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卿為何“負荊請罪”？

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因在西南無法立足，響應中央的號召北上陜甘北部，與紅一方面軍會合，雖然使紅軍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實際上卻使紅軍陷入了危機。

原來，過去國民黨是分兵追剿紅軍，如今紅軍集中起來，但國民黨的兵力自然也能夠集中使用了。另外，南方山高林密、物產豐富，但陜北及甘北地區糧食奇缺，所以紅軍集中后的處境反而會變得更加危險。

被蔣介石派到陜西剿共的張學良想聯蘇抗日打回東北老家，張甚至提出申請入黨，張不是普通人，何況蘇聯與張在東北成了仇敵，中央不能擅自吸收他入黨。但中央則承諾代為疏通，可以爭取蘇聯的援助，并向蘇共報告了有關張想入黨的意愿。

當然了，自從紅軍來到陜北，已經在暗中與張學良聯系了。因此，中央這時之所以集中紅軍來到陜甘北部，還是想要借助這里靠近蘇蒙邊境的地理位置，實現“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與東北軍等建立“抗日反蔣”的西北國防政府和組織西北抗日聯軍，奪取陜、甘、青、寧、綏數省，實現“西北大聯合”的計劃。

于是，中央馬上就擬定了《西征作戰計劃》，以接近外蒙和蘇聯為目的。1936年8月，中央給正在北上途中的二、四方面軍的電報中指出：紅軍三個方面軍必須配合東北軍打通蘇聯，出兵綏遠，接取蘇聯援助，建立西北國防政府。首先是準備于10月到11月間進攻寧夏。

而就在中央準備實行打通蘇聯計劃和成立西北大聯合局面的時刻，卻突然收到了共產國際8月15日來電，不僅否定了“抗日反蔣”的策略方針并反對吸收張入黨，而且明確要求紅軍要與蔣談判妥協。這意味著既不能策動西北幾省獨立，又無法在短時間內與蔣介石國民黨取得妥協的情況下，整個形勢轉瞬間就變得極其不利于紅軍了。

因此，中央于8月25日致電王明，請其轉告共產國際：“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而“為著避免與南京沖突，為著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系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

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記載，1936年9月8日，蘇共中央書記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聯名致電斯大林，提議同意中國紅軍占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準備給予中國紅軍大約15000-20000支步槍、8門加農炮、10門迫擊炮等援助。經過蒙古南部邊境，用運輸工具把它們運到寧夏。

次日，斯大林同意后，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批準了紅軍奪取寧夏、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軍事物資援助的作戰計劃。并告知中央：在紅軍奪取寧夏后，蘇聯將通過外蒙向寧夏運送約200噸左右的軍事物資。

然而，就在紅軍三個方面軍10月下旬在甘北會師之后，紅軍西渡黃河就嚴重受挫。紅四方面軍在渡河過程中被胡宗南的軍隊占據了渡河點，近5萬人的四方面軍有2.1萬人的主力部隊被隔在黃河以西。黃河以東的三個方面軍，由于只有1萬余人的二方面軍傷病過大，幾乎喪失了戰斗力。四方面軍剩余部隊戰斗力不強，僅靠一方面軍節節抗擊，不僅整個寧夏戰役完全失敗，而且黃河以東的紅軍也很快被逼入甘北定邊、鹽池一帶的狹小地帶。連衣食都成了嚴重問題。

為了生存，中央急電在上海的潘漢年與國民黨人陳立夫談判，但沒有談攏，下來紅軍只能開始進行第二次長征。但第一次長征紅軍損失高達90%，如果經過第二次長征，誰能保證紅軍能否存在？

就在紅軍處于最危急的時刻，先是東北軍67軍軍長王以哲與彭德懷配合，使紅一方面軍得以找到機會殲滅了胡宗南部緊隨其后的一個旅，暫時緩解了壓力。這時，張學良建議紅軍不要急于長征，要求紅軍“熬過一二個月”，等待時局變化。

果然，1936年12月4日，蔣率領大批軍政高級官員來到西安，12月12日凌晨張楊發動西安事變。陳誠、蔣作賓、陳調元、蔣鼎文、朱紹良、衛立煌、 陳繼承、蔣百里被拘押。國民黨元老邵元沖、憲兵一團團副蔣堃、憲兵二團團長楊國珍少將、憲兵三團團長楊震亞少將、侍從室第三組組長蔣介石的侄孫蔣孝先少將、邊業銀行西安分行經理王景樾、邊業銀行軍代表張乃強上校、侍從秘書肖乃華中校、侍衛官蔣瑞昌少校、警衛隊長毛裕禮等和衛兵隊17人被打死。還有侍從室主任錢大鈞中將、原39軍軍長胡若愚中將受重傷，以及西安城憲兵、軍警一百余人死亡——整個局勢突然發生了巨變！

東北軍離了開東北啥都不是。何況久處異鄉，人人思歸，幾十萬東北軍的穩定也是一個未知數。

在張的心里，蘇聯有實力，此時能助中抗日的國家只有蘇聯，蘇聯是東北軍重返東北的唯一希望。雖然張因中東路事件深深結怨于蘇聯，但紅軍承諾幫他進行疏通。張也深信，只要與紅軍統一步調，不難取得蘇聯的諒解。所以張等與紅軍秘密結盟及籌劃實行“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合”等等，目的就是想要通過這種辦法取得蘇聯的同情與援助，以便實現其收復東北的夙愿。

但張眼看紅軍或將再次進行長征而走，或將被國民黨軍消滅，他從此失去與蘇聯絡的機會，只有兵諫破釜沉舟，或許能聯共聯蘇共同抗日，重返東北。何況以蔣的地位、性格，他在武力脅迫下妥協的可能性很少。蔣若不從，兵諫可以取得蘇聯的諒解與同情，公開聯共聯蘇號召全國以西北為中心發動抗日，建立西北抗日聯軍、西北國防政府，反蔣可代之。因此，張楊更把周恩來等人公開接到西安，讓他們直接參與和蔣介石等人的談判工作，以表示愿與紅軍同進退。

其實，張并非不知蔣介石當時的影響和威望有多大，他對兵諫的結果顯然沒有太多的把握。據2000年版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記載，張之寄希望于紅軍，極力要求與之公開聯合，根本目的仍在試圖影響蘇聯和共產國際。張楊從事變一開始，就把這次所謂的“兵諫”行動，在內部明確稱為“一二一二革命”，不僅愿知道中共方面意見，“尤愿知國際意見”，他們甚至請紅軍速告：“國際對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

沒錯，不是兵諫，而是“革命”！否則，為何怎么殺了那么多蔣的親信呢？試想，如果蔣介石不妥協，張楊得到紅軍的全力支持，特別是得到紅軍背后的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大力援助與同情，張楊的“一二一二革命”，顯然很可能會成功。

然而，張學良分析國際局勢太簡單化、表面化了。他不知道蘇聯對華政策的出發點，主要是從如何便于推動中國抗日和避免把自己拖入戰爭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同樣，出于意識形態，蘇共會幫助和扶持中國紅軍，但這并不意味著蘇聯和共產國際會遷就中國紅軍及其盟友的現實需要，而無視蘇聯的利益。相反，中國紅軍必須依據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需要，及時地修正自己的決定，甚至是犧牲自身的利益。

其實，進入1936 年以后，蘇聯對華政策的已經非常清楚，特別是華北事變之后，蔣若舉一國之力抗戰，可以有效地幫助蘇聯牽制住日本人，蘇聯自然要爭取蔣介石抗日，而不是反蔣。共產國際絕不會支持任何反蔣的軍事政變，它更不會同意紅軍與張密謀來挾持蔣。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科叢書》記載，西安事變剛一爆發，莫斯科就公開對張及西安事變進行了尖銳的指責。緊接著，共產國際也明確指示中央要全力促成事件的“和平解決”。

張萬萬沒有料到，他“抗日反蔣”發動兵諫，爭取紅軍、蘇聯的支持，希望形成西北三位一體，建立西北抗日聯軍、西北國防政府，但蘇聯和共產國際改變了“抗日反蔣”策略方針，使“西北大聯合”計劃泡湯，張的滿腔激情卻在瞬間被澆滅！

既然蘇聯公開斥責張楊，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只得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轉變對蔣的態度，自然對事變在公開場合必須保持第三者的立場，而且必須全力推動和平解決問題，不能被張楊“硬綁”。雖然張一直希望紅軍能公開站在自己一邊，直到12月22日，他還給中央去電，要求同意公開成立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西北軍政委員會。

然而，中央于23日討論之后，仍舊委婉地表示了拒絕的態度。這件事至少說明，無論蔣介石是否妥協，張“一二一二革命”的期望是無從實現了。

兵諫之后，所謂西北三位一體必然難于持久，西北抗日聯軍、西北國防政府更根本無從談起。這時，張也只能親赴南京“負荊請罪”了……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被蔣整整軟禁了39年的張學良親筆寫下了一副挽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顯然，下聯是指1936年12月12日之前的張和蔣，而上聯寫的是1936年12月12日之后的蔣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