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前高級官員：中國是全球契約組織最早且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10月24日，聯合國迎來成立80周年紀念日。80年來，聯合國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聯合國憲章》仍在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投下深遠的影子。在這份理念的延伸中，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應運而生。它以“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為目標，推動商界、政府與社會共同踐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前高級顧問杜暉賢做客《風云對話》，80年過去，聯合國能否凝聚新的共識？

杜暉賢：中國是全球契約組織最早且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主持人 朱梓橦：

那我們就從您在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的經歷和故事開始吧。請您談談那段經歷，您是如何參與建立全球契約辦公室的？

前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高級顧問 杜暉賢：

這是一個既有趣又漫長的故事，簡而言之，我的女兒曾經結識了喬治·凱爾，他是科菲·安南領導下的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而我對這個項目的理念非常感興趣。我的女兒當時在瑞典沃爾沃公司擔任高級主管，剛好來紐約度假，她給喬治打了電話，喬治說那就過來坐坐吧。于是我們在聯合國代表的咖啡廳里短暫見了面。我對他們當時想要接觸并邀請參與的人選很感興趣，結果發現，這些人中，很多是我認識的在世界各地商界擔任重要職位的人。于是我主動提出，可以聯系其中部分人士，詢問他們是否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全球契約。結果是，當科菲·安南召開會議正式啟動全球契約時，我聯系過的多位人士都收到了邀請出席會議，而我自己也獲邀參會。那算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觸到全球契約。會議結束時，我正走出會場，科菲問我，是否愿意到聯合國工作。如今我已是個退休老人了，但當時我答應了這份邀請。

主持人 朱梓橦：

回顧那段經歷，當初建立全球契約的動機是什么？

前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高級顧問 杜暉賢：

科菲·安南當時有幾個非常強烈的動因。其一，他深知企業作為聯合國公眾及利益相關方組成部分所蘊含的力量。正如你我都是聯合國的利益相關方，企業界和商界領袖同樣也是。所以我認為他在尋求一種方式，讓企業界能夠以利益相關方的身份，與聯合國建立更緊密的關系。他有一句名言廣為人知，在達沃斯，他問商界人士：是否有可能把市場的力量與創造力，與普世理想的力量結合起來。這正是他的理念所在。所以，擴展和拓寬聯合國的根基是動機之一，讓它更像是“屬于所有人的組織”。其二則是真正借助企業的力量，來幫助實現聯合國和平與發展的各項目標。

當我正式加入聯合國后，我的首要任務是前往世界各地，與各國政府和企業領袖們談論全球契約。而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人們對聯合國本身、聯合國能做什么以及想做什么，都存在非常模糊的認知。我認為很少有人真正花心思去了解聯合國。因此當我到訪某些地區時，當地人士視為這是難得的機遇，可以有機會與聯合國代表會面、探討科菲·安南的理念。這是首要觀察。就多數國家而言，推進工作相當順利。而真正的亮點是中國——我記得動身前有人聽說我要去中國，都說"你要去談人權、談勞工權益？祝你好運"。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中國領導層對這些議題非常重視，并表示：“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币虼酥袊蔀槿蚱跫s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杜暉賢：中國倡議促企履責，“光彩事業”助千萬民眾脫貧

一直以來，中國堅定推進多邊合作，始終是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和建設者。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積極參與聯合國框架下的可持續發展進程。全球契約組織目前匯聚了145個國家的1.2萬家企業，是全球最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倡議。其中，中國企業超過1100家。二十多年前，正是時任聯合國秘書處高級參贊的杜暉賢率先將“聯合國全球契約”引入中國，為中國企業了解并踐行國際可持續發展理念搭建了橋梁。

主持人 朱梓橦：

像中國、美國以及歐盟這樣的國家，它們都有著不同的議程、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文化。那么企業、國家及民眾究竟如何在這些國際協調進程中凝聚共識？我認為這個過程必然也存在協調環節。

前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高級顧問 杜暉賢：

確實。我在想“協調”這個詞是否準確。如果你把人權、勞工權利、環境保護和反腐敗原則作為全球契約的原則——這些都是普世價值，因此，它們是協調要素。但就協調工作本身而言，我認為全球契約的實際介入有限，它更多是提供一個供各方協作的平臺。我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的發展，目睹中國企業與各國企業間開展大量優質對話——他們逐漸形成相近的思維方式，或至少能在相同議題框架內進行討論。我認為這在促進企業間共識凝聚方面成效顯著。參與方不僅限于企業，還有許多非政府組織加入，這些組織的參與本身正是積極的發展。

主持人 朱梓橦：

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請您談談這個倡議。您認為它做出了哪些貢獻？

前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高級顧問 杜暉賢：

我觀察到這項倡議已經并正在產生深遠影響——它不僅改變了中資企業對發展中國家的認知視角，使其不再視這些市場為簡易獲利場所，而是更切實地推動企業與產業界積極履行相關領域責任。我認為這是其中至為關鍵的環節。從發展模式中孕育的成果，諸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是典范案例——該構想源自中國，總部毗鄰奧運園區，而所有權歸屬于110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是股東，銀行治理通過股東選舉的董事會實現。因此這雖始于中國倡議，但已真正發展為國際性事業。我認為這正是體現倡議可行性的例證。

另一個范例是中國重要的扶貧項目——“光彩事業”。這個項目以非常卓越的方式匯聚企業、政府、公司與農戶，讓各方各司其職。其運作成效十分顯著：農戶提供土地及耕作經驗；企業提供資金與生產資料；最重要的是，企業能承擔風險——因為如果農戶承擔風險，農作物歉收時，農戶將面臨生存危機。而企業機構則具備風險承擔能力，可以說擁有足夠的緩沖空間。它們擁有足夠的洞察力和市場理解力，能判斷哪些風險可以承擔，哪些風險不能承擔。如果要承擔這些風險，又該如何承擔。政府則可以提供它擅長的：比如基礎設施、道路、電力、水利等。通過讓各方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協同發力，就能取得巨大成效——僅這一項創新舉措，就幫助約一千萬中國人擺脫了貧困。該模式至今尚未在其他國家成功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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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王志江

編導：那可

編輯：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