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造幣廠職工偷走800兩黃金，19年后兌換，銀行一眼識破

1961年，造幣廠職工把800兩黃金塞進褲腰偷走，工廠和公安追查許久，都沒有找到小偷是誰。

直到19年后，一位大嬸前往銀行兌換黃金，卻被銀行工作人員一眼識破，這才引出兇手的真實身份。

兇手究竟是誰？他是怎么隱藏身份的？銀行又是如何識破的？

心機深沉

1954年，沈陽各類工廠正值擴編建制的黃金期，眾多百姓擠破頭想進廠捧上那“鐵飯碗”。一個叫關慶昌的年輕人，用他自編自導的一出戲，敲開了沈陽造幣廠的大門。

關慶昌出身平凡，卻極擅鉆營，他偽造了一份新簡歷，隱瞞自己曾在偽滿時期的學校念過書的經歷。

招工現場，他一本正經地對著政審干部講述自己如何貧寒出身、如何從小吃苦、如何一心向黨。

那番慷慨激昂的“忠誠發言”，不但蒙混過關，還讓他在一眾候選人中顯得格外“政治覺悟高”。

只是，紙終究包不住火，進廠不到三天，他的歷史就被人翻了出來。

組織一查，發現這小子竟是“身有舊賬”，本該一腳踢出廠門。

誰知，就在多數人等著看笑話時，關慶昌卻“臨危不亂”地亮出第二套劇本。

他低頭認錯，苦苦哀求，說自己隱瞞實情是“太想為國家做貢獻”。

幾番演繹，竟讓組織對他稍生同情，于是，關慶昌被“控制使用”，以力工身份留在廠里。

他知道自己戴著枷鎖過活，想要真正站穩腳跟，唯有一條路：裝得更像一個“老實人”。

關慶昌上班永遠早到，下班從不早走；工作時從不抱怨，哪怕是搬運、清掃、搬磚頭這樣沒人愿干的活，他也搶著干。

他話不多，嘴巴緊，但該拍馬屁的時候他也不落下，領導一來巡查，他忙得像陀螺。

漸漸的，廠里的同事開始改觀，甚至有人夸他“踏實”、“能干”，組織也慢慢提拔他到生產計劃科。

關慶昌娶了同廠的黃淑珍，一個比他年長兩歲的女人，模樣一般，脾氣火爆，文化程度也不高。

但只有關慶昌自己明白，這樁婚姻是他為“大局”而下的賭注。

黃淑珍是那種典型的“小算盤精”，摳門、貪財，卻對丈夫言聽計從。

關慶昌常常一句話，她就愿意為他去偷一塊金疙瘩、一枚掛件。

倆人一拍即合，默契配合，黃淑珍在廠里收集“零頭金”，關慶昌在家里打磨“收成計劃”。

靠著這些不義之財，他們家慢慢積攢了一斤左右的黃金，而這不過是更大野心的序曲。

某日關慶昌在包裝車間巡查，看到兩塊因尺寸不合被暫存的黃金塊，心中頓時浮起歹念。

他開始多次往包裝組打探消息，又讓黃淑珍“裝閑聊”去套信息，最終確認：這兩塊金子將在下周打包運走。

于是，他熬了一夜，設計出一個“金蟬脫殼”的計劃。

黃金大盜

1961年3月18日的夜晚，關慶昌悄然走進廠區澡堂，仿佛只是個普通下班的職工。

沒人注意到，在這筐底部壓著的不止換洗衣物，還有一把羊角錘、一副棉手套和一根粗繩。

這幾樣東西，他早在當天早些時候就準備好藏在辦公室角落，只待夜深人靜之時一一取用。

澡堂里蒸汽氤氳，工人們嬉笑打鬧，關慶昌主動與人攀談、插科打諢，仿佛突然開朗起來。

他打水、搓澡、聊天、故作輕松地在熱水中泡了不到五分鐘，便草草擦身穿衣。

這一切，他只為讓更多人記住：今天晚上，他在澡堂出現過，表現活躍，心情不錯。

而后，他提著澡筐走出澡堂，佯裝回家，實則繞過宿舍區，悄悄折返回辦公室，重新拾起那幾樣“作案工具”，朝著目標地走去。

包裝廠房的木門早被鎖死，他不敢從正門入，于是繞到后墻，找到之前悄悄留意過的木板接縫處，熟練地用羊角錘撬出一個可容一人鉆入的縫隙。

漆黑的廠房中，他屏住呼吸，摸索著找到那只未封箱的“100號”黃金箱。

他用錘撬開箱底，伸手進去，將那兩錠重達800.7兩的金磚緩緩拉出。

金磚沉重，壓得手腕發麻，他不敢多想，將黃金分別系在繩子兩端，再把繩索中段搭在自己脖子上，金磚則貼身藏入褲腰。

從廠房回到辦公室的那一段路，是關慶昌此生最艱難的十分鐘，他雙腿打顫，每走一步，金磚都似要將他扯倒。

他不敢直起身子，更不敢喘粗氣，到達辦公室后，他本想將黃金暫藏一夜，待明日再做打算。

可望著那兩塊灼灼發光的金屬，他終究不放心，他擔心夜里有人巡查，擔心早上同事提前來上班，更擔心這“熱乎的金子”引來麻煩。

于是，他咬緊牙關，再次將金子塞入褲腰，慢慢挪出了廠區。

出廠前，他又去俱樂部參加那場每周一次的工人舞會。

舞會人多眼雜，他混在人群中，刻意找幾位熟人寒暄幾句，還拉著人跳了一支曲子，甚至還喝了一杯汽水。

他故作輕松地表現著，與人擁抱、擊掌、嬉笑，直到舞會散場，才和鄰居一道離開。

回家后，他第一時間將黃金藏進家中爐膛深處。

冤魂遍地

第二天清晨，包裝組的小高發現黃金被盜，廠里迅速展開調查，也驚動了公安。

郭家惠成了第一個“替罪羊”，警方在初查后，便將他列為重點嫌疑人。

畢竟他是最后一個接觸金磚的人，是最清楚包裝流程、最方便動手腳的人。

而他最大的罪證，竟是他太盡責，因為“堅持加班收尾，獨自封箱”成了他“監守自盜”的動機與手段。

他被廠方停職審查，緊接著就被帶進了看守所。

與此同時，廠里的保衛員賈清吉也被警方請去“協助調查”。

他從十三歲就在廠里干活，他沒什么文化，但人勤快，夜間巡視他從不缺席，出了事也是第一個沖上前。

可就是這個老實人，曾在和同事閑聊時說過一句：“那么多金子擺在那兒，早晚要出事。”

這句話成為了他被懷疑的“重大證據”，在工友的“舉報”下，賈清吉被認定“早有預謀”，甚至被誣指為內外勾結的內鬼。

警察查他的宿舍、翻他的工具箱、比對鞋印，最后一無所獲。

可即便如此，他仍然丟了飯碗，妻子與他離心，兩個孩子也因此受到牽連，在學校被指指點點。

造幣廠的廠長李榆，是第三個受到牽連的，彼時他年僅39歲，正值壯年，從工程師一步步爬上高位，是廠里公認的能人。

他對這批黃金看得比什么都重，專門成立了專項小組、加班加點親自監督冶煉、裝箱、入庫全過程。

案發之后，他更是主動交出家中所有工具與鞋履，配合調查無一推脫。

可這些配合，沒能換來信任，有人私下傳言：這么大的案子，不可能廠長不知情。

還有人拿他家早年辭職離開的保姆做文章，說那人“神出鬼沒”，“可能趁機帶走金磚”。

更有上級機關干脆提出：這種級別的案件，廠長要負全責，他被調離崗位，從高樓走進偏遠基層。

還有一位叫李春生的臨時工，案發當天，他回鄉探親，沒幾天就被專案組盯上，懷疑他“畏罪潛逃”。

調查組一行人沖進他那泥濘小院，翻箱倒柜、盤查審問，把他嚇得不輕。

可當他們發現他家連臺收音機都買不起時，只能悻悻離開。

而這次“探訪”，也讓李春生在村里背上了“偷黃金的罪名”，村民對他指指點點，連相親都沒人愿意登門。

而真正的盜賊關慶昌呢？他年年春節帶著禮物登門，看望那些受到牽連的領導和同事，以及他們的家人。

他們感動至極，卻不知關慶昌才是害他們受到牽連的幕后元兇。

東窗事發

1979年，曾一度被嚴格限制買賣的黃金，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開始允許個人合法兌換、流通。

關慶昌將那兩塊金磚鋸成了九塊，一大八小，再將其中最小的一塊試水。

他揀了一塊重量約為三斤的金塊，重新打磨后藏入舊布包之中，交給黃淑珍去銀行兌換。

1980年4月15日清晨，黃淑珍走進銀行，試探著開口：“同志……我想換點錢。”

營業員管鳳坤接過她遞來的包裹，隨口寒暄兩句，打開包裹的那一刻，他的表情明顯一怔。

那是一塊三斤重的黃金，冷光逼人、純度驚人，即便只是初步目測，管鳳坤也察覺出不對勁。

黃金切口平整、質地緊致，表面沒有任何銹蝕或氧化痕跡，這不是民間流傳的舊金飾品，也不像家庭收藏的私金，更像是工業金。

這類黃金通常只出現在國家級冶煉廠，非專業渠道無法獲得。

他沒有聲張，反倒笑著和黃淑珍聊了起來，嘴角掛著職業的笑容：“大姐，這金子值錢啊，三萬多呢，要不要存銀行？還能拿利息。”

營業廳內氣氛未變，可后臺的工作人員已第一時間聯系了保衛科。

管鳳坤拿著那塊黃金，以檢測名義送入后方檢測室，旋即確認黃金純度高達99.9%，是提純黃金無疑。

銀行保衛干事很快將黃淑珍請進“休息室”，奉茶、聊天、問住址、講政策，一切都像是為她提供貼心服務。

而在外頭，銀行已默默關上卷簾門，將情況上報至公安分局。

僅僅一個小時后，沈陽公安分局副局長李廣軍帶隊趕到現場，黃淑珍見警察出現，立刻慌了神，起身欲走卻被擋住去路。

在審訊室內，面對李廣軍那雙看透人心的眼睛，黃淑珍支支吾吾、含糊其辭。

當對方掏出那塊黃金，緩緩擺在桌上時，她的心理防線開始崩潰。

半個小時后，黃淑珍崩潰，嚎啕大哭：“是我男人關慶昌，我們藏了十九年！”

這句話一出口，整個調查組為之一震。

關慶昌？那不是造幣廠的生產計劃科副科長嗎？多年的模范職工、三次榮獲先進個人、年年評優、年年體檢合格、從無不良記錄的“典范人物”。

當天傍晚五點，造幣廠保衛科以“領導召見”為由，將關慶昌從車間叫去會議室。

經調查取證，關慶昌很快承認了全部罪行，一審法院以“貪污罪”判處關慶昌死刑，黃淑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但由于當時盜竊罪最高只判無期，經高級法院復核，關慶昌改判為無期徒刑。

這場始于二十分鐘的盜竊案，終于在十九年后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