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種小說｜當一位律師在自己國家開始流亡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小鳥與好奇心）

這是一些殘片的打撈，你看到一些名字，一些跳躍的情節，一些熟悉的意象，也可能是他計劃中有待展開的宏篇巨制的一部分（他們說他一般同時開始寫三篇短篇小說，甚至是五篇），但足以讓你想起那個羅貝托·波拉尼奧。他已經離開很久了，沒想到你還能再看到他，盡管只是殘片。你在熟悉的氣味中想象它可以有的情節——或者想象那個卷發的戴眼鏡的男人，匆忙地急三火四地趕他的稿子，在上帝的悲憫和肝被耗盡之前，拼盡全力把散落在無盡空間里的他的靈感和創造力收攏進到一個口袋中。

“多年以后，貝拉諾定居在地中海邊一個小鎮里。利馬回到了墨西哥。他回到墨西哥城。”

就是這種味道。貝拉諾，利馬，里梅爾克，兩個南美人出現在歐洲，有時是巴黎，有時是加泰羅尼亞……有些作家讓你悲傷，他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蹤，你再也看不到他寫的那些故事了。

經“世紀文景”授權，我們把小說開頭發布如下：

令人難以忍受的高喬人

獻給羅德里戈·弗雷桑

和曼努埃爾·佩雷達交往密切的人認為他有兩項突出的美德：作為父親，他細心溫柔；作為律師，他無可指摘，他的誠實—在這種品德并不被推崇的國家和年代——是有口皆碑的。關于第一點，他的一雙兒女貝貝·佩雷達和庫卡·佩雷達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度過了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長大后他們指責父親將他們保護得太好，尤其是在對實際問題的處理上，父親為他們做得太多，以至于他們從不知道現實的殘酷。關于律師工作，也沒什么可說的，他賺到了錢，收獲了許多朋友而不是四面樹敵，這并不容易；在面臨選擇，是做法官還是代表某黨派參選議員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在司法領域更進一步—盡管這意味著將無法獲得如從事政治活動那樣多的經濟回報。

不過，三年后，他對司法界徹底失望，便放棄了公共生活，至少有那么幾年，他投入到了閱讀和旅行中。當然，一定存在一位佩雷達夫人，她結婚前姓赫希曼，據說佩雷達曾經瘋狂地愛上了她。許多老照片可以證明這一點：在一張照片中，佩雷達身著黑色西裝，和一位金發——幾乎是白金發色——女郎跳著探戈，她對著鏡頭微笑，而他那像夢游者或羊羔一般的眼神，只聚焦在她身上。很不幸的是，佩雷達夫人在庫卡五歲、貝貝七歲時突然去世了。雖然人們都知道佩雷達的社交圈子里有幾位與他關系友好（但從不是男女朋友關系）的女士，而且她們都具備成為佩雷達夫人所需的所有品質，但這位年輕的鰥夫并沒有再娶。

有兩三位親近的朋友問佩雷達為何一直保持單身，他的回答總是相同：因為不希望尚且年幼的孩子們面對來自繼母的（難以承受的，他原話是這么說的）壓力。在佩雷達看來，阿根廷最大的問題，至少是那幾年這個國家的所有問題，恰恰源于繼母問題。我們阿根廷人，他說，我們從來沒有過母親，或說她是隱身的，要么就是她把我們遺棄在了孤兒院門口，然而，從偉大的庇隆主義繼母開始，我們有過太多繼母，各種膚色的。最后他總結道：在拉丁美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我們更了解繼母問題。

盡管如此，他的生活很幸福。他常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生活很難不快樂，這座城市是巴黎和柏林的完美結合，雖說仔細觀察的話，更像里昂和布拉格的完美結合。他每天和孩子們一起起床、吃早飯，再把他們送到學校。上午剩下的時間他用來讀報紙，總是至少閱讀兩份報紙，十一點吃點心后（一般是肉和香腸，黃油抹法國面包，兩三杯國產或智利產的紅酒，除了在某些特殊的場合，如果有必要的話，他會喝法國紅酒），睡午覺到一點。然后他會獨自在空蕩的餐廳里一邊讀書一邊吃午飯。年老的女傭漫不經心地看著他吃飯，銀鑲邊相框里黑白照片中已故妻子的目光也陪伴著他。他午飯吃得不多：一碗湯、一點魚和土豆泥，他一般會等到放涼了才吃。下午，他會輔導孩子們做功課，兩位擁有意大利人姓氏的老師會到家里給孩子們上課，他會安靜地陪庫卡上鋼琴課，或旁聽貝貝的英語和法語課。有時庫卡學會了彈整首曲子，女傭和廚娘就會湊過來聽，佩雷達充滿驕傲地聆聽她們對女兒的小聲贊揚，一開始他覺得太過夸張，但多想兩遍后，又覺得她們夸得貼切到位。晚上在給孩子們道過晚安并無數遍囑咐用人們不要給任何人開門后，他會去科連特斯街上他最喜歡的咖啡館，他

最多待到一點，不會再晚了，他在那里整晚聽他的朋友們或朋友的朋友們講一些他不知道的事，他懷疑即使自己先前了解這些事，也只會覺得極其無趣。然后他起身回家，此時家里的人都已經睡著了。

孩子們最終長大成人。庫卡先結婚，隨后搬去了里約熱內盧；貝貝致力于文學，確切地說是在文學方面取得了成功，成為一名知名作家，這讓佩雷達很驕傲，兒子出版的書他不僅每本甚至每頁都認真閱讀。貝貝成名后還在家住了幾年（哪兒會比家更好呢？），之后他也像妹妹一樣遠走高飛了。

起初，律師試圖結束孤單一人的生活。他和一個寡婦在一起了一段時間，后來在法國和意大利旅行時又遇到一個名叫瑞貝卡的年輕女孩，可最后他發現，整理自己龐雜凌亂的書房就能感到滿足。這期間，貝貝在一所美國大學教了一年書，當他從美國回來時，佩雷達已經變成一個早衰的老人。貝貝很擔心，便盡量多陪在父親身邊，他們有時會一起去劇院或影院，佩雷達總是睡著；有時候，貝貝會強迫（只在開始時）父親和他一起參加黑鉛筆咖啡館辦的文學沙龍，一些獲得市級獎項加冕的作家會在沙龍上就祖國的命運進行冗長的發言。佩雷達通常一言不發，不過他開始對兒子的作家同行們的發言感興趣了。他們談文學的時候，他確實感到無聊。在他看來，阿根廷最好的作家是博爾赫斯和他兒子，其他都是廢話，但他們一講到國內外政治，佩雷達便如遭電擊一般全身緊張。從此以后他的日常活動發生了變化，他開始早起，然后在書房的舊書堆里翻來翻去，雖然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找什么，接著整個早上都用來閱讀。他決定戒酒，不吃過于油膩的食物，因為他認為這兩樣東西會使自己變遲鈍。他的衛生習慣也變了，很快就不再每天洗澡，出門前也不再精心打扮，還有一回，他沒打領帶就去公園里讀報紙。有時他的老朋友們也很難從這個“新”佩雷達身上找到他們熟的老友——那位各方面都無可指摘的律師——的任何影子。有一天，他起床時感到比平常更加緊張不安，因為將要和兩個已經退休的朋友吃午飯，一位曾是法官，另一位曾是記者，整頓飯下來他沒停止過大笑。最后，在他們品嘗白蘭地時，前法官朋友問他到底是什么讓他這么開心。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沉淪，佩雷達回答。前記者覺得他這位律師朋友大概是瘋了，便建議他去海邊散散心，來自大海的空氣令人精神振奮。而前法官不是一個喜歡隨便揣測原因的人，他覺得佩雷達只是突然想換個話題而已。

幾天后，阿根廷的經濟確實垮了。美元賬戶被凍結，那些還沒來得及將資產（或積蓄）轉移到海外的人突然發現他們的賬戶里空空如也，只剩下一點讓人看一眼就會起雞皮疙瘩的債券和期票——一支被遺忘的探戈和國歌的歌詞在某種程度上啟發了這些含糊的承諾。我早說了吧，佩雷達對每個人都這么說，如果還有人愿意聽他說的話。街道上擠滿了被國家、銀行或別的什么所欺騙的人，和那時的許多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民一樣，他也在兩名用人的陪同下排起了長隊，和（意外地令他感覺十分親切的）陌生人展開漫長的閑聊。

總統辭職的時候，佩雷達也參與了敲鍋抗議。抗議發生了不止一次。街道有時似乎被各個階層的老年人所占領。佩雷達喜歡這一切，他并不清楚原因，但覺得這是事情開始變化的標志，有什么東西在暗中松動了，他也不排斥和封路抗議者們一起上街示威，盡管此類游行總是很快就演變成暴動。短短幾天內，阿根廷換了三位總統。沒人帶頭鬧革命，也沒有軍人冒出發動軍事政變的想法。也就是在那時，佩雷達決定回鄉下去。

出發前，佩雷達跟女傭和廚娘講了他的計劃。布宜諾斯艾利斯正在腐爛，他說，我要回莊園去。他們坐在餐桌旁聊了幾個小時。廚娘去莊園的次數和佩雷達一樣多，她過去總說鄉下不適合像佩雷達這樣有學識的一家之主，因為他總是操心孩子們是否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莊園在佩雷達的記憶中已經逐漸褪色、變得模糊，他只記得一棟中庭破敗的宅子、一棵令人恐懼的大樹和一座總有暗影閃動的谷倉，也許是老鼠。那天晚上，佩雷達一邊喝茶，一邊向他的用人們坦白：他幾乎已經沒錢支付她們的薪水了（所有錢都被凍結在銀行里，也就是說，都沒了），他唯一能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帶著她倆一起回鄉下，他相信那里至少食物充足。

女傭和廚娘為他感到遺憾。佩雷達說到動情處流下了眼淚，為了安慰他，她們讓他別為錢擔心，說已經打定主意就算沒有工錢也會繼續為他干活。這位律師堅決反對，不容許任何反駁。我這把年紀可是沒法做皮條客了，他微笑著說，笑容里混著歉意。第二天早上他收拾好箱子，搭出租車去火車站，她倆站在人行道上和他告別。

漫長又單調的火車旅行給了他足夠的時間反思人生。一開始車廂里坐滿了人，據他觀察，大家的話題基本分為兩類：國家破產的情況和韓日世界杯前夕阿根廷隊的備戰狀態。車廂里的人群讓他想起許久之前看過的電影《日瓦戈醫生》中列車駛離莫斯科的場景，雖然在這部英國人執導的電影里，俄國列車上的乘客們既不談論冰球也不談論滑雪。盡管佩雷達也同意理論上講阿根廷隊無懈可擊，但他認為勝算并不大。到了晚上，人們停止交談，佩雷達想起他遠在國外的孩子們，庫卡和貝貝，一些與他有過親密交往的女人——他以為再也不會記起她們——也悄然從遺忘中浮現，她們被汗水包裹著的肌膚在他躁動的靈魂中注入了某種寧靜，卻又沒有帶來真正的平靜，可能還帶來了一絲冒險的感覺，但也不全是。

列車在草原上重新啟動，佩雷達前額貼在冰冷的玻璃窗上睡著了。

他醒來時車廂已經半空，鄰座是個印第安人長相的男人，正在看《蝙蝠俠》的漫畫書。我們到哪里了？他問旁邊的男人。在古鐵雷斯將軍鎮，男人回答。哦，那還沒到，我是要去霍爾丹上尉鎮，佩雷達想。他站起來，松松筋骨又坐下。他看到荒漠中有一只兔子似乎在和列車賽跑，第一只兔子后面跟著五只兔子。領頭的兔子幾乎是在窗戶邊跑著，它眼睛睜得很大，仿佛與火車賽跑需要使出超人的力氣（或超兔，律師想）。跟在后面的兔子們你追我趕，就像環法自行車賽上的突圍集團。隨著幾次大跳躍，后面五只兔子的位置發生變化，第一名落到了最后一名，第三名又取代了第二名，第四名趕超了第三名，跟隨的兔子們就這樣慢慢縮短了和車窗下那只單獨奔跑的兔子的距離。一群兔子！佩雷達想，多么美妙啊！放眼望去荒漠中什么也沒有，只有無窮無盡的稀疏草場和大片低沉的云，讓人不禁懷疑附近是否真的存在村鎮。您是去霍爾丹上尉鎮嗎？他問旁邊的《蝙蝠俠》讀者。那人看漫畫極認真，不放過任何細節，仿佛正在參觀一座便攜式博物館。不，我在埃爾阿深佩埃德羅下車。佩雷達努力在腦海中搜索，但想不起來這是哪個車站。那是什么，車站還是工廠？佩雷達問。印第安人長相的男人盯著他說：一座車站。佩雷達發覺他的問題似乎惹怒了鄰座。自己向來謹慎，他想，一般不會以如此不恰當的方式提問，那不是他問的，而是潘帕斯草原讓他以這種直截了當、陽剛硬派、不容托辭的方式提問。

他又把頭貼在窗戶上，此時跟隨的兔子們已經趕上了單獨奔跑的那只，殘暴地撲向它，用爪子和牙齒撕咬它。嚙齒動物的長牙咬在身上，佩雷達想到這里不禁覺得恐怖。列車漸行漸遠，只能看到一團雜亂的棕褐色皮毛在鐵軌的一側翻滾。在霍爾丹上尉站下車的只有佩雷達和一位帶著兩個孩子的女士。站臺一半是木頭一半是水泥。佩雷達怎么也找不到工作人員。女士和她的孩子們沿著鐵軌走遠了，身影逐漸縮小，佩雷達算了算，他們走了至少四十五分鐘才完全消失在地平線上。地球是圓的嗎？他想。當然是圓的！他自己回答自己，然后坐在車站辦公室靠墻的木質長凳上消磨時間。他不可避免地聯想起博爾赫斯的小說《南方》，想到結尾處那幾段有關車站旁雜貨酒館的描寫，淚水濕了眼眶，又記起貝貝新出版的小說的情節，想象著兒子在美國中西部某所大學局促的房間里，坐在電腦前創作那本小說的情形。他激動地想：等貝貝回國，得知我回到莊園……直射的陽光和草原上吹來的陣陣和煦微風讓他昏昏欲睡。他睡著了，醒來時感覺有一只手在搖晃他的身體，一個跟他年紀相仿、穿著鐵路工人舊制服的男人問他在這里做什么。佩雷達說自己是阿拉莫·內格羅莊園的主人。那人看了他一會兒，說：您是那位法官？正是，他回答，我從前做過一陣子法官。法官先生，您不記得我了嗎？男人問。佩雷達認真地看了看他——這個男人急需一身新制服和理發——然后搖搖頭。我是塞韋羅·因方特，男人說，您曾經的玩伴，小時候我們在一起玩的。佩雷達回答：朋友，都那么久了，我怎么還會記得？且不說他的用詞，甚至連他的聲音，聽上去都十分奇怪，仿佛霍爾丹上尉鎮的空氣也參與了他聲帶或喉嚨里的共振。

確實，法官先生您說得對，塞韋羅·因方特說，但我還是覺得應該慶祝一下。他蹦蹦跳跳地進了售票處，仿佛在模仿袋鼠，出來時手里拿著酒和杯子。祝健康！他說著給佩雷達倒了半杯看似純酒精的透明液體，那味道像是石頭和燒焦的土地，佩雷達嘗了一口，就放在了長凳上。他說他不喝了，然后站起來，問塞韋羅去莊園要怎么走。兩人一起從后門出了售票處。去霍爾丹上尉鎮的話，從這邊穿過干水塘就到了，塞韋羅說，阿拉莫·內格羅是另一個方向，要遠一點，但是白天去的話一般不會迷路。保重身體，佩雷達說完便朝他的莊園走去。

莊園的主宅幾乎已經廢棄。晚上冷，佩雷達試圖找幾根木柴生火，但什么都沒找到，只得縮在大衣里，想著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將頭枕在箱子上睡著了。第二天晨光剛剛照進來他就醒了。井里還有水，可是桶不見了，繩子也爛了。得去買繩子和桶，佩雷達想。他吃了剩下的一點花生當早飯，那袋花生還是在火車上買的，然后檢查了莊園里數不清的天花板低矮的房間，之后出發去鎮上。一路上他都沒看到牛，但是看到了兔子，他覺得不太尋常。他不安地觀察著它們，兔子時不時跳到他跟前，不過只要揮揮手就能趕走。雖然他向來對火器不太感興趣，但是現在很想有把槍。除此之外，這趟出行還是很愜意的：純凈的空氣，清朗的天空，不冷也不熱，時而能望見草原遠處的孤樹，他覺得此番景象頗具詩意，仿佛那棵樹和荒無人煙的清簡氛圍只為他存在，一直耐心等待他的到來。

霍爾丹上尉鎮沒有一條路是鋪過的，建筑正立面被厚厚的灰塵包裹。剛走進鎮子他就看到一個男人睡在裝著塑料花的花盆旁。我的上帝啊，這里也太破敗了，他想。武器廣場倒是很大，市政廳是磚頭搭建的，給簡陋又破舊的建筑群增添了些許文明氣息。他問在廣場上抽煙的園丁哪兒有五金店，園丁好奇地看了他一眼，把他帶到了鎮上唯一一家五金店門口。店主是名印第安人，他把所有繩子都賣給了佩雷達，總共四十根編織粗繩，佩雷達檢查了好一會兒，似乎在找繩頭。選好商品后他對店主說：都記在我的賬上。誰的賬上？店主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記在曼努埃爾·佩雷達的賬上，佩雷達一邊回答一邊把剛買到的東西堆到角落。接著他問店主哪兒可以買馬，印第安人聳了聳肩，說：現在已經沒有馬了，只有兔子。佩雷達以為他是在說笑，回了一個生硬的笑容。園丁一直在門邊看著他們，他告訴佩雷達在堂杜爾塞的莊園能買到玫瑰色花馬。佩雷達向園丁要了莊園的地址，園丁陪他走了幾條街，直到一處堆滿瓦礫的地方，再往前就是荒野了。

莊園名為“我的天堂”，不像阿拉莫·內格羅那樣破敗。院子里，母雞在地上啄食，幾個印第安人長相的小孩在玩套索。棚屋的門合頁壞了，被拆下來靠在墻邊。主宅里走出一個女人向佩雷達道午安，他跟她要了杯水。他邊喝邊問女人這里是不是可以買到馬。您得等主人回來，女人對他說，而后轉身走進屋子。佩雷達便坐到水井旁趕蒼蠅打發時間。院子里到處是蒼蠅，好像有人正在制作腌肉似的，佩雷達沒怎么吃過腌制食物，除了腌黃瓜，還是許多年前在英國進口食品店買的。過了一個小時，吉普車的聲音傳來，他站了起來。堂杜爾塞是個矮個子，藍眼睛，面色紅潤。這會兒天氣已經有些涼了，可他仍舊只穿一件白色短袖襯衫。

一個穿燈籠馬褲、戴圍腰布的高喬人也下了車，個頭比堂杜爾塞還矮。高喬人只斜眼瞥了佩雷達一下，就走到棚屋給兔子剝皮。佩雷達介紹自己是阿拉莫·內格羅莊園的主人，最近想修整莊園，需要一匹馬。堂杜爾塞邀請他留下來吃晚飯。一起吃飯的還有佩雷達剛才見過的那個女人、他們的孩子和那個高喬人。房子里的爐子不是用來取暖的，而是用來烤肉的。面餅沒經過發酵，吃起來很硬，佩雷達覺得像猶太人吃的無酵餅，這讓他懷念起早逝的妻子，她是猶太人。但“我的天堂”莊園里沒有人看上去像猶太人。堂杜爾塞說話的腔調像克里奧爾人，佩雷達還注意到他用了幾個布宜諾斯艾利斯人才會講的俗語，仿佛他就是在首都的盧羅別墅街區長大的，剛剛搬到潘帕斯草原上生活。

交易進行得很順利，佩雷達甚至無須費心在牲口欄里挑選，因為只有一匹馬在售。他說也許要一個月后才能付款，堂杜爾塞對此并沒有異議。倒是高喬人在晚餐時就一言不發，此時又露出懷疑的神情。告別時他們已為佩雷達備好鞍，給他指明了回家的路。

我多久沒騎馬了？佩雷達自問。有那么幾下，他擔心自己的身子骨要散架，畢竟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城里舒適慣了，坐慣了大扶手椅。夜里一片黑暗，如狼之口。真是個糟糕的比喻，佩雷達想，歐洲的夜也許像狼之口，但在拉丁美洲不是這樣，這里的暗夜猶如真空，一個茫茫無所寄托、無所庇護，完全暴露于極端天氣的懸浮空間。祝您好運！遠處的堂杜爾塞對他喊道。看上帝的意思了，他在黑暗中回答。

回莊園的路上佩雷達好幾次睡了過去。在一個夢里，他看見無數扶手椅在大城市上空盤旋，他認出了那座城市就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突然，扶手椅燃燒起來，火越燒越大，照亮了天空。另一個夢里，他和父親一起騎在馬背上，他們正在離開阿拉莫·內格羅，父親看上去很難過。我們什么時候回來？他問父親。小曼努，我們再也不回來了，父親回答。佩雷達一低頭，從最后這個夢中驟然驚醒，此時他已經回到霍爾丹上尉鎮。街角有家雜貨酒館還開著，他聽到有撥弄吉他琴弦的聲音，那人只是在調音，并不打算完整彈一首曲子，就像他在博爾赫斯小說里讀到的。有那么一瞬間，他想到了自己的命運，身為拉美人的操蛋命運，將會和《南方》里達爾曼類似的命運，但他覺得還沒到時候，一方面他還欠人錢，另一方面他也還沒準備好去死，佩雷達很清楚沒有人能為死亡做好準備。一個突如其來的靈感促使他騎馬闖進了雜貨酒館，老板在里頭，有個老高喬人正在彈撥吉他，還有三名年輕人圍坐在桌邊，他們看到一匹馬闖進來，十分吃驚，佩雷達覺得眼前一幕仿佛迪·貝內德托小說中的場景，內心竊喜，但沒表現出來，而是板著臉走到包著鋅板的吧臺旁，要了一杯烈酒。他一只手端著酒杯喝酒，另一只手悄悄緊握馬鞭，畢竟他還沒有買到匕首—按照傳統這是必備的。他讓老板把賬記在自己名下，然后走到年輕的高喬人身邊，為了重申自己的威嚴，他讓他們挪挪地方，因為他要吐痰，小伙子們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么，一口老痰猛地從佩雷達嘴里噴射出來，他們嚇了一跳，差點來不及避開。祝諸位好運，說完佩雷達再次消失在霍爾丹上尉鎮的暗夜中。

題圖來自電影《阿根廷，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