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決定營商環境的，是認知水平！

了解一個地區的營商環境，看當地政府工作報告，沒有說自己不好的，都是“優化”“改善”“提升”“滿意”之類的關鍵詞。

但營商環境到底怎么樣，還是企業家最有發言權。

最近跟一些企業家聊了聊不同地區營商環境的差異，收獲很大。因為他們都在多地擁有工廠，對比之下的感受最深刻。

當大部分企業家從政府辦事效率高不高、政策力度大不大、服務優不優、契約精神好不好等角度來分析的時候，另一位企業家的思考角度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說，不同的營商環境其實反映的是不同的認知水平。

我請他展開講講。

他說，我們在不同地方建廠，有些地區從政府到民間都夾道歡迎，真心認為企業落地是件好事；而有些地區的某些部門，卻覺得我們是來“添麻煩”的，因為憑空多了一項工作要應對。

當我把這個觀點分享給一位政府官員時，他也跟我講了一個例子。

他說，某座沿海GDP萬億級的副省級城市，與企業聯系較為緊密的政府部門中，竟然有公務員認為——自己的工資來自財政，企業的好壞與他們無關。

我聽完十分震驚。企業是財富創造的主體，它們帶動就業、貢獻稅收、推動創新、促進繁榮——這是改革開放近半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常識，為何仍未成為共識？

如果連這樣基礎的認知都不具備，何談真正的營商環境優化？

真正好的營商環境，從來不是紙面上簡化的審批流程、優惠的稅收政策，而是“企業是發展之本”的樸素認知。

認知，是人們對事物本質的理解、判斷和決策的底層邏輯。它如同一片土壤，而政策、法規、服務不過是這片土壤上長出的植物。土壤貧瘠，再好的種子也難以繁茂；土壤肥沃，萬物才能生機勃勃。

越思考，越能體會“營商環境就是認知水平”這個判斷的深刻含義。

認知驅動行為，認知不同，行為就不同。

來看一個鮮明的對比。

A地：領導在招商引資大會上慷慨陳詞，熱情承諾“金牌服務”。但企業落地后，遇到一個技術性問題尋求幫助，相關部門負責人眉頭一皺：“這不符合我們過去的慣例，有風險，要不你們再等等？”

B地：企業提出一個前沿的創新模式，當地官員的第一反應不是“沒聽過”或“不行”，而是“我們馬上組織專家論證，看看需要我們如何調整規則來適配你們的發展”。

這背后的差別，根源在于認知。A地的管理者，其認知停留在“管控”層面，他們的核心訴求是“不出事”，行為模式是“規避風險”；而B地的服務者，其認知已躍升到“共創”層面，他們理解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激發活力”，行為模式是“解決問題”。

曾有北方官員帶隊去浙江學習，參觀一個新的文旅項目時詢問：這個新事物你們怎么監管？對方不解：為什么要監管？參觀者說：出了問題怎么辦？對方答：出了問題有法律管著，依法辦事就行。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敢觸碰法律，不用再專門為這件事弄一套制度流程。

聽完這個故事，我心中也有一個疑惑：這位北方官員學習之后會怎么想？是認可浙江模式，還是覺得他們考慮的不如自己周到細致？

當一座城市的決策者，其認知水平仍停留在“官本位”的行政管理，而非“客戶導向”的公共服務時，即便流程表上再精簡，企業在實際運營中感受到的，依然是那堵無形的“認知之墻”。

這幾年我們大談營商環境，一個重要目的是招商引資。但看似相同的招商引資動作，背后卻有兩種不同的認知模式。

一種是“狩獵式認知”，把企業視為獵物，優惠政策只是誘餌，引進來后就想辦法“收割”。

我們看最近的一個案例。

有多家媒體報道稱，“貴州仁懷市茅臺鎮一家投資8億元建成的白酒污水處理廠被當地政府突然解約、強行接管”。輿論發酵后，遵義市政府表示提級調查，并及時公布結果。

看了南方周末的深度報道《貴州仁懷官員獨家回應茅臺鎮污水廠解約糾紛》后，我對仁懷市政府的強行接管做法有兩點疑問。

一是在《解除合同通知書》中，政府方面列出了五條企業的重大違約內容，包括未在約定期限內完成項目建設、未備足流動資金導致項目運轉不正常等。且不論責任在誰，正常來講，招引來的企業遇到困難，政府不應該出手幫扶一把嗎？

這幾年我也在不同地方政府工作過，面對困難企業，我們都是千方百計地去幫扶，幫忙找資金、找市場、找出路。做企業哪有一帆風順的，如果遇到困難就被“收割”，以后誰還敢去投資？

二是解除合同尚未獲得法院支持，政府為何就能強行接管企業？法律的權威何在？當地政府的解釋是，“當時情況比較緊急。仁懷酒廠比較多，天天生產都要排污。污水處理廠運行不正常的話，酒廠要么停產，要么污染環境。政府接管過來的目的，就是讓酒廠正常運行?！边@個解釋帶來了一個新的疑問，仁懷酒廠一直就很多，當地之前的污水都是怎么處理的？

還是等提級調查的結論吧，到底是保護外來企業，還是保護本地官員，也是當地營商環境的真實映照。最近甘肅一供熱民企30年特許經營權5年作廢，投3.7億遭強行接管等熱點事件也引發熱議！

與“狩獵式認知”相對的是“農耕式認知”。這種認知將經濟生態視為一片農田，政府的工作是松土、施肥、澆水——也就是完善基礎設施、保護產權、提供陽光雨露式的服務，讓種子（企業）自己生長。他們追求的是整片土地的肥沃與豐收，而非一株幼苗的即時回報。

擁有“農耕式認知”的主政者明白，一個行業巨頭的落戶，能帶動整個產業鏈的繁榮；一家獨角獸企業的誕生，能吸引大量人才和資本的聚集。

前段時間調研某縣級市汽車產業集群的發展歷程，就是一個鮮活的案例。當地從90年代中期推動國企改革，將一家農用車生產企業無償劃轉給北京某大型企業。后者帶來技術、資金與管理，使該企業迅速騰飛，成為就業與利稅大戶，并帶動了300多家配套企業成長。

在采訪一家已經上市的配套企業時，我問了對方一個問題：龍頭企業帶動了你們的成長，你們有沒有在當地也培育出自己的配套企業？對方告訴我，他們曾從南方采購某配件，因距離遠、合作不便，便鼓勵本地一家鑄造企業嘗試生產該配件。如今，那家企業也已成長為重要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從生根發芽到開花結果，再到開枝散葉、蔚然成林，當地政府用三十年時間培育出了一個幾百億規模的產業集群?！稗r耕式認知者”關注的不是一城一池的稅收得失，而是整個生態的價值增量。這種長期主義的認知，才是營商環境最寶貴的“定心丸”。

當然，營商環境也不是政府的“獨角戲”，而是政府與企業、社會的“協奏曲”。企業家的認知水平同樣至關重要。

一個地區，如果企業家群體普遍認知陳舊，熱衷于尋租、搞關系、做套利生意，而非創新、打磨產品、創造價值，那么即便有開明的政府，也難以形成健康的商業生態。

反之，當一批具備全球視野、崇尚創新、敬畏市場的企業家涌現時，他們會反過來“教育”和“倒逼”政府提升認知。他們會提出更前沿的問題，要求更透明的規則，擁抱更激烈的競爭。這種良性的互動與共振，才是營商環境不斷優化的核心動力。

深圳為何能成為“創業之都”？其根源在于，從政府到企業，再到每一個普通人，都普遍擁有一種“發展才是硬道理”“敢為天下先”的認知共識。

我在《》一文里提到，放開不必要的管制，鼓勵競爭、信任市場，正是深圳搞活協會經濟的制勝密碼。

實際上，這種“鼓勵競爭、信任市場、擁抱創新”的集體認知也正是深圳經濟持續繁榮發展的文化基因。因為認知共識，比任何單項政策都更為強大和持久。

當我們再度審視“營商環境”這個課題時，或許應該少談一點“我們出臺了多少條政策”，多談一點“我們是如何思考的”。

對主政者而言，需從“權力認知”升級為“服務認知”，從“短期政績認知”升級為“長期生態認知”。真正的服務，是理解企業發展的真實痛點，并在認知上與之同頻。

對企業家而言，需從“關系認知”升級為“創新認知”，從“投機認知”升級為“價值認知”。

一個地方的繁榮程度，與其地理條件、資源稟賦有關，但更與當地政府和社會精英的認知天花板緊密相連。

打破認知的牢籠，才是最優的營商環境。

No.6607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簡介：上海交通大學深圳研究院特邀研究員、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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