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 | 歷史寫作的情感、概念與敘事

楊奎松教授

作者：楊奎松

來源：澎湃研究所（ID: ppyjs1905）

同學們好，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每個老師研究歷史的方法、包括他們寫作的經(jīng)驗，都不一樣，所以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風格和特點。如果每位老師都為你們做一個這樣簡單的介紹，講述一下自己的寫作經(jīng)驗，可能對你們更有幫助。

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個人的寫作與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我認為我的研究寫作值得注意的是兩個特點：一個是我比較擅長邏輯思辨。在史實研究方面，我比較善于透過古人及今人的文字表述，及其與相關史實間的邏輯關系，發(fā)現(xiàn)問題。

再一個，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我自己經(jīng)常需要警惕的弱點，就是比較感性。雖說做歷史的人需要客觀、中立，要盡最大努力不夾帶自己的感情色彩去著書立說，但要我在閱讀、梳理、講述一個個鮮活個體的苦難與犧牲的時候，無動于衷，不問一個為什么，也確實做不到。

記得是在世紀初年的時候，當時《歷史研究》的主編在電話中突然問了我一個問題，問我能否用最簡單的幾個字概括一下自己的研究特點，我當時直接反映出來的就是一個字：“情”。我之所以會這樣說，就是因為我很早就注意到我在研究中確有這樣一種特質。經(jīng)過相當長時間的觀察，我也確信，我并不會因此而變得偏激，以至于偏離學術研究的軌道。恰恰相反，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家都很強調陳寅恪先生對治史者的一個要求，即治史者要“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

但我注意到，并不是所有治史者都能夠把陳寅恪所說的“古人”平等視之。可以說相當多的人其實只能“同情之理解”某些“古人”，而無法同情于另外一些“古人”。

“同情之理解”其實也就是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杰斯提倡的，以當事人為中心的“共情”能力。只不過治史者面對的不是我們同時代的人，而是和我們在思想、觀念、立場、情感，乃至基本的知識文化，都相差懸殊的歷史中人。

我們無法與他們直接交流，只能在歷史留下來的故紙堆中，通過種種蛛絲馬跡，來重建當時的歷史場景與古人“不得不如是”的因果關系，故需要通過移情式的“神游冥想”，設身處地地實現(xiàn)對古人情感及思想的了解與把握。但問題是，“同情之理解”和我們情感、立場、信仰及利益相近之“古人”并不難，難的是我們能否與那些和我們在歷史上格格不入甚或曾經(jīng)你死我活的“古人”呢？畢竟，只還原一方面的“真實”是無論如何也還原不了歷史真相的。

舉一個例子，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相信大家都知道100年前五四運動時有一個曾經(jīng)領風氣之先的雜志，叫《新青年》，它的創(chuàng)辦人，也是雜志的主編叫陳獨秀。毛澤東稱他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最主要的創(chuàng)始人，從1921年至1927年擔任過五屆中共中央“總書記”。

1927年，因為國共破裂，共產(chǎn)黨損失慘重，當時黨內把所有的賬都算到了陳獨秀的頭上。1945年中共中央形成的“歷史決議”，還給陳獨秀正式戴上了一頂“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一直到改革開放后，第二個“歷史決議”通過時，仍保留了這樣一種評價和定性。然而，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中共黨史學界的部分學者就已經(jīng)利用蘇聯(lián)新開放的檔案文獻，開展了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史的研究，大家越來越清楚地注意到陳獨秀當年與負責指導中共的蘇聯(lián)顧問以及共產(chǎn)國際代表之間存在著很多分歧，但他并不能左右中共的路線政策。

特別是在國共關系問題上，陳獨秀當年的不少主張不僅不“右”，在斯大林及其蘇聯(lián)顧問看來還明顯過“左”。因為陳獨秀是總書記，在路線政策上不能不聽莫斯科的指揮，最后失敗了，就說是陳獨秀“右傾投降”造成的，無論如何都說不通。因此，一些研究者早就想要為陳獨秀翻這個案，但這件事差不多拖了20年時間才有所改變。

1999年，《近代史研究》發(fā)表了一篇運用大量檔案文獻批評陳獨秀當年“右傾投降”說的研究論文。兩年多后，官方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1卷也放棄了陳獨秀“右傾投降”的提法，改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一改變不可避免地推動了陳獨秀研究熱。

許多研究者并不滿足這樣的結論，又開始就陳獨秀如何正確，斯大林和共產(chǎn)國際如何錯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在我看來，官方態(tài)度的松動和變化，已經(jīng)顯示了學術研究所起的作用，這就夠了。

政治上的事情，并不能完全靠學術研究來起作用。而更重要的一點是，陳獨秀研究，根本還是一個史實研究，我們的目的，是在還原其本來面目。并不能因為我們注意到陳獨秀確有些先見之明，就可以轉過來批評莫斯科當年都是錯的，陳獨秀當年都是對的。何況，按陳獨秀當初的意見，不與國民黨合作，或早兩年與國民黨分手，是否就一定對中共的發(fā)展有利呢？我想，即使純粹從中共自己的利益出發(fā)，大概也沒有誰能證明這種假設是對的罷。

從這個例子可以了解，情感或立場對歷史研究會有很大的影響。當你的情感或立場傾向于某些“古人”的時候，就容易移情和換位；能共情，理解也就很容易了。在此基礎上，依照這一方面“古人”留下來的歷史文獻及其相關回憶史料等等，要還原有關他們的某些歷史真實，自然也不會太困難。

但這樣的求真，也很容易和歷史上的“古人”一樣，深陷于另外一種偏向，即很容易愛其所愛，憎其所憎，因而也就很難對其他“古人”，特別是那些與你的研究對象處于對立面的“古人”去“同情之理解”了。不能還原其他“古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我們再努力寫出的歷史也還是片面的，不僅還原不了歷史真相，還會和其他情感、立場不同的研究者的研究，尤其是和各種“粉”眼中的歷史真實，沖突對立，最后弄得大家在誰個真誰個假的問題上還會斗得你死我活。

這也是為什么，歷史研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研究者必須要能做到客觀、中立。有同學可能不理解，要“同情之理解”，又要客觀中立，這不是矛盾嗎？其實不矛盾。

任何一段歷史的生成經(jīng)過及其原因往往都是復雜的，當事者留下的資料都有片面性。張三認為的事實未必是李四認為的，李四認為的事實又未必是王五認為的。換言之，歷史當事人看到的事實，多半只是事情發(fā)生的某一個側面，甚至是很不準確的一個側面。這些片面的事實并不是沒有價值，因此治史者要運用“同情之理解”的方法，去向歷史各個當事方逐個去探求他們所認為的“事實”究竟為何。

而要能做到不偏不倚地努力“共情”于歷史當事各方，首先就要確保我們對事實沒有選擇性障礙，不會先入為主地因為情感傾向于這一方，就不去對另一方或其他當事方做“同情之理解”的發(fā)掘研究工作。實際上，歷史研究就是建立在搜集整理、考證求實、比較分析各種零碎的、部分的、片面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事實”的基礎上，來重建歷史真相的。任何建立在一方觀點、史料和情感立場上的歷史，都不是真歷史。

說到歷史研究中如何處理我們自己的情感關懷和立場中立客觀的關系問題，還有一層意思要說明一下。那就是，治史之人一定要避免把現(xiàn)實與歷史混為一談。舉一個例子，前些年ISIS很活躍的時候，曾通過錄相公開播放斬首人質的經(jīng)過，此事引起過文明社會的一片嘩然。各國之所以都很難接受這種作法，不是它們的歷史上沒有過用于威嚇和羞辱的斬首示眾的刑罰，而是近幾十年來這種流行于中世紀的野蠻的處決人犯的方法，在現(xiàn)代人道主義的國際輿論壓力下幾乎已經(jīng)絕跡了。

從這件事上，我們不難看到當今人類社會的分裂現(xiàn)象：整個國際社會的主流觀念，特別是國際法的觀念，是現(xiàn)代的，但仍有相當多數(shù)人的生活方式連同觀念文化，還停留在中世紀。

政治學家亨廷頓斷言這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但從歷史發(fā)展的眼光看，這其實是社會發(fā)展程度差異帶來的。在人類主體已經(jīng)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大環(huán)境下，斬首示眾的作法自然是要受譴責的。然而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我們對歷史上古人種種不合于現(xiàn)代價值觀的思想言論和行為，卻不能以現(xiàn)代文明的觀念簡單化地做是非善惡的評判。這是因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從來都是線性的、漸變的、有階段性的，有先有后的。就像處決人的死刑方式，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從五馬分尸，到凌遲，到絞刑，到斬首，到槍斃，再到電刑、注射等，雖然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總的趨勢是野蠻的程度逐漸在減弱，而且越到現(xiàn)代這種變化也就來得越快。

了解到這一情況，我們也就知道，無論今人多么不認同古人的想法與作法，但在特定的時代和特定的環(huán)境下，那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不管我們看得慣看不慣，用十九世紀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的話來說：我們父祖輩就是那個樣子。

對古人及其歷史上的事件，歷史研究能不能加以評價呢？當然可以。但我意只能在兩個層面上考慮評價問題：一是基于他們所處時代及其社會主流的價值觀、道德觀、人權觀和自由觀來做評價；二是比較他們之前及他們之后歷史發(fā)展走向，來判斷他們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功過如何。

但無論如何，評價“古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說古人，就是我們想要準確評價我們身邊熟悉的人，都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又何況我們研究的是幾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那些人和事呢？因此，我們的任何評價充其量只能就一個人或一件事的結果及其歷史影響的角度，給出我們的看法，特別注意不要輕率揣度古人的動機或心理。

總而言之，我認為我們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最好抱著一顆敬畏之心。歷史上的很多事情，真換了我們做到那個位置上，還未必做得比古人好。所以，“同情之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要“同情之理解”歷史人物當時的“不得不如是”，而不是事后諸葛亮式的評頭品足。

時代如是，環(huán)境如是，觀念文化如是，地位權力如是，利害關系如是，誰處在那樣的條件下恐怕都會那樣想，那樣做。個人的、組織的、制度的因素有沒有作用？當然有。但不要忘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個人、組織、制度，依舊是那個特定時代、環(huán)境、文化、權力、利害等關系的產(chǎn)物。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因此，歷史研究的任務，根本上還是在于要努力把這一切影響的因素梳理清楚，并據(jù)此來分析說明歷史發(fā)生“不得不如是”的來龍去脈，以求最大限度地能夠還原歷史的真相。

談到史學論文寫作，我沒有什么特別的經(jīng)驗，這里只說一下我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四個問題：

第一個是文史不分家，這一點同學們應該都比較熟悉了。如何做好一篇史學論文？我的意見是一定要學會講故事。

對講故事，我有兩點建議：一個是要有好的素材，要找到一個好的問題點切入進去。所謂好的問題點，指的就是要找到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能夠為讀者接受，讀了確有觸動或有收獲的話題。總之，要明白我們是在講故事給讀者聽，切忌閉門造車，只想著如何滿足自己發(fā)表論文的需要。

再一個就是要有好的文筆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功底了。要想把故事本身講得生動，能夠有懸念，有轉折，層層遞進，由淺入深，能給讀者以觸動，首先自己的文字要足夠好，至少要很流暢，能文筆生動則更好。其次要有好的問題設計和邏輯構思。要想吸引讀者能夠把一篇長文甚或一本書讀下去，除了在開篇就提出吸引人的核心問題外，還需要在行文中不斷地提出一些進行性問題，或一步步給出解答，或最后再把主要包袱抖開。

第二個就是要嚴格概念的使用。很多同學應該知道德國史家蘭克。蘭克以前是沒有職業(yè)史學家的，不論是修昔底德、塔西佗，還是吉本，亦或是司馬遷，他們的著作都是敘事的。

蘭克以后，職業(yè)史家陸續(xù)形成，同時社會科學研究日漸興盛，歷史研究受到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研究方法的影響甚深，理論色彩日漸濃厚。由此帶來的好處和壞處也在逐漸地顯現(xiàn)出來。

好處是傳統(tǒng)敘事性的研究很難在有限的文字中講清楚研究者想要表達的觀點，引入社會科學的方法、概念，會較好地引導治史者提出清晰的問題并注意挖掘故事中的道理。同時，借助社會科學的方法、概念和理論，也能夠較概括地闡明自己的論點。

壞處是，科學模式下的論文寫作、發(fā)表都越來越格式化了，不少歷史學者不愿意，也不會講故事了。不少人甚至認為必須把歷史論文寫得理論一些才顯得“高大上”。這種情況帶來的一個更麻煩的問題是，太多的社會科學概念被引入到歷史敘事中來，它們不可避免地對讀者造成了很大困擾。

講故事的敘事方法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通俗易懂，符合多數(shù)讀者的閱讀習慣。社會科學的最大特點，一是門類繁多，專業(yè)性極強；二是新理論、新概念層出不窮，日新月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就是一個爆炸式的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方法，包括西方各種新史學的重要階段。老實說，我那個時候好多新書都看不懂。包括當年我們一些潮流跟得緊的同事寫的，滿是新概念、新名詞的論文，我也看得眼花繚亂，幾乎不知所云。

現(xiàn)在看來，歷史學研究和寫作，還是應該堅持走敘事的路。年輕同學有必要從開始寫論文時起，就先注意養(yǎng)成一個習慣，即我經(jīng)常說的，我們要把讀者想象成完全不懂我們想要講述的那段歷史和我們想要討論的某個道理或觀點的最普通的人。

我們從提出問題，到開始設計文章框架與論述邏輯，特別是開始進入文字表述的時候，就要注意提醒自己這一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自覺避免把文章寫得詰屈聱牙、晦澀難懂。在這里特別要注意概念的使用問題。

除了普通讀者不大容易讀懂的各種生僻新奇的專業(yè)概念盡量不要用以外，即使使用我們自己覺得明白的各種名詞的時候，也一定要注意幾點：

一是，其涵義必須界定清楚，并且從頭到尾一以貫之，千萬不要稀里糊涂，導致同一概念在文中的意思變來變去；

二是，每個必須要使用的重要概念最初出現(xiàn)的時候，都要盡可能地在正文中，或在注釋中，對其涵義做出說明或解釋；

三是，把握好敘事的時間性。我們所說的“歷史”是什么，簡單地說，就是沿著時間順序生成的一段故事，有起因，有經(jīng)過，有結果。

我這里強調時間性，主要指的是這樣幾個意思。第一是故事發(fā)生的特定時間背景。注意這一特定的時間背景，就是要注意區(qū)別它與其他時間背景不同的特殊性；第二是故事生成發(fā)展的動態(tài)性和階段性。注意其動態(tài)性，是強調其隨著時間演進而生的不確定性或變動的狀態(tài)；注意其階段性，是強調這種變化通常是可以劃分階段來考察并描述的。第三是講述及論證過程中論據(jù)使用的嚴謹性。

這是指文章寫作過程中作為論據(jù)的史料引用和史實說明，一定要嚴格按照時間的順序來使用。我當年做編輯時，拿到新的投稿，第一自然是看標題，第二是看前言和結語，第三就是看引文注釋。看引文注釋，除了要看規(guī)范不規(guī)范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看作者引用證據(jù)時，是否會出現(xiàn)時間倒置的情況。應該說，在史學研究中，這種情況出現(xiàn)得較少。

但八十年代前期我做《黨史研究》編輯時，為了論證某種觀點，黨史研究的作者常常會拿完全不能成為證據(jù)的產(chǎn)生于后來的史料，來論證他想要說明的前面的史實。這顯然不是歷史研究的做法。這也是我為什么一直要求我的研究生做論文時，一定要先做資料編年的一個重要原因。做資料編年，就是要讓學生在做論文之前，先就養(yǎng)成嚴格按照時間順序編排史料和建構史實的習慣。資料編年做得好，也就意味著他對歷史發(fā)生的經(jīng)過、階段、問題點，包括資料缺漏之處，大體都心中有數(shù)了。這樣的同學肯定不會犯亂點鴛鴦譜的錯誤。

最后一條，是從最初決心要做歷史研究，開始找研究課題之日起，大家就一定要爭取樹立起較明確的問題意識。我們一直在強調，寫任何論文，或做任何研究，都要有問題意識，即絕不要在自己毫無目標的時候，盲目跑到一個檔案館里去，看到哪些材料開放的程度高，就扎進去搜集一批材料，然后就著這些材料想一個題目，完成一篇論文。

我們碰到過許多這樣的學生，歪打正著的不能說一個沒有，但基本上都很失敗。勉強能畢業(yè)，之后的發(fā)展也很不理想。問題意識怎么形成呢？一是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興趣點，能夠在此基礎上自覺地做廣泛而深入的閱讀；二是一定要有較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或叫人文關懷。這方面的問題我過去講得很多，也有長篇的文字發(fā)表，這里就不再占用大家的時間了。

謝謝大家。

（本文系華東師范大學楊奎松教授2019年4月23日在歷史學系唐小兵副教授主持的“史學論文寫作”課程的講演。首發(fā)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