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父母補繳社保，用光了購房首付

夜里十一點，陳茵靠在沙發上，深吸一口氣，按下“確認”鍵，十五萬元從自己的賬戶劃到父母名下。

那是她幫父母補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全部費用。屏幕上顯示“轉賬成功”，她的心卻久久不能平靜。那筆錢原本是攢了好幾年的首付款，如今換成了父母未來每月幾百塊的養老金。

“我爸媽那一代人，辛苦了一輩子，什么都靠自己。”她說，“可老了以后，他們還是沒底。”

兩千公里外，北京的林嵐正在另一種“提前準備”里。她剛給自己交完養老保險的年費，已經連續堅持了七年。她算過，等到六十歲時，至少能靠保險拿到一筆固定收入。身邊的朋友笑她“想太多”，但林嵐只是淡淡一笑：“我不想把養老寄托在別人身上。”

一個為父母補繳，一個為自己籌謀。她們身處不同的生活階段，卻被同一種焦慮所籠罩——關于衰老、儲蓄、責任與體面。

在他們這一代人身上，養老不再只是父母口中的“老了再說”，而是正在進入年輕人現實生活的議題。無論是為父母補繳社保，還是為自己購買商業保險，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把“養老”提前寫進人生規劃。

《關于我媽的一切》劇照

他們的行動背后，是對時代變化的敏銳感知：房價高、就業不穩、政策調整頻繁，傳統意義上的“養兒防老”已不再可靠。

于是，一場關于養老的社會接力提前開始——年輕人提早負重，父母學著依靠制度，一個家庭的焦慮被拆解為兩代人的努力。

提前“長大”

“開始意識到‘爸媽老了’這件事，是從算養老金開始的。”周婧說。

2024年夏天，社交平臺給她推送了一條關于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科普帖。她隨手點開，卻沒想到從此一頭扎進“社保政策”的世界。

周婧的父母生活在廣東湛江的鄉下，沒單位，沒固定收入，只繳過最低檔的180元養老保險。為了讓父母日后每月有穩定的退休金，她翻遍社交媒體、打電話問社保局，又讓在老家的表姐跑郵政銀行托人遞資料……折騰了一個月后，母親的養老賬戶終于完成補繳。

看著賬戶上5.9萬的余額，她松了口氣，“這下，她每個月能領663塊錢，起碼能自己買米買面了。”

對比之下，王晴為公婆補繳社保的契機則更“家常”。那天，她丈夫提議每月給公婆600元當“養老錢”，她卻在網上搜到“子女資助父母補繳社保”政策。“我一看，江蘇這邊60歲可以一次性補繳，我公公還沒滿60，就抓緊補繳了。”

但這份孝心與責任，剛開始卻并不被父母理解。

《熟年》劇照

在上一代人看來，老去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體制單位的職工有編制、有福利、有公費醫療，而更多的農民和個體勞動者，則憑雙手勞作積蓄生活經驗。當時的他們很少交養老保險，如今卻在政策更迭中陸續被納入統籌系統。對于上一代人來說，如果沒有統籌這張網兜著，養老只能靠自己微薄的積蓄和兒女。但他們，其實擔心的是，自己的養老問題，會增加早已勞累不堪的兒女們的負擔。

“一次性交的錢太多，算了吧。”當陳茵第一次向父親解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繳費檔次時，得到的正是這句回復。她知道，其實父親“不是不心動，是舍不得。”

如今，陳茵父母每個月的開銷在六千元左右，包括三千五百元的房貸和三千元的日常生活開支，主要是吃和行。他們目前的積蓄在十萬元左右，但考慮到弟弟這兩年可能會結婚，兩老覺得到時候可能會有幾萬元的支出。

為了打消父母的顧慮，她先往父親卡里轉了五萬，又給母親轉了十萬，“先斬后奏”。她在廣州打工多年，那筆錢原本是準備做大額存單、攢首付款的，“可想到爸媽老了再求我拿錢，還不如現在給他們一點底氣。”

周婧也經歷了同樣的阻力。母親起初覺得交了錢也一時輪不到自己花。面對母親的誤解，周婧解釋不清，就讓父親去問縣里社保局的老同學，結果打了幾個電話，越問越糊涂。最后她干脆親自聯系社保局，“從社交平臺到官方APP，從網友留言到官方熱線，信息不僅瑣碎，而且越多越讓人摸不著頭緒。”

那一個月的反復溝通，讓她第一次體會到父母眼中的“復雜世界”——他們不是不關心未來，而是被繁瑣的程序和看不懂的政策擋在門外。

《白日之下》劇照

王晴給公婆繳社保的過程更加艱難，用她的話來說，那段時間仿佛經歷了一場“家族博弈”。家庭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婆婆覺得“錢放銀行最保險”，大姑子譏諷“養老金還不如買肉吃”，連丈夫都說她“發瘋”，但他們目的是一致的：不同意她補繳社保。

那段時間，王晴幾乎獨自扛下了全部溝通壓力。到最后溝通無果，王晴自己拍板，直接刷了4.5萬的信用卡，替公公一次性交齊了社保。“公公第一個月拿到739塊退休金后，婆婆在親戚群里炫耀，說‘多虧我媳婦有遠見’。”那一刻，她覺得所有的爭吵都值了。

角色變換

對年輕人來說，補繳并非一筆簡單的金錢支出，而是一種與父母、與過去的自己重新對話的過程。

“那天我在出租屋里，轉完五萬塊給爸，又轉十萬給媽，存錢在廣州買房的愿望好像又遠了一點。”

陳茵記得那晚，她靠在沙發上長嘆一口氣，心里卻意外平靜。那是她第一次真切地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家里的“頂梁柱”。父母年歲漸長，但他們醫保和社保都不全，她不再是家庭里被供養的人，而是開始承擔起反哺的責任。

在過去，反哺的責任在多子女家庭意味著“養老有人輪流分擔”，但在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三十余年后，一個孩子往往要同時承擔贍養父母、撫養子女的“雙重負擔”。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家庭戶均人口已降至2.62人，比2010年（3.10人）減少0.48人，這意味著一個家庭中的“撫養人口比”不斷上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報告指出，獨生子女家庭正在成為養老壓力最集中的單元，“代際支持關系趨于單線化，家庭養老功能明顯減弱”。

2020年我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家庭戶均人口降至2.62人

這種單線支撐的家庭結構，使得“焦慮”變成了一種連鎖反應。父母擔心“孩子太辛苦”，孩子擔心“父母沒保障”；中年人一邊繳納社保，一邊資助父母補繳，一邊還要為自己的未來儲蓄。

不過，給父母補繳養老金，讓兒女們不約而同地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角色的轉換。

陳茵說，過去家里的大事總是父母做主，如今他們遇事會先征求她的意見。“以前他們是頂梁柱，現在好像我成了主心骨。”

前段時間，陳茵的母親在縣城醫院查到身體出了點問題，醫生說要做手術。如果是以前，他們可能自己做完手術才會和女兒說。但這次，他們主動打電話給陳茵并詢問她的意見。

陳茵認為縣城醫院不可靠，于是安排父母來廣州的大醫院復查。在檢查過程中，為了不讓母親擔心，陳茵一直在安撫母親的情緒，在等待的一周期間一直悉心照顧。

周婧也有同樣的體會。補繳后，父母幾乎事事聽她安排，“他們從不懂政策、怕麻煩，到現在會主動問我養老金漲沒漲，家里的一些決定都先聽聽我的想法。”這種依賴感讓她既心酸又踏實。

而對王晴來說，“成人禮”不僅意味著反哺，更是一種認知上的成長。她笑說：“我以前以為孝順是多回家看看，現在覺得，幫他們規劃養老才是真正的安全感。”

《八零九零》劇照

在她們看來，養老金不只是錢——正如王晴說的：“那是老人的底氣。自己買菜、自己看病、偶爾給孫輩買個小禮物——那種能自己做主的自在，就是最體面的老年生活。”

“父母有了養老金，不用每個月向我要錢，也不怕生病。其實，我是替他們，也替自己松了一口氣。”陳茵說，她已經不記得是哪天突然意識到自己長大，只知道，從那次去社保局的路上起，她的電話里再全是不是父母的關心和牽掛，更多的是成為了父母可以隨時求助的安全網。

提前規劃

如果說為父母補繳社保是“成人禮”，那給自己購買養老保險、提前規劃養老則更像“未雨綢繆”。

林嵐第一次認真思考自己的養老問題，是在二十四歲那年。那時候她剛入職一家教培機構，還沒結婚。工資不算高，但她已經開始規劃自己的老年生活。

“我所在的行業本身不是特別穩定，所以想給自己的老年生活找一個支點。那時候覺得，不想把命運交給別人，不想有一天靠孩子或者靠運氣。”她說。這幾年來，她的保險總額已經交了將近四十萬元。

在大多數人還沒來得及想未來的時候，林嵐已經開始為六十歲的自己鋪路。她說這是出于“焦慮的具象化”——行業動蕩、收入不穩、利率下行……一連串詞語被她列成筆記，像一個隨時可能下沉的清單。“我想提前準備一點底氣。”

疫情之前，林嵐的工作節奏是加班常態化：備課、帶班、評估、招生。她的工資和行業熱度直接掛鉤，也因此波動劇烈。正是在那段時間，她第一次產生了“要穩定現金流”的念頭。

《熟年》劇照

當時，她每天晚上下班都會打開知識社區，搜“養老保險”“理財規劃”之類的關鍵詞，并因此結識了一位保險經紀人。對方幫她設計了一個長期養老方案——每年繳2.5萬元，連續繳20年，從60歲開始領取養老金。“我當時想的是，不一定非得拿最高回報，但至少要有持續收入。”她按照退休后每月兩萬元家庭支出的目標倒推，預計其中六千元來自保險的穩定返還。算下來，到六十歲，她可以每月領取一筆固定金額，終身領取，累計約120萬元。“你要知道，我父母那一代人，連養老金怎么計算都搞不清楚。”她說，“所以我必須早點開始。”

林嵐形容自己是“在有限資源里規劃未來”的人。為了這份保險，她也做出了一定的犧牲。“以前我每年會出國兩次，但那幾年疫情剛好出不去，就干脆把那筆錢拿來買保險。”她笑說，“算是一種被動節流。”

每年二萬五的保險支出，對她的生活并非沉重負擔，但疊加其他保險，確實讓她感到壓力。她記得最艱難的時候，是疫情期間停工那幾個月，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她動用存款也要堅持按期繳費。“那時候身邊人都不理解，連我媽都覺得，自己都沒穩定收入，還給保險公司送錢。”但在她看來，穩定的現金流才是養老的關鍵。對林嵐來說，提前鎖定現金流，是掌控生活的一種方式。“買保險不是為了變富，而是一種規劃，是為了有尊嚴地老去。”她說。

如果說林嵐的規劃來自理性，那么她母親的觀念則來自慣性。母親在農村長大，對金融產品沒有安全感。父親在疫情時去世，沒能留下任何養老儲備。“我想過給媽媽補繳社保，但當時她已經六十三歲，過了補繳年齡。”

于是，她選擇每月固定轉賬六千元給母親生活，其中兩三千讓母親自由支配，“至少她能買自己喜歡的東西，過體面的老年生活。”

《八零九零》劇照

她非常清楚，自己與上一代人之間最大的不同，不是經濟狀況，而是觀念。“他們那一代人覺得養兒防老是天經地義，我們這一代更多是自我負責。”她打算老了之后去養老社區，“那種可以自己做主的生活更適合我，也不會給孩子添麻煩。”

林嵐很早就參觀過幾家養老社區，印象最深的是和當前保險公司合作的中產社區：房間干凈、老人們有各自的興趣班，還有醫生常駐。只要累計交夠100萬保險金就能入住，“我現在買的這家保險正好對接那家養老社區。”她的計劃清晰、細致——就像提前寫好的一份“人生預算表”。

她也開始在網上關注養老話題。看到有年輕人調侃，她總會忍不住留言：“早點規劃不會錯。”她分析得很清楚：“反對交社保的，要么是還沒成家、沒感受到生活壓力的人；要么是真的沒余錢去交的人。”她理解他們，但也提醒自己不要陷入“等一等”的心態。

“我不相信運氣。”她說，“我相信規劃。我母親老了需要照顧，孩子也剛出生。現在提前做好準備，其實是在給未來的自己減負。”她的語氣里沒有焦慮，反而有種踏實的安全感。“現在我已經不怕變老了，因為我知道，到那時候，我依然能靠自己過得很好。”

作者 | 實習生楊帆

編輯 | 吳擎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阿車