。

尤其是當時的六大軍區司令，曾經的他們在作戰期間就已經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盡管在解放戰爭時相互配合，打擊國民黨軍，但并不影響其中所出現的山頭傾向。

而伴隨著國家的建立，之后的戰爭注定會減少，如果不及時對軍隊中的山頭和山頭主義進行及時的整頓和敲打，那么情況只會像毛主席當年所提出的搬石頭理論一樣越發嚴重。

所以毛主席這一次才會將六大軍區司令集中到中南海開會，而且重點指出了部隊內部的山頭問題，這些曾經為國家立下不朽功勛的老將帥們也敏銳地意識到，一場大范圍的改革即將到來。

六大軍區的成型是在1950年2月全國依次被劃分為華北，東北，華東，西北等六大軍區，主要是因為戰爭尚未結束，而當時的軍區和行政區重合，在黨政軍一體的情況下，有利于資源的調配。

但軍區內任職方面，一般都是由司令員把黨政軍一肩挑，比如中南軍區的第一書記，軍政委員會主席和軍區司令員都是由林彪擔任，而東北則是由高崗擔任，西北方面則是由彭德懷擔任。

這種黨政軍一體化的情況，在戰爭時期雖然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就有些不太適用，隨著戰爭逐步被消除，權力的過分集中很容易導致在內部出現拉山頭的情況。

所以毛主席才會決定敲打山頭，并且很快在1955年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行動，將原來的6個軍區劃分為十二大軍區，分別是沈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昆明，成都，蘭州，新疆，西藏和內蒙古軍區。

這次軍隊的改革是由當時擔任總參謀長的粟裕進行，并且方案不止這一個，當時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粟裕總共提出了6種進行軍區劃分的方案，不過最終所采用的卻是海陸邊防與內地作戰相結合的方式，部分合并，部分割裂，最終形成了12個軍區的劃分。

其實這一決定也受到了當時美蘇冷戰的影響，當時的我們決定加入蘇聯陣營直面原子彈的威脅，彭德懷曾帶領軍事干部專家團訪問過蘇聯，親自了解到了原子彈的威力，所以才會支持12個軍區劃分的決定。

粟裕對此也進行了解釋，“對軍區的如此劃分其實是基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今后在戰爭中可能廣泛使用原子武器的情況，當帝國主義發動戰爭時，很有可能利用其原子優勢不宣而戰”。

基于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以敵人兵力及其可能進攻的方向地形條件交通狀況以及我軍的戰略意圖作為軍區劃分的重要依據，所以最終才進行了這次改革，而在此之后，軍區內的司令員和政委分由兩人擔任，而且都是40歲到50歲之間的少壯派。

十二大軍區的體制一直持續到了1985年，期間也曾發生過細微改變，比如在1967年，由于中蘇關系惡化，內蒙古軍區被降為省軍區后劃分到北京軍區，1969年西藏軍區被劃分到成都軍區。

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后來發生的一場叛逃事件，毛主席親自下場主持了一次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軍事主官的輪換無疑是對軍內山頭主義的最大限度打擊。

1985年，我黨決定繼續對部隊進行大精簡，進行了百萬裁軍，最終在這一年的7月，中央軍委決定將整個軍隊調整為七大軍區，此次變動主要是因為現行的軍區體制內存在戰役縱深淺，獨立作戰能力弱以及機構重疊和后方部署重復等問題。

種種現象都不利于我軍的現代化建設，況且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再爆發大規模的戰爭，所以才決定對軍隊進行再度劃分。

從另一方面來講，鄧小平同志的這一次決策其實也是對當年毛主席敲打山頭觀點的又一次變相延續。

毛主席反復強調的守規矩，其實也是想要讓他們避免軍隊內的山頭主義傾向，畢竟這十分不利于內部團結。

雖然這種拉幫結派的情況是基于我國國情出現的，但毛主席卻依然在堅持改變這些弊端，曾經的六大軍區司令也一直在積極配合，這才有了如今團結的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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