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的恥辱！養母虐殺、教練逼死，韓國虐童真相令人發指

對于發達國家，很多人的印象都是“高文明”、“高素質”、“高教育”的國家。

但近期看到韓國曝光的一些虐童案件，著實刷新了阿權我對“發達國家”這個名詞的認知。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韓國是世界上虐童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可能還沒有之一。

虐童問題帶來的案件在整個韓國社會都有非常大的比重，甚至官方還專門設置了兒童虐待預防的教育課程。

被遭受虐待的兒童無一不是承受巨大的家庭生存壓力，甚至有些還在襁褓中的孩子都會被親人索命。

那身為發達國家的韓國，為何會出現這么多慘絕人寰的虐童案？虐童的背后隱藏著韓國人怎樣的心理？

要說韓國的虐童案件，最讓大家記憶猶新的，可能還是讓無數人留下眼淚的小寶寶鄭仁。

2020年10月，首爾梨大木洞醫院的急救室里，16個月大的鄭仁讓見慣生死的醫生們感到窒息。

這個本該在襁褓中撒嬌的孩子，全身骨頭近乎碎裂，腹部積血，內臟嚴重受損，模樣堪比遭遇車禍碾壓。

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她的養父母安某與張某。

鄭仁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帶著不幸，出生即被親生父母遺棄，在收養機構度過短暫時光后，八個月大時被安某夫婦領養。

這對夫婦對外宣稱“想給四歲女兒找個伴”，看似溫情的理由背后，藏著的卻是對生命的漠視。

領養后的271天里，鄭仁從一個胖乎乎、見人就笑的孩子，變成了一具冰冷的小尸體。

法醫鑒定顯示，她生前曾遭受雙腳連續蹬踏腹部的虐待，這種成年人都難以承受的痛苦，落在了一個嬰兒身上。

值得深思的是，這場悲劇本有多次被阻止的可能。

托兒所老師曾發現鄭仁身上的瘀傷，多次報警卻未被重視，鄰居也曾目睹養父母拎著鄭仁的脖子，任憑孩子大哭也無動于衷，卻選擇了沉默。

而最令人窒息的還是韓國警方的處理方式，他們用玩偶模擬按摩測試鄭仁的恐懼反應，簡單來說就是對玩偶施加暴行，像看鄭仁有沒有反應。

但因嬰兒無法清晰表達情緒，便放棄了強制隔離，讓她繼續留在施暴者身邊，最后遺憾離世。

在阿權看來，鄭仁案的核心癥結，在于兒童保護機制的“事后補救”而非“事前預防”。

收養機構僅審核養父母的表面條件，卻缺乏對領養后家庭的長期跟進。

韓國警方依賴僵化的評估標準，忽視了嬰兒群體的特殊性。

直到事件引發全國震怒，韓國才緊急修訂法案，提高虐童處罰力度。

可這樣的改變，是用一個孩子的生命換來的，代價太過沉重。

如果說家庭中的虐童隱藏在緊閉的門后，那么教育機構里的暴力，則是擺在明面上的傷害。

2024年7月，韓國京畿道南揚州市的一家跆拳道館，五歲男童在教練A某的強迫下倒立20多分鐘，最終因搶救不及時死亡。

更令人發指的是，這位教練并非首次施暴，此前就多次對孩子扇耳光、進行高強度劈腿訓練，還以“傳統武道教育”為借口，掩蓋自己的惡行。

無獨有偶，2019年韓國某公立幼兒園也曾爆出虐童案，十名老師參與其中。

他們強迫孩子不停喝水直至嘔吐，教唆孩子互毆取樂，把孩童當成隨意操控的木偶。

可這些施暴者的下場，卻難以讓人信服：幼兒園案中最激進的老師僅被判四年有期徒刑，跆拳道館教練A某雖獲刑30年，但對比孩子失去的生命，這樣的懲罰仍顯蒼白。

在部分教育者眼中，體罰是“管教”的手段，卻忽視了兒童的身心承受能力。

教育機構本應是孩子的“保護傘”，如今卻成了“風險區”，這背后是韓國監管的缺位。

如果能建立嚴格的教育從業者準入考核制度，將兒童保護理念納入培訓核心，同時加強對機構的日常巡查，或許能減少此類悲劇。

更重要的是，社會需要摒棄“體罰即教育”的錯誤認知，讓“尊重兒童”成為教育的底線，而非口號。

縱觀韓國虐童案件，司法判決的輕縱始終是公眾爭議的焦點。

鄭仁案中養父母僅被判五年和三十五年有期徒刑，且存在減刑提前出獄的可能。

就在10月3日，韓國一名40歲的女主播因涉嫌虐待親生女兒致死，被警方逮捕。

這樣社會慘劇引起全社會的憤慨，但韓國官方始終沒有明確施暴者的身份，這無疑還是一種暴斃行為。

即便2025年韓國通過刑法修正案，將殺害嬰兒的刑罰提高至死刑，但在此之前，無數施暴者因“重罪輕判”未能得到應有的懲戒。

韓國司法的寬松，無疑降低了虐童的犯罪成本。

當施暴者意識到“虐童不用付出沉重代價”，暴力行為便更容易滋生。

而韓國社會層面的漠視，更是為悲劇添了一把火。

冰柜死嬰案中，一位母親將2018年、2019年出生的孩子先后虐殺后藏入冰柜，直到2023年才被發現。

更令人震驚的是，2015至2022年韓國有兩千多名新生兒未登記，其中超十分之一確認死亡。

這些數據背后，是部分父母對生命的漠視，也是鄰居、社區“事不關己”的沉默。

韓國并非沒有相關法律，鄭仁案后修訂的法案要求醫療機構14天內通報嬰兒出生信息，出生登記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但制度的執行卻屢屢打折。

5萬韓元的罰款就能“擺平”未登記問題，讓本應保護兒童的機制形同虛設。

韓國虐童問題的根源，從來不是缺少法律條文，而是缺少“把孩子當人看”的社會共識。

兒童保護從來不是某一個部門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只有當司法、教育、社會形成合力，織密一張無死角的保護網，韓國的孩童才能真正遠離傷害，在陽光下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