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曾請求回歸中國！卻遭到乾隆拒絕，如今才懂他多有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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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紫禁城養心殿內，乾隆皇帝正在批閱奏章，當看到兩廣總督孫士毅呈報的“安南國王阮光平乞求內附”的奏折時他沉吟良久，最終朱筆一揮：不準所請。

這個決定讓滿朝文武大惑不解——為何要拒絕送上門來的疆土？

18世紀末的越南正處于動蕩時期，西山朝建立的阮光平政權為尋求正統性，特意遣使向清朝朝貢，還表示情愿率土歸誠，永為藩屬。

以協辦大學士和珅為首的一派主張接受內附，認為這將擴大清朝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而軍機大臣阿桂等人則持反對意見，認為安南地處偏遠，治理成本過高。

乾隆在權衡利弊后，作出了維持宗藩關系的決定，他在諭旨中指出：安南蕞爾小邦，不若使之藩屏中國。

清朝在治理邊疆時，確實展現出了與之前王朝不同的思路，這個由滿洲人建立的王朝，似乎更懂得如何與不同民族打交道。

康熙年間編纂的《大清一統志》很能說明問題，特意將朝鮮、越南、琉球這些周邊國家列為在“外藩”，與內地各行省明確區分開來。

這種做法不是隨便分的，而是基于對各地實際情況的深入考量，每個地方的文化傳統不同，治理難度和成本也大相徑庭。

到了乾隆時期，清朝的疆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

根據現存于故宮的《乾隆內府輿圖》測算，當時實際控制的領土約1300萬平方公里，管理如此龐大的帝國，每項決策都要仔細權衡投入與產出。

如果從經濟角度算筆賬，接納越南內附顯然是個賠本生意。

當時清政府在云南、廣西等邊境地區的駐軍每年光軍費就要花費約80萬兩白銀，能從這些地方收上來的稅收卻只有30萬兩左右。

要是再把統治范圍擴展到紅河三角洲，估計每年還得額外增加100萬兩的財政支出。

這還不光是錢的問題，越南雖然也讀儒家經典，也實行科舉制度，但當地的社會結構和內地大不相同。

地方豪強在鄉村擁有很大勢力，朝廷政令往往難以真正落實。

明朝永樂到宣德年間統治越南北部的經歷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二十年間耗費軍費數百萬兩，最后還是因為當地人的持續反抗而不得不退出。

乾隆皇帝對這段歷史再清楚不過了，他在給軍機處的諭旨中特別提醒大臣們：

明永樂年間張輔征安南之事，可為鑒戒。而18世紀末的東南亞，局勢正在悄悄發生變化。

西方殖民者的身影已經出現在這片土地上：葡萄牙人早在16世紀就在澳門站住了腳，荷蘭人控制著爪哇島，英國東印度公司則在印度不斷擴張。

在這種形勢下，在南方保持一個緩沖地帶，對清朝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乾隆皇帝通過各地海關的奏報，對西方勢力的東進有所了解。

1793年接見英國使節馬戛爾尼時，他還特意詢問過英國在東南亞的活動情況，這讓他在對外政策上格外謹慎。

有意思的是，維持與越南的宗藩關系，反而能讓清朝獲得更多實際利益。

清朝通過控制邊境貿易每年都能從越南獲得大量東南亞特產，一旦直接統治，這些貿易優勢反而可能喪失。

歷史的發展證明了乾隆這個決定的明智之處，中法戰爭后，清政府雖然失去了對越南的宗主權，但也避免了與殖民勢力的直接對抗。

對比一下同時期英國在緬甸的處境——面對當地人的持續反抗，不得不投入大量軍事資源進行鎮壓，清朝的處境反而相對從容。

放長遠來看，中越兩國維系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實則推動了雙邊文化的深度交融，

漢字、儒家思想、科舉制度等文化元素在越南落地生根、廣為流傳，由此孕育出獨特的漢字文化圈，也在某種意義上催生了文化層面的親近感。

現代學者在研究這段歷史時，往往對乾隆的遠見表示欽佩，在今天的國際關系中，這種歷史經驗依然值得借鑒。

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往往需要在直接控制與間接影響之間找到平衡，在短期利益與長遠代價之間做出取舍。

這或許就是為什么，時隔兩百多年后，我們重新品味這段歷史，依然能從中獲得新的啟發。

參考資料：

1. 《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三百二十四

2. 《欽定安南紀略》，清代官修史書

3. 《大清一統志》乾隆武英殿刻本

4.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乾隆朝軍機處奏折錄副》

5.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中越歷史關系檔案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