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抬上刑場時已病入膏肓，蔣介石卻說“妻是匪夫必同罪”

直說，李友邦倒在槍口前，根子在那句“妻是匪夫必同罪”，一句話落下，誰生誰死，紅筆劃一道，命就定型了，那個年月，手里有權的人，批示一改，人就進了深井里，上不來。
1952年4月22日天沒亮，臺北馬場町，草皮上還有夜里的潮氣，白霧貼著地走，人抬著擔架進場，擔架上是他，身子瘦到直硌木板，沒站姿，沒有跪姿，連掙扎的力氣都空了，事先打了強心針，確保能撐到槍響，行刑的流程走齊了，樣子不復雜，意思很明確。
翻他過往，黃埔二期出身，抗戰里干到了中將，臺灣義勇隊他搭的架子，名字不陌生，背景也不飄，他早年跑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組織，接人送線，憲兵隊盯過他，查過幾回，靠著抗日統一戰線那層身份，撿回幾次機會，后來局勢變了，島上風向徹底收緊。
蔣介石在官邸開會，場面緊繃，留下一句“丈夫是奸匪，太太未必是；太太是奸匪，丈夫一定是”，毛人鳳把話記進《情報會議摘要》，軍法系統照稿子辦事，辦案的口徑自此有了軸心，不看證據，不看推理，先看站哪邊，家里人連帶著一起算，話往外一拋，很多人的路被改道。
1950年蔡孝乾倒戈，地下網絡線頭一根根牽出來，其中有一條指向嚴秀峰，杭州出身，讀過書，戰時跟著組織臺灣義勇隊忙過，卷宗里寫她轉交過經費，金額空著，聯系人也空著，判十五年定格在紙上，李友邦的名字不在罪名欄里，這一段記錄蓋章清楚。
1951年11月，省黨部的會上，蔣介石盯著他發話，“你老婆是匪諜，你會不知道”，話音落地，人就被帶走，沒新的證據，沒新的調查，青島東路三號看守所的門關上，他的最后五個月開始計時，臺北街上照常忙，牢里氣味發酸。
那會兒看守所有句口頭話，認了好走，不認就耗著，他偏偏是不開口的那種，肝病起了，腹水鼓起來，人靠墻站才不歪，右眼里有彈片早就看不見了，走兩步就喘，人到了這一步，按常理得等他撐不住再收尾。
1952年4月21日，三軍醫院寫報告，說最多還能撐48小時，消息送到軍法處，桂永清批了“擬對該犯立即執行，以儆效尤”，上面紅筆批“照準”，不是審完的結論，是直接下執行，紙面上的流程短到只剩命令和時間。
行刑那天，地面還濕，怕他半路咽氣，強心劑打上，擔架一停，行刑官讓他跪，他站不穩，也跪不住，側身過去，三聲槍，背部進，胸口開，人沒出聲，動作停住了，結局很干脆，卷宗里唯一能指向他的，是“妻子通匪”。
槍響過后第二天，家屬接到通知，稱呼是“匪諜李友邦已伏法”，二十四小時內領尸，嚴秀峰還在獄中，家里人不敢聲張，口薄棺，六張犁的荒坡挑個角落下土，沒碑沒名，風吹三十年，草長了又刈。
后來1981年，有了那份中央組織部第496號文件，確認臺灣義勇隊的歸屬，確認他在抗戰時期的身份，文字寫得很直白，信息放出來，隔著海的距離也能看到，2013年，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落成，石碑上刻了他的名字，邊上還有吳石、朱楓、陳寶倉，來往的人停一會兒，名字在陽光里一行行亮起來。
看回那段路，島上那片馬場町，不止他一個倒下，那里后來成了河濱公園，清晨有人跑步，狗在草地上拽著繩，人來人往，邊上幾塊石碑寫著紀念的話，風吹過，字不動，故事在心里翻騰，誰家當年有人沒回來，誰家的骨灰找不到位置，這些事沒人大聲說，地記得。
他活著時是將軍，統戰年代里救過人，戰場上扛過擔子，晚年被貼上新標簽，開槍之前沒有辯護，之后是一紙通知，家屬忙著把事辦完，社會繼續轉，軌道不因為一個人停下，名字沉下去，時間推著往前走。
再往深里想，歷史書會寫“非常時期”，現場的人記住的是流程怎么跑的，是哪個指令帶來哪個結果，誰在會上說了一句話，誰把它寫進了摘要，那個年代的規則，你不認同也得面對，連坐的邏輯在紙上成形，落到人身上就是一家子的命運被拖著走。
多年以后，我們站在碑前，更靠近的還是細節，凌晨的霧，擔架的影子，強心針的冰涼，槍聲后的寂靜，六張犁那片荒草，三十年的無名，后來補上的一行字，晚來的承認照亮一點角落，路怎么繞回來，怎么把名字放回去，做法各有各的節奏。
講完這些，心里有一個定點，人走了，事留下，寫他的人越寫越簡，讀他的人越讀越清，什么叫擔當，什么叫邊界，按著規矩做事，按著證據定案，別讓一句話變成刀刃，這些話說輕了像空氣，說重了像石頭，落在今天，也還是要有人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