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術創作或許需要重拾宣傳畫

可還記得街頭巷尾曾隨處可見的宣傳畫？那些用簡明圖像和響亮口號講述時代故事的畫面，曾是美術與普通人之間最緊密的連接，也是曾經無比輝煌的主題創作的重要基石。宣傳畫看似“簡單”的視覺語言，實則是幫助藝術家掌握高效溝通民眾的工具；其“鼓動性”，正是藝術凝聚共識的力量。

今天，隨著美術創作似乎越來越醉心于技藝與觀念，中國美術與普通觀眾的鴻溝日益擴大。提出“重拾宣傳畫”的主張，不是復古，而是希望中國美術直面“觀眾看不懂、群眾不喜歡”的困境，并從宣傳畫中尋找失落的價值：如何重建藝術精英與大眾間那座被遺忘的溝通橋梁，其當代價值，正蘊藏于宣傳畫對“有效傳達”與“大眾連接”的極致追求中。

不同于國畫、油畫、版畫、雕塑等重技巧的創作門類，宣傳畫以簡潔的形式語言和直觀的主題表達直達民眾，其關鍵不在“精”而在“懂”。看得懂、喜歡看，是宣傳畫的生命線。正是這種對“審美接受能力”的敏感，使得1950至1970年代的宣傳畫作品深得民心。《毛主席去安源》《文武之道 一張一弛》等著名油畫作品所體現出來的宣傳畫化、年畫化的風格，恰恰體現了藝術家主動下沉，與大眾同頻共振的努力。

更值得重視的是，宣傳畫不僅普及了美術語言，更培養了成千上萬的基層創作者。在當時，這些畫既是“作品”，也是“教材”，為彼時缺乏專業美術教育的中國社會提供了難得的視覺教化途徑。當藝術家和群眾都用紅黑雙色“假木刻”、直光源強照的舞臺美術或變體的“逆光冷”“逆光暖”的技法進行創作時，這種共同的視覺語法便構建了一種罕見的美術共同體。

宣傳畫的“簡單”，從來不是“粗糙”，而是一種針對具體需求的技術化選擇。色彩上，它強調強烈的對比與視覺沖擊，如紅黑、紅綠等配色構建出極具象征意義的視覺語言。構圖上，“月份牌”畫法與戲劇化的舞臺技法廣泛流行，既降低了制作難度，也呼應了大眾對甜美、光亮視覺效果的偏好。例如張璧梧的《養小雞，捐飛機》以正面強光照亮人物臉龐，既保證了審美的一致性，又提升了畫面的“真實感”；而孫荃的《婦女能頂半邊天》則以紅亮逆光制造出激昂情緒。這些“技術上的簡化”，反映的其實是對“有效傳達”的深刻理解。甚至一些后被譽為經典的主題性美術創作，也都在技法上與宣傳畫“靠近”。蘇光、王迎春、楊力舟的《文武之道 一張一弛》、沈嘉蔚的《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都在直光源構圖、顏色處理上顯現出濃厚的宣傳畫化特征。反倒是某些技術上“更復雜”的作品，雖然在構圖和技法上向列賓看齊，觀眾反應卻異常平淡，值得我們深思。

沈嘉蔚《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

論及宣傳畫的難點，就是極難掌握主題思想的提煉能力和畫面的概括能力，即與國畫、油畫、版畫等獨幅形式的畫種一樣，宣傳畫只能表現一個瞬間之內的空間，而不能表現多個時間、空間的人物事，抑制了美術家的發揮空間。而其劣勢的另一面就是，全民化的宣傳畫創作，迫使美術家反復錘煉自己，提高他們對政策、概念的理解力，并必須用最簡單的技術語言，把人與人、人與事的復雜關聯轉變為最簡單明了的圖示關系。

而不成熟、不成功的宣傳畫創作，往往會堆砌大量的人物和器物，以解釋復雜的時間、空間概念，甚至直接畫出標語、橫幅，以點明主旨。但形成悖論的是，這些用以解釋抽象概念的人物、器物等等，又造成了很復雜的構圖，反而弱化了圖像的概括力，導致這些宣傳畫主次不分，無法準確傳達畫面的本意。而這種越想表現清楚，但又越無法表達明白的死循環，就是宣傳畫創作的難點，也是當今主題性美術創作的痛點。

所以，縱覽數十年以來的主題創作的名作，如陳逸飛的《黃河頌》、陳衍寧的《漁港新醫》等等，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并不以技術著稱，但其作者多有宣傳畫創作的背景，即在宣傳畫的普及浪潮之下，他們學會了如何用最簡單的方式，有效地擴展作品的空間、時間的邊際。因此，盡管以今天得眼光來看，這些名作的技術語言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畫面卻具有無與倫比的思想容量，使人回味無窮。

陳衍寧《漁港新醫》

日后宣傳畫為何衰落？1980年代，宣傳畫作者的人員構成從基層群眾回到精英專業系統，藝術風格越來越強調形式美、觀念性與自我表達。這種宣傳畫創作的轉向，一方面提升了作品的“藝術高度”，卻也使普通觀眾感到隔膜。諷刺的是，這樣的宣傳畫只能在美展中摘金奪銀，卻常常難以被街頭的群眾理解；而真正“貼地氣”的畫作，卻因缺乏所謂“現代感”而不被正統藝術場域所接納。

更致命的問題還在于，美術界對宣傳畫功能的理解發生了錯位。部分藝術家和理論家開始刻意排斥宣傳畫的“鼓動性”，認為這是“說教式”的、落后的藝術語言，反對宣傳畫承擔社論功能，轉而強調形式語言的深化與“純粹”的審美追求。結果，宣傳畫創作逐步淪為“給行內人看”的形式游戲。盡管宣傳畫的使命，確是使人從美的享受中獲得教育和啟迪，但否定宣傳畫的功利屬性，無疑助長了“形式至上”的觀點，實則忽略了宣傳畫最寶貴的屬性——它的直白、它的交互性、它的鼓動力。

宣傳畫的衰退并非因為它的技術落后，也不是因為時代的淘汰，而是因為我們在“提高”的過程中忘記了這個畫種的“普及”價值。這導致近四十年來宣傳畫在技術精美、構圖復雜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其結果就是，普通觀眾難以“看明白”，也不容易“喜歡看”，而這不僅成為了今日宣傳畫的問題，也是今天主題性美術創作普遍遭遇的尷尬。

“普及與提高”曾是中國美術工作最根本的價值坐標。遺憾的是，這一理念已過度地傾斜“提高”，忽視了與民眾的溝通。當我們今天再次呼吁宣傳畫的復興，不是為了回歸過去，而是為了打開未來的可能性。我們應當思考：美術如何真正“服務人民”？如果我們不能解決“觀眾看不懂、群眾不喜歡”的問題，那藝術的公共功能將蕩然無存。

所以，當下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宣傳畫的價值。這種帶有大眾屬性的藝術形式，不應僅作為歷史遺存被收藏于博物館，而應重新成為美術工作者主動聯系民眾的介質。宣傳畫或許會消亡，但在AI繪畫、數字傳播成為常態的今天，宣傳畫的“普及”屬性更具再生的可能——中國美術必須繼承它對“溝通”的職責、對“明白”的堅持、對“共識”的追求，并以此重構美術精英與普通民眾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