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德國在劫難逃？默克爾最大的功績其實是把這貨壓制了16年！

文/胡鐵瓜

如果經常看什么修仙玄幻小說的朋友，對這樣一個情節應該特別熟悉，那就是某不為人知的禁地，封印著一個可以毀天滅地的大魔頭，可是因為時間久遠，封印的法力逐漸流失，結果有一天這大魔頭終于沖破了封印，跑出來危害人間！

如今的德國就正在上演這個橋段，不過逃脫封印地地并不是什么大魔頭，而是一個“大聰明”，這貨如今成為了德國總理，他用自己那“睿智”的頭腦在把德國一步步帶進深淵！

要說以西方為體制來看，前后兩任政府進行換屆交接肯定多多少少都會有些政策法規相左的情況，但是如同2025年弗里德里希·默茨上任后這般激烈而徹底的切割，在戰后的德國歷史上實屬罕見。這哥們之前被安格拉·默克爾死死壓制了十六年，在其政治生涯的暮年終于登頂。他誓言帶領德國開啟一個全新的時代，與被視為過于務實甚至軟弱的“默克爾主義”徹底告別。

然而，半年時間過去，預期的強國愿景并未出現，取而代之的是經濟上的持續低迷、外交上的連連受挫以及社會內部的巨大分歧。一場由政治恩怨驅動的激進轉型，正將歐洲這臺最重要的經濟引擎推向未知的險境。

默茨與默克爾之間的糾葛，遠非普通的政見不合，它深植于德國統一后東西德地域間的隔閡與基民盟內部不同派系的權力博弈。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同屬基民盟的默茨與默克爾曾被視為黨內冉冉升起的“雙星”。然而，默茨所屬的黨內派系“安第斯組織”，是一個由西德地區男性精英構成的非正式團體，其對柏林墻倒塌后大量涌入的西德地區以外的政治力量抱有天然的警惕。在這種背景下，默茨對于來自東德地區、身為女性的默克爾，其態度中混雜著輕視與排斥。

2002年，這場權力爭奪以默克爾的勝利告終。此后漫長的十六年里，憑借卓越的政治手腕和對權力平衡的精妙掌握，默克爾始終將默茨排除在核心權力圈之外。無論是在組閣談判中，還是在重要的內閣職位安排上，默茨的名字都被刻意忽略。這種長期的邊緣化，被德國政治觀察家們解讀為一種系統性的壓制，它塑造了默茨強烈的復仇心理和對“默克爾時代”一切標志性政策的否定沖動。

2025年，默茨在當選總理后的首次政府聲明中，明確表示：“延續舊路意味著停滯。我們必須有勇氣進行徹底的變革，與過去十六年的一些基本做法告別。” 這番言論，被廣泛視為其對默克爾政治遺產發起總攻的號角。

默茨上臺后，首先顛覆的是德國延續數十年的外交基石。戰后德國外交以其低調、平衡和“文明力量”的角色定位著稱，通過經濟實力在歐盟內部發揮領導作用，同時在重大國際爭端中常常扮演調停者。

默茨政府則將這套哲學視為枷鎖。他主張德國應當更自信地在全球展現其“價值觀”，甚至不惜因此犧牲部分經濟利益。這一理念迅速轉化為一系列具體行動，其速度和力度令歐洲盟友與全球伙伴都感到震驚。

在烏克蘭危機上，默茨政府承諾的軍事援助規模打破了德國戰后的所有紀錄。更為引發國內爭議的是，為籌措巨額援烏資金，聯合政府宣布將削減包括家庭補貼、能源補貼在內的多項社會福利支出。這一決定直接導致了2025年秋季在柏林、科隆等城市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游行，民意調查顯示，其支持率在三個月內下滑了12個百分點。

外交人事安排同樣體現了默茨的決絕。他打破了德國延續五十多年的傳統——即由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官或在各黨派間尋求平衡后任命外長，轉而任命了其黨內親信、以意識形態強硬著稱的瓦德富爾出任聯邦外交部長。

這一任命很快顯現出它的后果。瓦德富爾在預定訪華前夕，公開在臺海、南海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發表不當言論，偏離了德國政府長期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基調。結果，其訪華行程在臨行前被緊急取消。德國《明鏡》周刊隨后報道稱，取消原因是中方明確表示“無法安排相應級別的會談”。這一罕見的外交尷尬，被視為默茨政府外交策略的一次重大挫敗，并立刻引發了德國經濟界的深切憂慮。可以說默茨激進的“價值觀外交”與其面臨的嚴峻經濟現實，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25年發布的數據，德國經濟已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正式陷入“技術性衰退”。制造業訂單連續數月下滑，企業投資意愿降至兩德統一以來的最低點。與此同時，能源價格居高不下，通貨膨脹率仍維持在5%以上的高位，嚴重侵蝕著普通家庭的購買力。

在此背景下，與中國的經貿關系對德國經濟顯得尤為重要。盡管默茨政府不斷強調要“去風險”，但經貿數據卻描繪了另一番景象，2024年，中國連續第八年保持德國全球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雙邊貿易額超過2100億歐元。德國汽車產業、機械制造業和化工行業對華依賴度極高，許多中小企業的生存更是直接依賴于中國市場。

德國工商總會（DIHK）在2025年初發布的一份評估報告中明確指出：“在當前德國經濟的困難時期，維護與中國的穩定經貿關系是避免經濟進一步下滑的關鍵因素之一。任何不必要的地緣政治對抗都將對德國企業造成嚴重且持久的傷害。”

然而，默茨政府的對華政策似乎與這一經濟邏輯背道而馳。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堅決推動移除德國5G網絡中的中國設備，盡管這一決定既缺乏令人信服的安全證據，其經濟成本也高昂得令人咋舌。

默茨政府的對華策略，充滿了令人費解的矛盾和與現實脫節的理想主義。一方面，從總理到外長，都在各種場合強調要降低對華依賴、實現供應鏈多元化。另一方面，德國企業的實際行動卻大相徑庭。德國央行的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額同比繼續增長，眾多德企仍在加大對這一關鍵市場的投入。

這種矛盾在5G決策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根據德國內政部確認的計劃，德國移動網絡運營商最遲應在2026年從5G核心網絡中移除中國組件，并在2029年年底前完全清除其接入網和網絡管理系統中的中國設備。

這一政策的代價是驚人的。據德國電信等主要運營商估算，全面更換現有網絡中的由中國制造的設備，將需要五到七年的時間，總成本介于30億至50億歐元之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推行這一政策，默茨政府不得不從本就緊張的聯邦預算中撥出專款，以補貼運營商承擔的部分成本。這意味著，德國納稅人正在為一項既無明確安全收益、又違背經濟理性的政策買單。

柏林工業大學網絡經濟研究所主任馬蒂亞斯·欣茨教授對此評論道：“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中國設備構成安全威脅的情況下，強制進行大規模更換，從經濟角度看是一種純粹的浪費。特別是在當前財政吃緊、經濟衰退的時期，這些巨額資金本可以投入到教育、數字化基礎設施或能源轉型等更緊迫的領域。”

更令人困惑的是，就在默茨政府強力推進5G“去中國化”的同時，其財政部長克林拜爾卻正準備率團訪華，旨在“穩定經貿關系，吸引中國企業投資”。這種試圖在政治上進行對抗、在經濟上維持合作的自相矛盾，使得德國的對華政策在伙伴眼中顯得缺乏可信度，在企業眼中則充滿了不確定性。

回溯默克爾十六年的執政生涯，其最顯著的特征莫過于深入骨髓的務實主義。無論是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難民潮還是新冠疫情中，她都始終堅持國家利益優先，意識形態其次。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解決問題、促成交易、維護德國經濟的競爭力。

在處理與俄羅斯、中國等體制不同的重要伙伴關系時，默克爾展現了高度的靈活性。她任內十二次訪問中國，創下西方領導人紀錄。她曾在非公開場合向歐盟同行表示：“我們必須基于現實制定政策。德國的繁榮與穩定，離不開與所有重要伙伴，包括那些與我們體制不同的伙伴的務實合作。”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默茨將這種務實主義視為“道德缺失”和戰略短視。在其2023年出版的政治宣言《價值觀與利益》一書中，他批評前政府“為了短期的經濟利益，犧牲了長遠的價值觀和戰略安全”，主張德國必須在全球范圍內更明確地扮演“民主價值觀守護者”的角色。

如今，這套理念已全面主導德國的政策。但問題是，德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承受力是否準備好為這種意識形態轉向支付賬單？

德國工業聯合會（BDI）的最新成員調查顯示，超過75%的制造企業反對政府的對華強硬路線，認為這無助于解決德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更令人擔憂的是，近三成的受訪企業表示，由于對德國國內政策環境的不滿以及海外市場前景的不確定性，他們正在考慮或將部分產能轉移至其他歐盟國家或北美。

大眾汽車集團首席執行官在2025年股東大會上曾坦言：“我們完全理解并支持政府維護價值觀的努力，但必須指出，徹底割裂與世界的某一重要部分（指中國）的聯系，對于德國汽車工業及其數十萬就業崗位而言，將是一場災難。”

上任僅半年，默茨領導下的德國，其國際影響力和經濟競爭力已呈現明顯的下滑趨勢。在歐盟內部，法國正利用德國的戰略失誤，重新奪回在防務與外交政策上的主導權。波蘭等中東歐國家則在經濟議題上發出了更強硬的聲音。德國作為歐洲一體化發動機的傳統角色受到空前挑戰。

在經濟層面，形勢同樣不容樂觀。2025年第三季度的數據顯示，德國工業產出環比繼續下降，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已連續多月處于榮枯線以下，預示著工業部門的衰退仍在持續。能源密集型產業的外遷速度加快，而這是德國工業競爭力的傳統基石。

德國經濟研究所（DIW）所長對此評價道：“德國當前面臨的是結構性危機的疊加：能源成本結構性偏高、技術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數字化進程結構性滯后、以及基礎設施投資結構性不足。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是務實的國際合作與專注的內部改革，而非將精力耗費在基于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對抗上。”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默茨聯合政府內部也開始出現裂痕。來自社民黨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克林拜爾，以及綠黨出身的經濟部長哈貝克，均在不同場合對現行外交路線的激進程度表達了保留意見。有政治分析師認為，聯合政府內部的政策分歧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公開化，從而進一步削弱政府的執政能力。

總而言之，這個“大聰明”正在一步步把德國帶進萬劫不復的深淵，而這背后是不是有謀超級大國的授意雖然現在還沒有明確證據，但是這種套路確實太讓我們眼熟了！不過現在回頭看，默克爾之所以偉大，應該主要是因為把這貨壓制了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