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王鵬：阿根廷G2會：兩極化世界與中美全面競爭時代的到來

這兩天，大統領要在嘟嘟囔囔說什么“G2”峰會……鴿不禁想起7年前在FT中文網上發表的一篇舊文。嗯，那年還是大統領的第一任期。雖然都7年了，時過境遷、滄海桑田，但那時拙文對“G2”的認識和評價，即便在今天看來也并未過時，甚至正好可以對當下大統領再次鼓吹的“中美新G2論”做出一定回應。故不揣冒昧，舊文重發，以饗讀者。

王鵬：十年前死去的G2概念在上周APEC大會（2018年11月）的爭執中以相反的面貌“還魂”。中國需正視兩極化帶來的挑戰，并早為之所。

更新于2018年11月30日 15:05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王鵬 為FT中文網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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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幽靈，一個“G2”（兩國集團）的幽靈，在太平洋兩岸游蕩。

它的肉身，十年前就死了——死于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間的傲慢與偏見、貪婪與猜疑。而它不甘的魂靈則在上周巴布亞新幾內亞APEC峰會上的大國拉鋸戰中意外“還魂”。

雖是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理論是對規律的解釋”（Theory is the explanation of law）。違背客觀規律的行為容易遭到國際體系的懲罰。無論是奧巴馬前總統“美國還將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不動搖”的豪言壯語，還是中國人民有關“國際社會必將走向更加平等的多極時代”的良好愿景，都未能動搖過去十年來國際體系“兩極化”的大趨勢——中美物質實力的差距在持續縮小（盡管最近這一趨勢似有逆轉），同時其他國家與中美兩國的差距在持續拉大——即便他們頭上仍頂著諸如“金磚”之類的種種桂冠。

這一結構性的質變直接導致的戰略后果是：對美國而言，再也不能無視中國的存在；對中國而言，再也無法繼續做“躲在樹叢后面的大象”（佐利克語），于是傳統的“韜光養晦”被近年來的“奮發有為”所取代，并通過大力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而成為“負責任大國”；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如果中美關系持續惡化，則他們將被迫做出艱難的“選邊”抉擇；對世界秩序以及包括G20、APEC在內的多邊全球治理架構而言，中美關系的裂變本身就是當前最大的挑戰。

為了適應新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十年來，中美雙方相互進行了反復的戰略試探和艱辛調適。十年前，正值美國深陷2008年金融危機漩渦中心之時，由美國智庫學者牽頭提出的“G2”（Group of Two，中美兩國集團）概念破繭而出，并得到美國部分政界人士的一定背書。然而，無論他們主觀動機究竟如何，至少G2的文本在大洋此岸被廣泛解讀為一種要求中國替美國“背鍋”、還債，卻不給任何回報、好處的缺乏誠意、自私自利的提案——如果不是某種蓄意的“陰謀”的話。那年尚負笈求學的筆者清楚記得，有中國知名學者用風趣的語言解讀這份proposal（該詞在英語中既有“提議”也有“求婚”的含義）：一個叫做美利堅的“渣男”給女孩子許下憑空的諾言，只求春宵一刻，卻不愿意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責任。

平心而論，中方的這類理解也并非沒有道理。在中方最為關切的臺灣等核心議題上，G2論者，無論民間還是官方，都沒有給出一個明白無誤且既讓中方可以接受又讓美方認定可行的方案；他們只是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做了一些調整。這些調整對美方而言可能過于慷慨大方，而對中國而言則較為小氣。總之，在中方看來，這個充滿“傲慢與貪婪”的提議并無甚實用價值，于是醞釀出中國版的G2——“新型大國關系”。該理念最初就是為中美雙邊關系量身定制的，旨在規避“修昔底德陷阱”，并搭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互利共贏的新型中美關系。遺憾的是，或許是出于第一超級大國的傲慢“慣性”——話語與規則的制定權斷不可假手他人，或許由于美國在諸如臺海等中方“核心利益”上實在無法“尊重中國”，或許是中美此后彼此間的一系列誤讀誤判，譬如美方將“相互尊重”理解為“平起平坐”（這在華盛頓眼里簡直是“老二”向“老大”赤裸裸的“逼宮”、“奪權”），而中文語境下這不過是委婉要求美國注意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總而言之，作為G2的替代品，“新型大國關系”在經歷了類似的反復斟酌與討價還價后，也終究無可奈何花落去，隨G2一同卷入歷史的塵埃中。

就這樣，在過去的十年里，由于雙方自身以及彼此互動層面的種種原因，十年前“理想的現實主義者們”（idealist realists）所期待的某種中美良性共存，甚或達成“全球共治”的愿景并未實現。彈指一揮間，十年后的今天，取而代之的已是眼下愈演愈烈的貿易戰、科技戰、孔子學院關停戰，合作項目毀約戰……太平洋兩岸早已物是人非。過去雙方的proposal，無論多么自利或傲慢，或者充滿猜忌，但至少都還是朝著緩和沖突、消弭矛盾的正確方向去發展。然而今天，大洋兩岸的人們談論的更多的卻是諸如“脫鉤”（decoupling）、“新冷戰”（new cold war）等概念。

Law is law。規律就是規律。十年一個輪回，一切仿佛重回原點。但此G2非彼G2。G2的魂靈還在，那是因為中美實力對比、國際體系結構的發展趨勢沒有因雙方的認知或嬗變的話語而改變。在上周剛剛結束的多邊主義區域論壇APEC上，由于中美矛盾而使大會的聯合宣言流產，這本身就是一個“兩極化”世界（至少在亞太地區）已經降臨的明證。其核心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一是中美“全面競爭”（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時代的提前到來，二是該兩極結構下的第三方，即中等大國，將面臨“選邊”的兩難。

十年前，美國部分有識之士認識（know）到這一點，并給出各種應對方案，但顯然美國政府沒有或不愿意承認（recognize）這一點，于是才有了被一些中國人視為“渣男條款”的“G2”論。而中國方面，可能部分由于“世界必將多極化”之外交傳統話語的影響，也可能受外交政策思維定式和官僚體制慣性的制約，總之既沒有“認識”到，也不會“承認”，自然更談不上未雨綢繆，為一個即將到來的兩極化世界以及中美不斷加劇的競爭提前做準備。

該來的總是要來。如果用倉央嘉措的詩歌把沃爾茲的洞見表述出來，那就是：你見或者不見，一個兩極化的世界就在眼前，不悲不喜；你果斷采取行動，或者把頭埋進沙土，新兩極結構的挑戰就在那里，不增不減。當然，“兩極”結構是“冷戰”的重要特征，但兩者并不等同。過去期盼中美“兩極”結構發展為“G2共治”的希冀雖已破產，但今天的人們至少還應該為管控兩國矛盾與沖突，使之橫盤在“全面競爭”（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的層面而不至于進一步惡化為全面斗爭的（新）冷戰。對當下的中國外交而言，最緊迫且現實的議題、任務恐怕是：首先拋去對美國種種不切實際的好感或憧憬，同時也避免滑向另一個極端，幻想在一場“史詩戰爭”中畢其功于一役；然后在精確計算的基礎上審慎考量如何在一個“全面競爭”時代下管控兩國分歧，捍衛國家利益，維護世界秩序，在更加險惡的環境中延續崛起/復興的態勢。

莎翁道：“世間為舞臺，冠笄皆伶人”。此刻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臺已搭好，幕已拉開，只待大國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