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云凱律師]單位能否構成詐騙罪之案例剖析

在司法實踐中，單位是否構成詐騙罪是一個備受關注且存在諸多爭議的法律問題。下面我們通過具體案例來深入解讀這一問題。

某建筑公司在參與一項政府工程招標過程中，為了中標，虛構了公司的業績、技術實力等情況，向招標單位提供虛假材料。最終成功中標，并在施工過程中偷工減料，給工程質量帶來嚴重隱患，同時騙取了大量工程款。招標單位在發現問題后，向公安機關報案，認為該建筑公司構成詐騙罪。

在這個案例中，首先分析建筑公司的行為。其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獲取中標資格并騙取工程款，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欺詐行為并造成了招標單位的財產損失。從表面看，似乎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然而，根據我國刑法規定，詐騙罪的主體一般是自然人。單位犯罪需要法律明確規定。在當時的法律框架下，對于單位實施類似詐騙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并沒有直接對應的條款。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法院傾向于認為單位實施這種欺詐行為，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和社會管理秩序，雖然沒有直接適用詐騙罪條款，但會以合同詐騙罪等罪名對單位相關責任人員進行定罪處罰，而不是認定單位整體構成詐騙罪。

某外貿企業為了獲取國家出口退稅，采取虛報出口貨物數量、價格等手段，向稅務機關申報出口退稅。稅務機關在審核過程中發現問題，拒絕退稅，并將該情況通報公安機關。公安機關經偵查后，認為該企業構成詐騙罪。

此案例中，該企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數額巨大。從行為特征和后果來看，與詐騙罪的構成較為相似。但在法律適用上，依然面臨單位能否構成詐騙罪的爭議。

我國后來通過立法明確規定了單位可以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等罪名。這表明在特定的經濟犯罪領域，當單位實施符合此類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時，是可以作為犯罪主體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這一規定體現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對單位犯罪規制的不斷完善。

某公司與多家供應商簽訂采購合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故意隱瞞公司經營狀況惡化、資金鏈斷裂的事實，繼續與供應商簽訂合同并接收貨物，卻以各種理由拖延支付貨款，最終導致眾多供應商遭受巨大經濟損失。供應商報案后，公安機關以合同詐騙罪對該公司立案偵查。

在這個案例中，該公司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通過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對于單位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法律有明確規定單位可以成為該罪的主體。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該公司構成合同詐騙罪，單位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也會受到相應的刑事處罰。

綜合以上案例分析，單位能否構成詐騙罪不能一概而論。雖然在傳統刑法觀念中，詐騙罪主體主要是自然人，但隨著經濟活動中單位欺詐行為的日益增多，在一些特定的經濟犯罪領域，立法逐漸明確單位可以成為犯罪主體。

一般來說，如果單位實施了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且法律明確規定單位可以構成該罪名時，單位就會被認定構成犯罪。例如在騙取出口退稅罪、合同詐騙罪等情形下。

但如果沒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對于單位實施類似詐騙行為，不能直接認定單位構成詐騙罪。不過，單位相關責任人員可能會因個人行為符合詐騙罪等罪名的構成要件而被追究刑事責任。

從法律原理角度來看，單位作為一個組織體，其行為是通過自然人來實施的。認定單位犯罪既要考慮單位整體的意志和行為，也要關注單位成員的具體行為與單位意志之間的關聯。在判斷單位是否構成詐騙罪時，關鍵在于是否符合相應罪名的構成要件以及法律對單位犯罪的規定。

在司法實踐中，準確認定單位是否構成詐騙罪對于維護法律公正、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至關重要。一方面，要嚴格依據法律規定，對于符合單位犯罪構成的行為堅決予以打擊，防止單位通過欺詐行為逃避法律責任；另一方面，對于沒有法律明確規定單位構成犯罪的情況，不能隨意擴大單位犯罪的范圍，確保司法裁判的準確性和權威性。

同時，隨著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和新型經濟犯罪的出現，立法機關也需要不斷審視和完善相關法律規定，以更好地適應打擊犯罪、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需要。例如，對于一些新興領域中單位可能出現的欺詐行為，及時研究是否需要通過立法明確其犯罪性質和責任承擔方式，從而為司法實踐提供更加清晰明確的法律依據。

總之，單位能否構成詐騙罪需要結合具體案例，依據法律規定進行細致分析和準確判斷，以實現罪責刑相適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經濟秩序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