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曾直言：有些英國人，真把香港曾經的輝煌當自己功勞了？

“香港的繁榮不是英國的功勞，而是因為它走運了。”英國學者馬丁·雅克這一論斷擊破了長期縈繞在香港歷史上的迷霧。

2019年接受采訪時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香港的騰飛與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密不可分，而非某些英國人自我標榜的殖民統治成果。

馬丁·雅克實際說得直白，香港在1970年代末至1997年間經濟發展蓬勃，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而非英國的殖民統治智慧。

“香港成為中國內地與世界連接的橋梁，這是歷史機緣而非英國殖民者的設計。”雅克分析道，中國內地從1978年開始的漸進式開放過程，為香港提供了獨特的發展窗口。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數據印證了雅克的觀點。

2022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從1997年的1.37萬億港元增長至2.86萬億港元，港股市值從3.2萬億港元飆升至58.6萬億港元。香港連續25年獲評“世界最自由經濟體”。

深圳的崛起從側面反映了香港歷史地位的變遷。曾經作為香港學生的深圳，如今已轉變為中國的科技中心，在創新領域僅次于硅谷。而香港的競爭優勢在逐漸消退，因為它不再具備唯一性。

而在英國殖民時期，香港的治理結構完全是為殖民統治服務。

港督擁有絕對權力，立法局和行政局僅僅是咨詢機構，華人被系統性排除在決策層外。直到1880年，立法局才出現第一位華人議員伍廷芳，但正如當時港督軒尼詩所言：“伍廷芳在立法局里等于零。”

殖民政府推行的種族歧視政策堂而皇之。公園規定“中國技工和勞工不準在公園內穿行”，歐洲人與華人的居住區域嚴格劃分，最好的地段保留給歐洲人。

然而在回歸前夕，英國政府卻開始急轉舵。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熊玠指出，1985至1997年間，英國對香港制度進行了大規模修改，特別是在末代港督彭定康任內。

后來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推出了所謂的“民選立法會”。此前香港的立法局成員一直由港督任命，從未實行過民主選舉。熊玠指出，英國人的目的是制造“期望高漲、無法滿足的革命”。

更值得關注的是，英國在臨走前廢除了《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這兩個關鍵法規。前者原本要求游行者必須向警方申請許可證，后者則授權港督可取締任何涉嫌“里通外國”的社團。這些變更埋下了深遠隱患。

不過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部分源于殖民時期的經濟結構。馬丁·雅克指出，香港經濟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由少數財閥壟斷，缺乏競爭力。

而這種壟斷型經濟特別體現在房地產領域，幾個大家族控制了香港的土地資源和房產市場，導致房價高企，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年輕人上升通道狹窄。

面對這些挑戰，香港需要“向北看”。馬丁·雅克希望香港的年輕一代能夠超越殖民時期形成的西方導向思維，更多地面向內地，從中國的視角思考未來。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步伐加快，香港正獲得新的發展機遇。港珠澳大橋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提升了香港與內地的連通性，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了條件

再看如今的維多利亞港，已不再是殖民者的廣告牌，且這香港的未來不在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